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曾国藩既然深谙“做多必得”之道，他在他的家训、“挺经”里也一定会把它当作一条重要的人生智慧传授给他的学生与后人。那么曾国藩的“做”法到底有哪些内涵呢？
说到这一点就要说到我个人研究曾国藩家训的心得与体会了。曾经有朋友问过我，说你研究曾国藩家训，那么会不会自己也给孩子写一些家训呢？我说很惭愧，在古代，家训一般是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辈或者家庭中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家长来写的，我个人还没到那个境界。但如果从教育孩子的角度上来说，也不是一点没总结过，勉强可以称之为家训的倒有一个“四做”理论，巧的是这个“四做”理论，倒也和曾国藩的“挺身入局”的“耕耘”说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一，我称之为：“做，别怕错。”用曾国藩家训名言来说就是：“但问耕耘，莫问收获。”
做事情，最怕“前怕狼，后怕虎”，思前想后，顾虑重重，尤其是若放不下功名心与是非心的话，那就更麻烦了。我说“做，别怕错”，是因为我的孩子小，主要是鼓励他放开手、放开胆去实践。曾国藩说“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则是上升到实践论的最高境界，也就是放弃功利性的目标与得失，去享受实践的过程。试想，人生要做到这一步，那就彻底解放了，那就真正幸福了，因为这样你就真正活在了当下，活在了此刻！而事实上，人也只能活在当下，活在此刻！
有一次，曾国藩的湖南老家湘乡当地要修地方志，清代是很重视修地方志的，修志的学者都要经过各方的推荐。湘乡当地的很多乡绅名人都认为曾国藩的大儿子曾纪泽的才学很大，就有很多人联名推荐曾纪泽去参与这个地方志的编写。当然，曾纪泽的才学确实没得说，但他当时也不过才二十多岁，太年轻了，虽然才学好，但有那么多人推他，不用说，还是有曾国藩的因素在里面的。
曾纪泽是个聪明人，他也担心自己的才学不够，若万一表现不好，不仅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父亲的面子，所以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但想来想去还是很犹豫。
当时曾国藩常年在外带兵打仗，可他一直对家中的大事小事都很关心。曾纪泽虽然没向老爹汇报这件事，曾国藩却很快就对这个情况了如指掌了。于是他先写信问询此事，了解到孩子的想法后，他写信给曾纪泽说：
“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曾国藩全集·家书》）
这话是从规律上说天下的事不去做要想找到人生的价值、建立人生的成就那是不太可能的，有时候不是人去找事，而是事来找人。当事来找人的，好像你是被动的，好像你要做的事是事态发展到一定地步逼出来，这就叫“有所激有所逼”，但就算是被事所激、被情所逼，只要你肯去做，还能有一大半的成功机会呢！
事实上，天下那些成功的事里，有一半都是这样被“激”出来、“逼”出来的。
所以，曾国藩在家书里很明确地劝儿子说，做事情要“放开手，使开胆，不复瞻前顾后”。他甚至说：“有才干，定要表现之。”（《曾国藩全集·家书》）你看，这个老爹说到这份儿上，他自己也多少有点年少轻狂的样子了！
所以，“做，别怕错”，就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来看，错，有时比对还好。哪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哪一个影响人类的科学贡献，不是经过无数次错才对了一次的呢？如果总是对，没有错，那反而危险了，反而要大错特错了！
第二，我称之为：“快做，别磨蹭。”这是一个行动效率问题，用曾国藩的家训名言来说就是：“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曾国藩全集·家书》）
《论语》里有句名言，叫“三思而后行”，很多人都误解了这句话，以为孔圣人教我们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其实，这句话虽然出自《论语》，但它却并非孔子所言，更非孔子的观点，甚至孔子的观点与之正好相反。
这句话出自《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是说季文子这个人啊做每件事都要考虑很多次，这个三还不止是三次，在古文里往往虚指，是指很多次的意思。孔子听说了之后就很反对这样的行为习惯、行动风格。他明确地表态说：“再，斯可矣。”是说做事情考虑两次就可以了。这个“再”不是虚指，而是确指，就是两次。不要什么“三思后行”，“两思”就马上去“行”吧！要不黄花菜都凉了！
其实，中国有很多事都毁在光说不练上，因为光说不练也往往是“三思而后行”的一个结果，而“三思而后行”也往往是光说不练的一个重要推辞。所以曾国藩说“五六分把握即做之”，一则提倡实践精神，二则也是要提高行动效率。
第三，我称之为：“专心做，别马虎。”用曾国藩家训名言来说就是：“凡事皆贵专。”（《曾国藩全集·家书》）
