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题的意象化
中华文化中的艺术思维，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显着的特征，叫做“意象”（image）。意象是“心象”与“物象”相纠缠相结合的智慧呈现。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立象显意，而是物象心灵化和心灵物象化的交溶性晶体；它既来自物象对作家的刺激，又挣脱了自然具象而升腾到一定情思高度的感悟形态；它从实际的、客体的秩序中抽取出来，又为新的感知而存在的创造物——一种虚幻的审美“对象”。
意象思维最早显见于中国古典诗歌。一般而言，诗的生成是“神”与“物”交合的结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雎》）歌唱者借声声相鸣且心心相印的雎鸠，来寄托求爱而结为伉俪的脉脉恋情，“雎鸠”即为一个意象。“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屈原：《九歌·河伯》）“浦”是水流分支之处，水分流而人分手，“南浦”遂成为历来离愁别绪的象征词，也是一个意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陶氏庭院东边实有一道篱笆，篱下也确实种了菊花，但一旦入诗，“东篱”就成了远离尘俗、洁身自好的代名词，无人再说什么“西篱”、“南篱”、“北篱”了；以至苏轼有“漠饶东篱嗅落英”（《戏章质夫寄酒不至》）之句，李清照也有“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醉花阴·九日》）之叹，“东篱”成了一个幻美的意象。再说“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李煜：《浪淘沙》）“凭栏”这么个普通的躯体动作，一染上浓郁的霜风秋色，也成为历代文人或怀远或吊古或悲愤慷慨的寄寓情感的符号，连今人王蒙也以“相见时难”命名他的小说了。上述“雎鸠”、“南浦”、“东篱”、“凭栏”，哪个不是自然的物象，哪个又仅仅是原始的、单调的实在物象？它们统统被艺术家的意绪浸泡过了，于是，“雎鸠”含情，“南浦”寓别，因“东篱”而隔尘世，因“凭栏”而悲怀古远……这些意象思维，主观情感深埋于自然物象背后，让经过抽取、着意点化的表象去揉动和撩拨人们的心弦。中华文化艺术中的“意象”，成了许多作家熟稔运用的策略。
通常我们以为“意象”只是以语词为载体的诗歌艺术的一个基本符号。然而从意象思维的角度去看问题，具体到意象与我们所论述的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母题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有时一个意象可以是一个小母题，有时则要由若干个意象组成母题；由于意象的母题化，抑或母题的意象化，可以使一些文化内容蕴藏其间；两者的侧重点，意象主要用于抒情文学中，母题一般用于叙事文学中；自然，也不排斥交叉重叠的情形，尤其是在多维多重有如交响曲的作品中，意象与母题以“互文”的方式联系起来，反复变奏、演绎，呈现了围绕基本母题而显示的一个又一个的闪光点，使文本图景丰富与饱满起来。
意象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神话思维、宗教思维联结起来，往往会使文化母题神奇地生长、演变。
在古代有关大海的神话、传说中，有一类海上奇闻的传说十分引人注目。由唐朝绵延至明清，在中国滨海地区传之甚广。陈寅恪先生曾提示，滨海地区的风情，对于宗教与政治关系史的研究，意义重大①① 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原因就在于，在大海边，先民们面对云生风起、潮潮汐汐的汪洋，听万类音响，探千种奥秘。滨海地区有不停的运动，不断的更新，不灭的波光，一个浪接一个浪地驱赶着人们的遐思和想象。这里的俗间非理性思维发展流布，又有外来思潮挟宗教因子而进入海市蜃楼，以海的无穷神圣和奥妙为核心的风物景观，凝为意象，发为图像，结为神秘朦胧、新奇莫测的文化母题。可以说，这种艺术精神现象，是中国古人仙话思维的一个必然产物。
