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经常把自己摆在一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长进，就会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他用阴阳来比喻。忿，就是愤激、愤怒、情绪化。曾国藩称它为“阳恶”，也即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情绪难以控制。石成金说：
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舛而乱；迁怒于人，而怨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所容；所故之加，必虑祸机怕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患，且可养生。
当然，懂得运用忍字，也并非一味忍耐，软得像泥，这种忍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在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时，常常可以发现曾国藩总是在忍与不忍之间徘徊、抉择。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忍也得忍。
有一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的兵之间因赌博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将府，捣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又冲入巡抚射圃中的曾国藩私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幸好有属员护驾，曾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其的奏折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所以，他对绿营兵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曾国藩连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从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而屏斥塔齐布，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易位”的“血诚”，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文武不和，兵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底，愤走衡阳。
当然，曾国藩的忍更多时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候，他又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西征尚未抵达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长江上游，武昌最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兵勇，并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镇将，驰赴下游。”十月初二日又接到上谕：“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谕：“武昌省垣情形万分危急，……着曾国藩遵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当时，曾国藩正在衡阳训练他的水陆两师，他与骆秉章商量，拟叫张丞实招募湘勇三千人赴鄂，表示一点意思。正在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其后，太平军踞有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授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晋奏称：“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雇觅船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这正中咸丰帝的下怀，当天就下令曾国藩带楚勇六千，“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咸丰帝在手谕末尾加了几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 “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按理，曾国藩受命于危难之秋，正是沙场效忠之时。岂料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复奏中说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语褒嘉，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顶踵，急图报称于万一”的陈词以后，又数了许多困难，“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待广东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他并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火了，严厉地斥责道：“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以汝之才务，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心如所言办与朕看！”这段长长的批语，既有褒奖，也有谴责，既有期望，也有怀疑。曾国藩之所以如此迟迟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实际困难，也与他的座师被崇伦参劾，不得不出守黄州时给他的信有关。信中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以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相处，固不同也。”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信说：“吾两次谕言，不可草率一出。皆极确当。”他不率兵东下，显然是遵循了座师的教诲。此时，曾国藩虽已上千天怒，但他仍“以持重为意”。对“赶紧赴援”的谕旨置之不顾，只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再次陈述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脱自己迟缓不援的过失。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庐州兵败自尽，曾国藩的亲家、候补知府陈源兖及知县邹汉勋等同时死事。虽然曾国藩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与太平军为敌的这些人的命运，但是，于鄂皖危急之时，曾国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义上实在难辞其咎。
羽毛须在长满之时方能放其遨翔于广大天空。曾国藩确“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他羽不丰，也确难远援鄂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宁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智浑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漕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罗、王的湘勇也不听他的节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艰苦经营。
