我们通过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来，曾国藩这位打工仔，在跟他的终极领导咸丰咸老板共事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很愉快的，甚至是很不愉快的。而且曾国藩在处理这种上下级关系的时候，有时表现得也很强硬，甚至很过火。难道这就是他与领导间关系的处理艺术吗？难道他在家训中教他的弟弟时，也会让他们这样跟领导对着干吗？
事实上，这两件事还真的能看出曾国藩在处理与领导关系时的工作原则与艺术，只是其内涵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而已。
首先，这两件事上，曾国藩之所以如此强硬，其背后都是有苦衷的。
第一件，也就是曾国藩写意见，还当着满朝文武当堂大背意见书，差点惹毛了咸丰，让他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这事儿上曾国藩表现得如此慷慨激昂，熟悉他的人，说实话都大出意料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曾国藩平常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不至于这么极端。不要说别人了，连曾国藩他爹都大出意料之外。曾国藩上书之前，曾把这篇骂皇上的表章亲手抄了一份，让人送回湖南老家给他爹看。他爹一看，就说坏了，说新皇帝才上台，你就这么直不笼统地批评他，你这是要给我们曾家惹祸啊！
可真正奇怪的是，曾国藩要上表，要给皇帝提意见，他干嘛还把这意见书抄一份送回湖南老家呢？他这不是搞得人尽皆知吗？
事实上，曾国藩还就是要搞得人尽皆知，尤其是要让他那帮湖南老乡人尽皆知。
原来，曾国藩之所以冒死上谏，是因为他有一帮湖南老乡，也就是湖南籍的一帮读书人，像后来追随他的罗泽南、郭嵩焘这些人，这时候都在指责他。指责他什么呢？指责他尸位素餐，明哲保身，没能体现湖南忠臣的血性。
曾国藩向来以理学传人自命，平生最喜欢说的就是“忠”、“诚”二字，这被人指责为尸位素餐，不就是假道学了吗？所以曾国藩一不作，二不休，你们说我什么？说我不忠不诚？我岂止是忠诚，我曾国藩讲的是“血诚”。不就是“文死谏、武死战”嘛，我就“死谏”一回给你们看！
所以他一方面按正常程序递交意见书，一方面出人意料地在朝堂上背意见书，另一方面还这份意见书寄回了湖南老家，就是让那帮追随他的湖南知识分子们看看他曾国藩到底是怎样的血性！
果然，曾国藩这一招轰动天下，人人称赞他是敢于直谏的忠臣，而湖南那帮知识分子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唯曾国藩马首是瞻。
当然，曾国藩这事做得虽然有做秀的份儿，但归根结底，也不全是做秀。他在日记里也反思过，即使不为赌气，他只要意识以咸丰咸老板的问题，他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员工，最终也是会把意见提出来的。因为他曾国藩自命自己就是一个忠诚到“血诚”的人，这也是他一生信奉的信仰所在。
第二件，他在江西战场撂挑子，借此要挟咸丰帝，要江西的地方行政大权。这看上去有伸手要权，有玩弄权术之嫌，但实际上曾国藩也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当初，曾国藩攻下武昌的时候，咸丰一开始高兴至极，等到祁隽藻说了一句曾国藩以一个请假在家的汉人官员的身份，登高一呼，四方响应，这恐怕不是一件好事，咸丰立刻像有一盆凉水搂头盖顶地浇下来，当时就说了句：“走了半个洪秀全，又来了一个曾国藩！”那就是要满汉相防，要防着曾国藩了。所以终咸丰一生，都时刻提防着曾国藩。曾国藩在江西打仗，咸丰却不给他实职，以至于曾国藩因为没有地方上的行政权，经常导致断粮断饷，湘军几乎要维持不下去。
曾国藩也真不容易，一方面自己想方设法筹款筹饷，另一方面还得竭尽心力跟石达开鏖战，偏偏他又打不过石达开，所以内忧外患，可以说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
虽然这样，曾国藩开始还是在苦苦支撑。刚好他爹死了，他回家奔丧，借此跟咸老板伸手要权，本来也就是个权宜之计。没想到咸老板也是个牛人，还就跟这位不可或缺的曾员工耗上了，导致曾国藩骑虎难下，最后只得在家憋了一年。
这一年，通过曾国藩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实在是后悔坏了，他甚至反悔自己不该跟咸丰伸手要地方的行政权，以至于自己差点儿落到了不忠不孝的败臣的地步。所以一年后，当浙江战事吃紧，咸老板又需要他回来的时候，他二话不说，也不要权了，甚至连旧事一句不提，立刻走马上任，出来上班了。而且这一次出来后，是更加的兢兢业业，更加的努力勤奋，从此成就了咸丰咸老板手下第一模范员工的美名。
所以我们说，这两件曾员工跟咸老板叫板的事儿，只是看上去很僵，内里却是别有玄机、别有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