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的音响一直在中华文学传统的城堡上空缭绕，也一直在“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①① “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是旅美作家严歌苓的自比。见2006年4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心灵深处回荡。
“乡土情结”几乎是大地的儿女们普世性的心态。居于穷乡僻壤者，总是一曲高歌“谁不说俺家乡好？”离别家乡的远行人，念兹念兹自己的那一方精神故土。剪不断的乡愁，理还乱的乡愁，遂有“乡愁”母题的古往今来的演绎，成了泪珠的鉴照，并由泪珠而幻化为一颗颗昨夜的星辰。
远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从“声哀哀而怀高丘兮，心愁愁而思旧邦”①① 刘向：《九叹》。，到“过故乡而一顾兮，泣戏欷而NFDA1衿”①① 东方朔：《七谏·怨思》。；从“情眷眷而怀旧兮，孰忧思之可任？”①① 王粲：《登楼赋》。，到“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①① 李白：《客中行》。，乡思如水，乡音如流，乡愿如烟，可喟巾短情长。“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似乎总是悲叹流浪和渴望还乡。这一情境，这一心绪，成为集体无意识中代代相传的因子而留下印痕。
印痕即是踪迹。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踪迹不是一个在场，而是一个在场的幻影。它不断移动，换位和超越自身。确切地说，踪迹没有位置（也不占位置）。因而抹去踪迹恰恰是踪迹的构成部分。……区分使意指运动成为可能，吸取条件使一个在场的成分于登场时，都与其他成分相关联，而且保留以往成分的踪迹，并容许其自身被与将来成分的关系的踪迹所掏空。”①① 参见《现代西方哲学》第3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同样，“乡愁”也如同一个“在场的幻影”，随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移动、换位、超越自身，并使一种“意指运动”成为艺术上的可能。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乡愁”母题的展开正是如此。
（一）“乡愁也是一种国愁”
在中国，余光中无疑是集“当代乡愁诗”之大成者。别离之愁——思归之渴的情结，如同生命之血液流淌在他的诗文中。人们都熟悉他的名篇《乡愁》《乡愁四韵》《漂给屈原》《北望》《湘逝》《寻李白》等等，那是他回到台湾后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终于真正找到了安放自己心灵的寄所。其实，早在六十年代，他数度赴美国访学与教书，其间就写下了《当我死时》（1966年，卡拉马加），可以看作是海外华文文学中较早的一首出色的乡愁诗：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
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
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
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
在冰冻的密西根向西了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
餮饕地图，从西湖到太湖
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①① 《余光中选集》第一卷第3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诗人用“葬我”而睡整张大陆的地图，在很自由的海外，“乡愁”又把他抓了回来，抚摸自己地大物博的乡土。“地图”被饕餮，被感知化了。余光中自己说：“乡愁也是一种国愁。”《当我死时》将“乡愁”上升为对地理、历史和文化在内的整个大陆的眷念，已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忧愁，是抒情主体在物我两忘的状态下的审美境界。