一者专，一者恒，这两点大概算得上是最重要的行动方法、行动原则与行动智慧了。当然，也是最好的行动习惯。事实上，是否能做到这两点，也是能否从行动力层面上升到执行力层面的关键。至于“恒”，我们已在曾氏家训的修身篇里讲过，这里就重点讲“专”。
曾国藩说“凡事皆贵专”，是说做任何事，最重要的行动能力与行为习惯就是要专心，只要一专心，事无不成。尤其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更是如此，所以他说：“凡全副精神专注一事，终身必有成就。”（《曾国藩全集·家书》）
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现身说法。他在家书里对曾纪泽说自己平生有三耻：
“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出。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曾国藩全集·家书》）
其中第二耻，是说自己没有恒心；第三耻，是说因为自己学书法不够专心，所以书法一道，别无成就。
其实，除了第一耻，他确实不懂天文算术之外，另外两耻都是他的自谦之词。
他的恒心与毅力世难有匹，一个“直面惨淡人生”的日记一写就写到了临终，一个“日课十二条”一做就坚持了一辈子，他再说自己没恒心，我们也要因而生“耻”了。
当然，曾国藩也是晚清大书法家，可他还说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之所以写得不好，就是因为当初练字的时候不够专。所以他在另外一封给儿子的家书也说：“余年已五十，而作书无一定之风格，屡有变迁，殊为可愧。”（《曾国藩全集·家书》）还是说因为练书法不够专而羞愧。甚至不光对儿子这么说，他在日记里也这样自我检讨说：“吾于三十四岁时，规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曾国藩全集·日记》）所以，当他了解到儿子曾纪泽学柳体《琅琊碑》，还没满一月，就以为“遽跻神妙”乃至要转而涉猎的想法时，就痛下针砭，又一次现身说法，让儿子一定要养成“专心致志”、“凡事贵专”的品格。
第四，我称之为：“边想边做，动脑筋。”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勤可补愚拙。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曾国藩全集·书札》）
曾国藩所说的这个“勤”包含的意思非常丰富，既包括勤劳、勤俭的品格，又包括勤于动手、勤于思考的行为习惯与思维习惯。
曾国藩在家训里非常看重这个“勤”字，认为“勤”不仅可以“养生”，还可以“善心”，还可以“致功”。
“养生”不用多说，曾国藩家训主张“耕读传家”，劳动耕作是他最看重的，我们平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在曾国藩看来，就应该是“生命在于勤劳”。不仅“生命的长度”在于勤劳，而且“生命的力度”也就是“生命的价值”也在于勤劳，这就是勤可以“致功”。
这个“善心”其实说的是“善脑”，也就是行动能使大脑变得更聪明，更智慧。古人一般都以为思考的功能是心脏完成的，所以一般都以“心”代“脑”。虽然曾国藩的生理学知识没有那么丰富，但他的心理学知识在当时也可谓大家了。他主张勤可以“善心”就是主张勤于动手与勤于思考是一个相辅相生的有机整体。这一点，是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明了的。
所以，曾国藩在人生最后关头，曾经留下一个著名的遗嘱给子女，他让曾纪泽当着他的面也当着家里所有人的面读完这个事先写好的遗嘱后，他才溘然长逝。曾国藩在这个遗嘱中为孩子提出了四条人生建议，分别是“慎独而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而神钦”。其中在“习劳而神钦”中他说：
“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曾国藩全集·家书》）
所谓“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这就是要孩子们养成思考与行动并重的良好习惯。
“鸟之将死，其言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只从这条小小的建议、这份独特的遗嘱就可以看出来——曾国藩真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也真不愧是一位家庭教育大师！
曾国藩作为一个慈祥睿智的父亲，曾经给孩子们讲过一个小故事。他说我们湖南老家有一个人，打算要到京城去。他计算了很久，也准备了很久，甚至还告诉了很多朋友，甚至每天在家也提他要去京城的计划。可是他一直这么说，却从来没有迈出过老家一步。这样的人，你们说，该是多可笑啊！
曾国藩因此作有一句家训名言说：“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曾国藩全集·家书》）
其实，“挺经”的“刚”就是强大的行动力与执行力，“挺身入局”的精神也不过就是两句话：
我们不做，谁来做？
现在不做，何时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