从曾国藩的经历中，我们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有这么两种忍，一种是忍受别的压力，努力让事情成功；一种则是宁可贬屈自抑，激流勇退，让别人去成功。这两种忍孰下呢？从曾国藩晚年剿捻军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后一种忍往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说，除非万不得已，后一种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后，接替剿捻大任的。但当时曾国藩为避嫌疑，已大大削减了他的湘军，因此，剿捻只好用李鸿章的淮军，造成指挥不灵。在剿捻过程中，他的步步为营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却又因为受到小小的挫折而心灰意冷，把剿捻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李鸿章，成为终生遗憾。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结果，除了个人的品性，年龄因素似也不可忽视，因为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当时还是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年壮气盛。何况他本是个不甘寂寞，拼命做官的瘾君子，早有“壮志不肖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的抱负，他对在江苏战场一显身手，获得个一等伯爵、江苏巡抚远不满足，还待更展“鸿图”；他这时官不高，位不显，还不存在像清廷与曾国藩之间那样的隐蔽而又尖锐的矛盾，不需要“避权势，保令名”；加上满清朝廷还有意抬举他，以压抑曾国藩。所以，他可以“拼命做官”而无多顾虑，以致朝廷命他署两江总督时，他竟不顾“沾谦抑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迫不及待地向曾国藩索取印绶。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走上攻捻战场，将淮军派到了曾国藩麾下，却常常在具体调度上，与老师为难，事事干涉，越俎代庖。正如后人评论的，“朝廷虽未有北征之命”，而他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他代替曾国藩主帅地位的企图，已呼之欲出了。
淮军与湘军一样，勇为将有，将在勇在，将死勇死。故在攻捻战场上的淮军将领，名义上隶曾国藩指挥，眼睛却盯着自己的主帅李鸿章，按李鸿章的旨意办事，对于官高爵大的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这也是曾国藩办事棘手、李鸿章能趁机攫取帅位的客观因素之一。曾国藩因此感慨系之，对李鸿章说：“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后人说，曾国藩曾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错”的悔恨，这虽属笔记小说家言，但推之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有这种情绪也是有可能的。
李鸿章代曾国藩，还有一个因素，是曾国藩在攻捻战场上屡次挫败，在朝廷呵斥、御史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打掉牙齿和血吞”，坚持到底，而是神情抑郁，急求退出战场，以致前功尽弃。同治五年三月，他出师才一年，就写信给李鸿章说： “若六七个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捻。”以实现他“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的初衷。而这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在攻捻战场上勉强支撑了一年半之后，即把帅权拱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走上攻捻战场以后，除了对淮军指挥得心应手之外，并无多少新招数，依然是采用曾国藩的静以制动、设防长围的策略，然而却最后得到了成功，重要原因是他暂时不顾朝廷上下的种种责难与非议，坚韧不拔。
十分有趣的是，与曾国藩同时的，作为曾国藩同僚、好友或学生的胡林翼、李鸿章等人也都是灵活运用“忍”字的高手。
李鸿章的忍则既表现在他的用兵中，也表现在他的官场手腕中。
咸丰十一年（1861）天王洪秀全答允太平军一年之内不进攻上海、吴淞附近百里以内之地。次年初，李秀成奏命从杭州移得胜之师进击上海，英、法侵略者悍然宣布“保卫”上海周围百里以内之地。曾国藩指示李鸿章说：“会防上海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近而嘉定、金（金山）、南（南汇），远而苏、常、金陵，皆它处也。”曾国藩认为：英、法军队进入内地作战，并未得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再则，他对英法军队亦无法驾驭控制。
正是有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临别赠言，李鸿章才得以在上海立住脚，才有以后的发达。
李鸿章到达上海，组建淮军伊始，要李速战的压力大到他难以承受的程度。洋人迫不及待，天天来邀请“会剿”；朝廷也急如星火，皇太后慈禧、议政王军机大臣文祥，以各种方式催其取得“速效”。慈禧下达给李的第一道上谕就是令其出战，慈禧摸清李一时不敢抗曾国藩之令，还屡屡下诏要曾速命李西进，与洋人“会剿”。慈禧抛给李的诱饵是江苏巡抚一职，原巡抚薛焕虽因保上海有功，但因不能西进而丢了乌纱帽，李只有比薛焕更卖力，即挥师克苏州、常州，才能得到这颗大印。但最使李应付不迭的是上海本地官绅们的明求暗逼；苏南地区的逃亡地主也恨不得一觉醒来就恢复其失去的天堂。几乎是整日都在他耳边聒噪不止。冯桂芬、潘曾纬等头面人物更是出面要李服从众望，火速让他们返回故乡。这些人煞有介事地传播英王要派兵五万来“会剿”的消息，言外之意是淮军怎能让西兵先入内地呢！弄得李鸿章有时叹气：“洋人说我坏话、庙堂的责备与官绅的讥评，哪挡得住啊！”
但他咬牙挺过了这一关。当曾国藩从支持他按兵不动转而要他“勉力应允”时，他仍能挺住。他要的是保本，是自强，而不是给人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曾国藩曾教他五个字：“会防不会剿”，但他考虑得更加精明，他只肯以全军“分守”一路。为此，他对朝廷耍了个“反求救兵”的一手，大讲自己孤立无助，坚请江北多隆阿南下“会剿”。
他通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并无深入会剿之意”，而是急于找替死鬼，这就更促使他不肯轻易出兵。因此，当湖州危在旦夕，该地守将写血书求援时，李不予理睬；宁波告急，道台求李拨兵时，李反劝他“有西兵主持城守”，别怕。他就像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因为他深知集中兵力的重要性。他自有他的如意算盘：上海北线有租界，洋人自会力保，东线有浦江、有投降过来的刘玉林部，他专力经营西南线，等待时机。
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上海大雨如注，天赐良机终于等到了。在上海西南郊虹桥（今虹桥机场旁），撤退中无心恋战的忠王大军一部约三千人，与在该处筑垒据守的淮军程学启部展开了激战。于是，李鸿章集中起全军六分之五以上的兵力，亲自带队火速前去支援。而劳师远征的太平军很快便撤退了，因这一仗系忠王大军全线后撤时的掩护战，是以主动进攻来阻止敌人的追击，故施以打击后匆匆转移。而李鸿章则因此赢得诸多名誉。
所以说：“成大事者无不善用忍”，动不动就想一搏，只能算是“匹夫之勇”，是成不了大事的，当然这也并非让人“逆来顺受”，在忍耐中积蓄自己的力量，当机会来临时，来个倾力一击，大事成矣！
成功语录：从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导己者，权宦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
意志如钢，坚韧不拔
每一个人都明白忍耐的含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始至终用忍行事，也就是说常人只能忍耐一时，或是只能忍耐一件事，常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而曾国落却做到了“意志如钢，坚韧不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