也因此，旅美作家王鼎钧直言“乡愁是美学”①① 参见王鼎钧：《左心房漩涡·脚印》，台北尔雅出版社1988年版。作家的表述是：“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思乡不需要奖赏，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像感冒一样的温柔。”此乃散文家之言，至于理论表达，有待进一步展开。。另一位旅美散文作家许达然，则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说明“乡愁”在民族心理的积淀上衍生和变奏的依据。他写道：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噪着要回家，有乡思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连没有老家的也要返回乡间。
西方人的乡情虽然也有诗意，却不如中国的丰富深刻。希腊史诗《奥德赛》叙述伟大的回家旅程，但自荷马以后，西方人漂泊更远了。
英国作家却斯特顿认为，英诗里最美丽的一行是“遥远的在山那边”。有些诗人，像格雷、彭斯、丁尼生，也写过类似的诗句。一直到当代小说里，海明威的老人在鱼被吃后，想起究竟是什么打败他时，他大声自答：“没有，是我走得太远了。”然后走远后，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感到“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秦观）。这归心在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上，也在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上；无动词，因诗意贯道了。乡思扩展了民族与历史意识。英语里的“父土”、“母土”或“家土”，我们叫“祖国”，把时间推得更远，感情拉得更近了。英文里的“生地”或“家镇”，我们叫“故乡”，把时空亲切地连在一起。中国诗人甚至把空间概念的“归家”或“故家”当作时间概念的“从前”用，仿佛提到过去就想家。①① 许达然：《回家》。
海外华人的“乡愁”，往往正是扩展了民族和历史意识而成为“国愁”。这种“乡愁”扎根在华人“时空互换”的宇宙观中，其结果，就像许达然所说的“把时间推得更远，感情拉得更近了”。中国大陆散文批评家楼肇明对此作了如下回应：
家是中国人窥视宇宙、亲近宇宙的基地，“国”与“家”通用，“国家”二字连在一起，是溯之久远、垂之永恒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国破家亡即无从安身之命。漂泊流浪对中国人来说终非自愿、出之本心，是故，“乡愁美学”终是压倒了“流亡美学”。①① 楼肇明：《南天一隅，重峦叠翠，万壑争流的散文风景线》，《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第三卷第5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美籍华裔诗人郑愁予也在《边界饭店》中流露出郁结在心中的思念，并将其化作对乍见已陌生的大陆河山的真情：
秋天的疆土，分界在同一个夕阳下
接壤处，默立些黄菊花
而他打远道来，清醒着喝酒
窗外是异国
多想跨出去，一步即成乡愁
那美丽的乡愁，伸手可触及
或者，就饮醉了也好
（他是热心的纳税人）
或者，将歌声吐出
便不只是立着像那雏菊
只凭边界立看
两块血肉相连的国土被分隔，而诗人的内心中所思，就像诗中所言：“多想跨出一步，一步即成乡愁。那美丽的乡愁，伸手可触及。”所以，他说他宁愿喝醉，那便不用像雏菊一样只站在边界遥望，而强烈感受到一股暖流冲击心田。乡愁的中国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二）文化乡愁
漂泊海外的华人之乡愁，除“国愁”外，还表现为一种“溯源与回归”的文化乡愁。
文化乡愁既具体又抽象，深藏于华人灵台深处，跟古人的“少小离家”不同，海外华人进入另一个文化空间，经历着文化断裂的焦虑与苦恼，特别是一旦与异邦异族的文化碰撞时，便擦出光亮，“乡愁”因之而转化为文化归属的大命题。
旅美作家程明琤有一篇《归属感》（1988年），写两个“华府地区无家可归”的年长男女：一位老人，经常倚身垫腕于桥栏上，脚底踩着自己搬来的砖块，眺河望天，投射一道无目标的有目的的目光；另一位妇人，经常倚坐在路边公园的木靠椅上，神情木然，彷佛回到老家小院那张相似的木椅前。两位老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依傍几块砖、一张椅，来支撑自身的漂泊。作者也因此点拨：“茫茫世界海，我们各自踩一叠砖，靠一张椅，归属一种文化，来作为生存意义的最后浮木。”①① 程明琤：《归属感》，1988年12月18日美国《世界日报》。这一文化归属感，也只有浪迹天涯的人才能真真切切地感悟到。
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连胡马、越鸟都会感认原乡，那么，对于海外华人来说，生命的溯源、精神的归本、文化的还乡，不是软弱的忧伤，而是天然的情感习性和精神取向。
