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不仅曾国藩有这样的教训，很多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我们分析他们的得失成败，会发现，其实“一个好汉”有没有“三个帮”、“一根篱笆”有没有“三个桩”，往往是得失成败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请注意，是“最重要”，而不是“重要之一”。
为什么呢？一般来说，那些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既然能称之为杰出人物，自身的素质、素养、智商、情商，以及潜能，基本上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他们自己够杰出的时候，还能不能容忍别人的杰出。
比如宋代最有名的改革家王安石，天纵奇才，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他的很多改革思想、改革措施，可以说是极具超前意识的。甚至有人说王安石的改革思想跨越了千年，直指当下。也就是说他的一些改革主张，到现在，还能对我们的生活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所以王安石不是一般人，他简直就是个超人，虽然他不像超人那样穿着裤衩和披风，但他具有超人的思维与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王安石不仅有超人的思维，还有着超人的行动能力。他当年在浙江当地方官，别人家里搞装潢，他们家也搞装潢，但王安石家的装潢很别致，王安石拿毛笔在墙上写几个大字就当装潢了。当时王家客厅的墙上写着八个大字：
“不求做官，只求做事。”
所以王安石走乡窜户，在地方上试行改革，因为有强大的行动能力，所以当时就取得了成效。
你看，既有超人的智慧，又有强大的行动力，要“数风流人物”，王安石怎么也可以算一个了吧。
可问题是王安石在全国推行改革之初，什么事还没开始做呢，就先喊了一句惊天动地的口号。
什么口号呢？
有名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这个“三不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我王安石就要大张旗鼓地改革变法了，这时候会有人用灾异现象攻击我，但我王安石天崩地裂也不怕，这叫“天变不足畏”；变法动到即得阶级的利益，他们会像疯狗一样地来咬我，来诋毁我，这些我也不怕，这叫“人言不足恤”；最关键的是第三句，“祖宗之法不足守”，就是说改革自然要出新规定、新法令，这些法令跟旧制度，也就是祖宗之法，自然会发生抵触，中国人喜欢抱住祖宗之法不放，我王安石觉得除旧才能迎新，所以“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这话一说完，当时就捅了马蜂窝，当时就惹恼了这样几个人。这几个人名字在中国历史上也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哪些人呢？
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程颢。
中国当时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最讲究什么？最讲究传承，也就是祖宗之法。农业文明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耕种，你耕种的经验与技术哪儿来的？是你爹教给你的。你爹的经验哪儿来的？是你爹他爹教给他的。没有传承，就没有农业文明。所以祖宗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那是不可动摇的。所以骂人忘本有个词叫“数典忘祖”。民间骂人就更形象了，西方人骂人只是“Fuck you！”中国人骂人骂的却是“Fuck your mother！”为什么是your mother而不是you呢？就是为了要搞乱你的血缘关系。所以历代变革在中国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总是打着复古运动的旗号，进行变革的事实。
当然，因为这句“祖宗之法不足守”捅了个大马蜂窝，后来，连王安石自己也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最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听说这话后，也很生气，说哪个混蛋说“祖宗之法不可守”的？是王安石说的吗？把他叫来。结果王安石来了之后立刻否认，说我可没这么说过，不过，皇上，要改革，就应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他把他的改革主张又通俗地阐释了一遍，意思还是这个三不足。
所以因为观念之争，司马光、苏轼，还有二程兄弟这些人，立刻吵成一团。要知道司马光、苏轼这些人，哪一个是小人，哪一个是坏蛋呢？他们哪一个不是心怀着家国天下的理想，哪一个不是甘愿为百姓、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呢？可是因为观点不同，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由此开始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北宋文人党争，而一个时代的精英智慧，在无休止的吵闹中消耗殆尽。
虽然司马光、苏轼这些人原来还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但王安石被神宗任命为宰相负责变法运动之后，除了锐意改革之外，心中已经装不下什么其他的了。他这时候除了满腔凛然正气之外，剩下的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视死如归的勇气。
我们说，这种正气与勇气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它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危害，即王安石开始把自己英雄化了、好汉化了，太把自己当好汉了，于是就忘记了“一个好汉要三个帮”的简单道理。
王安石当初在做地方官的时候，曾经给不喜欢他的仁宗皇帝上过一篇奏章，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后来也是王安石变法的纲领性文件。之所以有名，不仅是因为文章写得好，更关键的是因为写得多，所以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后来又有个外号，叫“万言书”，整整写了一万多字。要知道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象形会意文字，携带的信息量在各种文字里可以算是最为丰富的，古文写一万多字，那就非常不得了了。所以仁宗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说这是谁写的文章，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再一看，是王安石写的，他本来就不喜欢王安石这个人，所以没看完，就扔废纸篓里去了。