在滨海地区的先民那里，文化人类学“发现了两种普遍流行的概念：赋予神性的海和拟人化的海神。”①①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第71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这两种概念在中华民族滨海古人的神秘思维中得以互补共生。《山海经》曰：“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①① 《山海经·海外北经》。，此乃北海海神；《大荒东经》则称：“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黄帝生愚虢。”①① 《山海经·大荒东经》。拟人化的海神都是人面垂耳，动物的身子。王充在《论衡》中也提及一例：“海外三十五国，有毛民、羽民，羽则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见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国，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验长寿乎？”①① 王充：《论衡·无形篇》。传闻海上生巨人，还当作神仙去看待，不难发现华夏古人对海的神秘感，且与仙话原型相沟通。
华夏先民似乎总是力图将一种神话传说稳态化地嗣续，并在已经流播广远的基础上加以增饰。如郭璞《玄中记》载：“东方之大者，东海鱼焉。行海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逢鱼尾。鱼产则百里水为血。”此一记载，与《庄子》所谓海上有鲲鹏何其相似乃尔！除了大鱼，还有大鸟。梁人刘之遴《神异录》有云：“北海有大鸟，其高千里。海中央捕鱼，或时举翼飞，而其羽相切，如雷风也。”宋人周去非写岭外奇闻，亦有神秘记录：“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有野骆驼，大鹏遇则吞之，或食鹏翅，截其管，堪作水桶。”①①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其后，在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记》里，在辛伯达的几次航海遇险中，都有大鸟、大象、神鹰、巨蛇等等的海上传闻。这些有明显共性特征的意象，同大海的仙幻原型有机地融合一道，物象、心象、幻象结合起来，古今、中外的海上传闻交织互证，既增加了传说的可信度，又强化了华夏古人将海上奇闻勾联贯通的思维方式和录异笔法，形成了一个文化母题的前后印证。
其实，早在魏晋时代就有曹植的一首名诗，可说明仙话传说、大海意象与艺术思维之间的融会：
远游临四海，
俯仰观洪波。
大鱼若曲陵，
乘浪相经过。
灵鳌戴方丈，
神岳俨嵯峨！
仙人翔其隅，
玉女戏其阿。①① 曹植：《远游篇》。
上述对海神的人格化，与类似仙话的海上仙人、仙禽的传说相绾结，使海的仙风神性愈发深入人心，也浸染于文学，表现为超现实的想象、抒情。“大鱼”、“灵鳌”成为撼人的意象，编织了海意象的图景，成为超现实的仙话结构。
（二）从“鱼尾狮”到都会图像
上述海上奇闻——海上巨人、海中大鱼、海底龙王、海底聚宝、海上危险、海上识宝等等，伴之以异国风光的展示，也敷衍扩展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母题，呈现着海上识宝古来渐趋强化的意象——图像的景观。在这里，我们可以以华人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新加坡及其华文文学为中心，对“海上奇闻”此类母题进行实际的讨论，同时考察其艺术变奏上的演进，即重新建构（configuvation）和改变构型（tvansfiguvation）对于文化属性与文学创作的影响。
新加坡一直与大海、与南洋热带的浪漫文学有缘。传说在十三世纪，沙尼拉乌他马王子到新加坡岛旅游，惊奇地发现了岛上一只浑身红色的狮子。于是他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新加坡拉”，意思是“狮城”，开启了传说与神话之旅。狮子系哺乳动物，身体长约三米，四肢强壮，有钩爪，掌部有肉块，尾巴细长，末端有一丛毛，雄狮的颈部有长鬣，全身毛棕黄色，吼声甚大，有“兽王”之称。华夏民族名狮子为“瑞兽”，《狮子舞》亦流行海内外。“狮子座”又为黄道十二星座之一，呈吉祥。自然，在作家的文学想象中，南洋早期的新加坡渔民，一直是海盗的窝巢居民，他们以杀人和杀鱼过日子，海洋是他们又恨又爱的伴侣，他们经常利用这小岛平分赃物。直到苏门答腊（Sumatra）王子来了以后，才改变他们的漂泊生活。长风阁在他的散文中，描写了神秘的狮子城人民的生活：
老人家们煞有其事地回忆说，有个苏门答腊（Sumatra）王子在淡马锡看见一只异兽。手下告诉王子，那兽是一只狮子。于是，狮子有幸成为十二世纪这栖于太平洋的岛屿的名字：新加坡拉（Singapura—“Singa”是“狮子”！“pura”为“城”之意）。接着，王子便在岛上建立起新加坡王国（kingdom of Singapore）。①① 长风阁：《狮子城身世掠影》（2001年）。
在这篇散文中，长风阁赋予狮子华族文化的属性，认为要不是这狮子承传了中华文化中吉祥物的历史缘起，恐怕会因为民族文化的敏感而引起争端，甚至担心民俗文化会在狮城消失。作者写道：
要不是承传了狮子为吉祥物这个历史的缘起，恐怕因民族文化敏感症所可能引起的争端，即使死狮子活狮子能一概获得赦免，在农历新年的狮子城里，可能再也听不到舞狮的锣鼓声了。