再以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为例，这种溯源与归本，突出地表现为对中华文化母体的孺慕与还原。马来西亚华裔的第一代原本是来自中国的移民，虽然身体远离了文化母体的中国大陆，可是在生活的很多方面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所以马华作家和中国有着种族、血缘和文化上的千丝万缕的关联。加上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中始终是少数种族，始终处于“边缘人”的状态，长期以来无论在政治地位、经济生活还是文化教育方面都受到一定的打压和不公平对待。在这种生存状态之下，马华作家的心中既有一种远离故国，人离乡栈的压抑悲苦的感觉，又有一种对中华文化渐渐式微，恐无以为继的淡淡哀愁。这种心理状态投射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乡愁母题在作品中不断的再现，诚如方昂所言：“念念另一块土地，私藏另一条脐带。”
辛吟松的《飞檐》一诗这样写道：
飞起
一个荒凉的梦
在千声之上
在万籁之下
在暮色冷冷的风里
而我在一些腐朽的苍凉后
化所有的守望成
一角激越的飞翘
且在灯火微亮时
把温柔的月色
轻轻，倒悬成
无尽的乡愁
作者用“飞檐”这一中国古典建筑的特色之一作为自己乡愁的寄托，再配合暮色、冷风、微亮的灯火和月色这些意象来抒发自己对故乡的无尽的思念。南漂马来西亚的华人，最初都怀抱着梦想而去，但这种逐梦注定是难以实现的，所以也只能是“荒凉的梦”而已，而华人在历尽游离漂泊的沧桑之后，这些最初的梦想都化作了“腐朽的苍凉”，所剩的也只有对故土文化的守望和无尽的乡愁了。
再看张瑞星的《风的故事》：
在唐宋，风是一个散发弄扁舟的诗人
或一株自怜的悲哀莲
在异域，风是一个顶会占人的吉卜赛浪人
或一个来自东土的行脚僧
而风已是失去方向筝
舞着满怀沧桑
四海浪游
作者以给风下定义的方式展开抒写，“风”是唐宋散发弄扁舟的诗人，在山水与悲哀的世界中成长，在广阔的天地间游荡，为诗为文穷尽毕生时光。而在异域，“风”是一个来自东土的流浪诗人，千里迢迢行至南洋，像一个流浪的吉卜赛人，没有自己的乡音和历史，带着好奇与向往，携着叛逆与幼稚的步伐，走上没有目的没有终结的路，而这行脚僧已不再是东方的行脚僧了，成了失去方向的风筝。诗人接下来写道：
风就是这么一袭失去乡土的白长袍
岁月中一个不幸的过客
一匹故事的黑马
满怀沧桑，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风没有肯定的方向。中华远古的风是诗人笔下的世界，而如今已失去了乡土，沦为不幸的过客和马，被驱赶着向西方驰行。作者笔下的风，已失去了家的方位，漂泊着，满怀怅惘。此时，“乡愁”美就美在“愁”的思量。
我们还可以读读马华作家宋子衡的小说《虎骨酒》①① 宋子衡：《虎骨酒》，《马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这是一篇结合了文化乡愁和悲情命运的作品。虎骨酒最早出现在中国唐朝，当时一代名医孙思邈充分肯定了此酒的医疗作用。虎骨酒味辛性温，辛散湿通，去风定痛，强筋健骨，乃养生的名贵之酒。小说中的主人公绍瑞，年轻时家乡闹了红白，于是一伙年纪轻轻的庄稼汉满怀南下淘金的壮志搭船到了南洋，可是却一直在生活的底层挣扎。绍瑞拉了一辈子的人力车，残年晚景，腿脚不好，“落得只好早上在巴刹口买几把栳叶，晚上在丽光戏院门口摆几包香烟”。他一直想着“等生活基础打稳，再把老二弟他们接过来”，可最终老二弟将不久人世时，他连回乡省亲的钱也是朋友资助的。漂泊离乡的他生活如此，在家乡的老二弟也同样好不到哪里去。小说中唯一一点亮色，就是黄克良这个形象。他是和绍瑞他们同船前来南洋的同乡，不断地给自己的穷朋友一些生活上的资助，还常常和他互相走动。但是除了他之外，其余同来的人都是生活潦倒，晚景凄凉。对比之下，绍瑞只能把一切归结为“命”，选择认命。“虎骨酒”把绍瑞兄弟俩、绍瑞和黄克良同乡二人联结在了一起，是浓浓的亲情、友情的象征。“虎骨酒是国内出的”，可在家乡穷困的老二弟“别说买，看都没看过”。绍瑞看着老二弟落魄凄凉的样子，心里觉得非常对不住他，无法报答当年二弟救他的恩情，只能许诺托人带几瓶虎骨酒给他。其实他自己所喝的虎骨酒，也都是黄克良接济给他的，所以他知道许诺也只不过是“一句填补空隙的话”罢了。绍瑞正是那些漂泊南洋的穷苦人的一个缩影，他们淘金的梦想在生活的重压下破灭，只能受命运的捉弄，可心底又觉得对不起家乡的亲人，时时想着他们，但已经没脸也没有能力再回乡了。于是，乡愁和无奈接受命运的悲哀，小说结尾时，主人公恍恍惚惚时依旧念叨着“虎骨酒”，成了萦绕于胸中的情结挥之不去，那是对一种文化的乡恋啊。
（三）古典的与现代的
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化乡愁”母题，其变异与呈示，大致有两个分支，亦即两种方式：古典式的和现代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