仁宗不喜欢，可自有人喜欢。后来的神宗皇帝，当时年龄还小，从废纸篓里捡到了这篇万言书，看过之后，当时就说了句话——“我选择，我喜欢！”所以他后来一登基，就力推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
神宗支持王安石到什么地步呢？他曾对王安石说过一句名言，叫“卿我一人耳”！就是你办事，我放心，咱们俩是一条心！王安石听了这话之后，热血沸腾，誓死要把改革推行下去，于是自然就自我英雄化，“虽千万人，吾往矣”了。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为了表达自己的改革主张，足足写了一万多字，所以叫万言书。可司马光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观点，写信跟他商榷，写了多少字呢？
三万言书！三万多字！
要知道用古文写三万多字的文章，那实在是前无古人了。司马光相当于写了一篇博士论文——《论我不同意王安石变法的十二条意见》。
但是，跟仁宗不搭理王安石的万言书一样，王安石也根本不搭理司马光的三万言书。他的回信寥寥几笔。司马光来信三万言，王安石的回信只有417个字，这篇文章很有名，很多人中学时都学过，就是《答司马谏议书》。
主要内容就是回答司马光，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要支持我，就出来跟我混；你不要不支持我，就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这就是典型的非暴力不合作，用网络语言来说，就是——你要迷恋哥，哥就是你亲哥；你不迷恋哥，哥就是传说！
而且王安石还不能算是“非暴力不合作”，他的反应应该算是“暴力不合作”，他大权在握嘛，所以把那些不支持他的人、跟他争论的人，统统赶出京城，贬到外地去。什么司马光、苏轼、苏辙，都被他赶走了。眼不见心不烦，你们不跟我干，我王安石一个人干！
这叫什么？这就叫个人英雄主义。英雄和好汉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因为心理膨胀，所以作为一个好汉，根本不需要别人来帮。
但人是社会关系的人，没人帮，你的个人英雄主义，注定只是个悲剧的英雄主义。王安石个人的结局和他的改革变法的结局都一样，因为文人党争，因为众矢之的，所以在当时就惨遭失败。
反观中国古代改革的另一个典型张居正，《明史》上指责他为了改革，甚至不惜与太监头子冯保结盟。要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对太监，那是极为不耻的。但凡有骨气的文人，要是谁跟太监做朋友，那说出去，可是丢脸丢到祖宗那儿了。
可张居正想得就很清楚，他是把自个当好汉，所以他跟王安石一样，也锐意改革，但他知道“一个好汉三个帮”，那三个帮他的不一定非要是好汉啊！所以哪怕是太监，只要他能帮到你，能让你实现改革的理想，就应该拉拢他、跟他结盟。
所以毛主席读《明史》说，整个明代，最大的问题就是宦官乱政，可就在张居正改革的十年里，宦官问题一点都没有，宦官势力不仅没成为改革的阻力，还成了有力的帮手。所以比较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变法，其中有个最大的差别，就是用人、识人的差别。
所以中国人还有句俗话，叫“可以不读书，不可不识人”。最典型地反映了这句话的精神的，就是那位有名的流氓大亨皇帝——汉高祖刘邦。
刘邦原来基本上算是个文盲，大字不识几个，还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连他爹都不待见他，认为他这个儿子最没出息。但刘邦后来居然成了皇帝，开了大汉四百年天下，凭什么？刘邦自己说，就凭一条，凭他会识人，会用人。
韩信说自己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说依刘邦的能力，带不了多少兵。刘邦便问那你怎么成我手下了呢？韩信说大王您不善带兵，但您善带将，就是说你会识人、用人啊，我这么有才的人，项羽不用我，你用我，所以你能成事啊！
刘邦听完哈哈大笑，这一笑就是对自己能用人的自诩，这一笑就开了大汉四百年天下。
所以刘邦百无一是，只有一样特长，会识人才，会用人才，就凭这一点，就最终战胜了项羽这样的自命不凡的英雄好汉！
所以说，越是英雄，越是好汉，越应该时刻警惕，要识人，要用人，要有自己的人才团队，要懂得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
在长沙的曾国藩，被搞得灰头土脸，就是因为他太把自己当英雄、当好汉了。自视英雄本身并没错，错的是，他居然搞起了个人英雄主义，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一个人与整个湖南官场为敌，最后当然没什么好下场。
幸好，曾国藩在修身上最大的本领就是他善于反省。他先是忍气吞声地退出了长沙，来到了衡阳，然后痛定思痛，反思自己在长沙办团练的得失成败。这么聪明的曾国藩，一旦静下心反思、反省，立刻想出了问题的关键，就是自己这条好汉，没有伙伴，没有帮衬，没有属于自己的团队。
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根篱笆三个桩”，至此，曾国藩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以后，他最为关注的事情，就是选择他的团队伙伴，建设一支属于他自己的团队，并形成属于他曾国藩的团队风格。而他真的做到了，这个团队，就是后来名闻天下的湘军。
你看，湘军原本只是一支地方武装，但现在湖南的各种文化都喜欢用湘军文化来标榜，有电视湘军，有体育湘军，有文化湘军，还有商贸湘军，这说明由曾国藩一手开创的湘军文化，已经成了一种独特的团队风格。
曾国藩在长沙的时候，想的还只是一个人办团练，吃了亏到衡阳之后，他想的就已经是一群人办湘军了。所以他在衡阳，先是努力沟通好与当地官场的关系，然后登高一呼，以利益与道义为旗帜，四方招募贤才，也就是找属于他曾国藩的“三个帮”和“三根桩”。
果然，只要有用人之心、识人之能，人才自然就会聚集过来。曾国藩先后找到了他的黄金搭档胡林翼、罗泽南，他的五虎上将彭玉麟、杨福载、塔齐步、鲍超、李续宾，后来还有他的接班人李鸿章，甚至还有后来与他一时齐名的左宗棠，还有后来洋务运动的一大批干将。
当时有人评论说，曾国藩后半生虚怀若谷，广纳贤才，以至于“天下人才，尽归曾幕”（王闿运《湘军志》）就是说天下的人才，后来都到曾国藩的手下。
你看，到这个时候，曾国藩这条好汉，就不是三个帮了，而是三十个帮，三百个帮，三千个帮。
而同时，太平天国那边却不停地发生内讧与内乱，由于洪秀全用人无方，又无识人之能，兄弟之间反目成仇，最有才的杨秀清被杀，最能打的石达开被逼出走，大好局面分崩离析，洪秀全最终成了个孤家寡人。
所以曾国藩后来也曾评说，说自己最终能战胜洪秀全，他胜在识人、用人之胜，而洪秀全则败在识人、用人之败。
所以曾国藩平生也特别喜欢民间的那句俗话：“可以不识字，不能不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