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岸以后，很快就把新加坡发展成一个大商港，实行英国法制体系，移民也日见增加。长风阁在《狮子城身世掠影》里接下来这样叙述：
英殖民主义者在新加坡坐上了总督的宝座，但并非夜夜笙歌、无所事事。英国人准备了各种开发新加坡的软件，包括设立一个代表各族的聚落委员会一套法律、警察制度、建设道路、码头和房屋、设立学校、开拓转口贸易、发展种植业……许多商人来自四面八方，争相到狮子城做生意。新加坡，海之众子中的佼佼者，很快地便繁荣起来了。
新加坡一步一步走上繁荣，“狮城”如“鱼尾狮”，从一个人烟稀少的渔村，一跃为声名远播的重要港口。“鱼尾狮”这一面对大海、灵动雄健的形象，渐渐成为新加坡的标识。
“鱼尾狮”的意象，可说是结合传统与现代、南洋与都会图像的最佳说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仍然是政府与民间认为最能代表新加坡的象征图像，从它的雕像被迁徙到更重要的新加坡河口枢纽，可知道它的首席地位；而“鱼尾狮”的冒险与奋斗的精神，说明了新加坡人具有东西方文化共通的进取与奋发的精神，也一再肯定新加坡是一个结合西方法治体制与东方价值观的社会。新加坡不少作家，通过多种不同的传说与象征，来表达多元社会所寻找的一个共同的中心，这便是鱼尾狮的化身。①① 如唐爱文的《鱼尾狮旁的尤利西斯》，借助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尤利西斯漂洋过海的传说，象征远赴海外探险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精神。
然而，新加坡华文作家并没有在这一海上奇闻、奇迹的母题上止步。从新加坡发展的实情着眼，作家们又从“鱼尾狮”的意象扩大到都会图像，不断把现代城市的景观、人物、神话、建筑等，通过散文的文字记载，流传下来，让我们看到狮城的前身今世。由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新华文学》季刊、新加坡作家丛书系列、《城市的呼吸》（赵丽宏、许福吉，2002年）和《新加坡的99幅文学风景》（刘金瑞，2004年）等文学刊物与选集，可以看到不少新加坡老、中、青作家，在书写狮城社会环境与景观的变迁，已转向多重与多元化的认同。这些作品可以说是狮城的文学风景，也可说是新加坡的缩影，让我们感受到新加坡华文作家对这片土地的关爱。这些散文作品，如林高《三顾克拉码头》、民迅《美世界小镇》、李永乐《开门》、罗伊菲《何处无知音》、希尼尔《荒凉自一个华丽的世纪初》、黄志伟《新山水诗》、周兆呈《老照片》、陈志锐《城市解毒五帖》、尤今《家在新加坡》、邢济众《满园春色》、淡莹《把森林还给众鸟》、芊华《都市的声音》、张千玉《惊梦三断》、蔡宝龙《闹市秘园》、陈华淑《狗·落叶》、郭永秀《葡萄架与夜来香》、君绍《灿灿的云山》等等。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一股南洋雨林与国际现代都会交融的风情，作家们怀念小镇、学校、码头、闹市、秘园、名胜、古迹、庙宇、乡村等，在新建筑中憧憬与等待未来的挑战，在新旧交替行吟之间，文字中总流露浓郁的文化情愁。
民迅《美世界小镇》是一篇怀念小镇生活的散文，文章重现与重构了新加坡武吉知马路的美世界旧日小镇，充满着对生活的憧憬：
由于得天独厚，当新加坡全国不断的发展，辗地机把郊外的小镇一个个辗成平地时，美世界小镇却能屹立不倒，且能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迈步向前，确实是可喜的事。现在的小镇，已踏踏实实的成为郊外的一个“迷你”城市了。自从裕廊区发展为工业区后，小镇已在寻找它新的生活方向。现在，它和全国各地一样，负起了建设国家、促进经济繁荣的任务。小镇，愿您继续繁荣成长，并愿你永远保有纯朴勤奋的精神。
阅读上述文字，不难发现潜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意念，有一种醇厚的本土气息。当我们置身其重建与消失的场域中，引动我们在文字中思考与寻找的，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价值。
林高的《三顾克拉码头》（2001年），写三次拜访新加坡的克拉码头，不但流露了作家关心本土文化的感情，也提醒人们要保留传统文化。林高认为克拉码头既要有南洋的色彩，也要有西洋的情调；既要有东土的神韵，也要有西方的文明；既要传统，也要现代。然而，作者也要我们追溯先人事迹，惦念祖先的情怀。他写道：
如果你觉得苦心孤诣营造出来的文化气息得扎扎实实根植于泥土里，才能生存发展，文化不会在商。毕竟，新加坡河是有魅力的。它功成身退，眼看着却将归隐去了。一声呼唤，它换个角色，站在舞台上，又漂漂亮亮地演下去。人生有多长，它的生命就有多长。三十年后，新加坡河又换个什么角色与我们见面，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