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腹省禁烟成绩较好，偏远地区较差；大城市较严格，乡僻之地较松弛。如上所述，在“六年禁烟”期间，腹地的苏、浙、皖、赣、湘、鄂、豫、闵等省成绩较好，川、滇、黔、陕等省禁烟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总的来说，是腹地先禁且成绩较好，而边远地区则比较差。四川禁绝种植后西康省的鸦片大量运销于四川，致使20世纪40年代后该省鸦片重新泛滥。同时，禁烟期间由于高额税收，不少烟商赔累，为寻找出路，多铤而走险，参与走私，致使“走私日渐增多，缉私难严”。由于局势不稳，大部分缉私人员的活动地区“不过大市场及省会县城而已”，“缉私机关，不过在不怕匪的城市内市场徒资骚扰而已”。同时，一些地区在禁种后，民间仍藏有陈年鸦片，这些存货大多由地痞流氓继续走私贩运。1936年10月，四川万县视察员派人到巫山县调查，该县毗连湖北，为鸦片产区，1935年禁种之后仍有不少存土，省禁烟委员会虽在该县设有禁烟事务所，厉行查缉，但仍有人“借名内销”，将陈年鸦片“偷运出境”。该县到1936年10月为止，“烟民因未办检举”故内销鸦片数量无法统计。类似巫山情况者，全国当不在少数。
第二，有些省份因种种原因，动作迟缓，不仅未能禁绝烟毒，反而明禁暗放，“寓禁于征”。这种情况，在原来鸦片盛产的省市并不鲜见。例如，甘肃省在“六年禁烟”期间的第三年，即1937年，全省共种鸦片914，667亩，比1935年增长近1倍，总产量达23，472，805两。全省62个县中，种植万亩以上的有武威、天水、永登、张掖、西和、成县、靖远等13个县；产量最高的武威县达218．4万两，永登200万两，天水125万两，10万两以上的县23个。正是在这种全省大面积种植鸦片的情况下，当年甘肃全省共征收特别税1，659，817元，其中兰州市32万元；征收禁烟正税2，497，659元，其中兰州高达42．66万元；征收烟照费161，800元，其中兰州2．4万元。总计征收3项税款为4，319，276元，其中省城兰州一地高达74．9万元。
第三，日本占领区烟毒继续泛滥。“六年禁烟”的第三个年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占我国大片领土之后，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在中国东北和江浙地区实行鸦片专卖，在其他占领区推行毒化政策。侵华期间，凡日本浪人和医生所到之处，都肆无忌惮地进行鸦片毒品走私，因而使中国的烟毒不能真正得到治理，葬送了禁烟成果，掀起了新的吸毒狂潮。
国民政府的“六年禁政”，从规划上看，不仅规模宏大、缜密周详，而且配套法规也齐备森严，并采用了毒品犯罪适用军法审判的严厉措施。然而其施行的成效与预期的目标却相去甚远。由于国民政府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大国，全面推进禁毒工作的内在难度估计不足，其“六年禁政”明显脱离实际，在实施过程中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既不能排除各种阻碍不折不扣地贯彻禁令，又不能在人力、物力和经费的双重约束下对原先的计划进行大幅度调整，只能在执行时由官员因事变通。变通太多无法协调，其结果自然是顾此失彼，相互脱节，矛盾层出不穷。加之在指导思想上强调禁烟禁毒与征费征税并重，在对各级官员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情况下，导致各级政府从自我利益出发，只重征税、征费，轻视禁烟禁毒，甚至为多征税款而擅自变通法律规定，使禁烟禁毒法令往往蜕变成施禁官员敲诈勒索的凭借，使这个“救国利民之善政”，实际上变成了“百弊丛生之渊薮”。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肯定地说，“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时期，是整个国民政府在内地统治期间最富有成效的一个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国民政府外遭国际舆论谴责，内要筹措“剿共”经费，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个人威信，因而对禁烟各个环节都不敢忽视，加之日本侵华时局动荡，难度更大，又复以军法以严肃禁烟。虽然由于形势的变化以及禁政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使得这次禁烟运动未能完全达到目的，实现原定计划，但其成绩仍是不可忽视的。这场长时间、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在禁吸、禁售、禁运特别是在禁种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对于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的国际形象，扭转不良的社会风尚等，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第三次禁烟运动的继续
面对日本侵华，祖国山河破碎，而华夏大地上烟毒未绝，且大有再次泛滥之势的严重局面。蒋介石1940年12月31日代表国民政府宣布：“继今以往，日日皆为厉禁之时，处处皆为禁绝之地，检举决不间断，嫌疑必予澈究，无论种、运、售、吸、制、藏苟有犯者，皆服上刑，……官吏凭是以为考成，人民藉此以判良莠。”宣布从1941年1月开始进行禁烟善后工作，以巩固六年禁烟所取得的成果，彻底肃清国统区内的“残余烟毒”。禁政再次转入“断禁”时期。
1941年初，国民政府责令由内政部负责设计督导考核禁政，实际办理禁烟业务则归地方各级政府。此外运、售两项缉私工作，也统归内政部管理，以为事权统一。同年2月，颁布《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12月，又颁布《肃清烟毒善后办法》，将“断禁”政策明定于法律之中，并明令全国各地处理烟毒事务，统限于抗战结束后二年内彻底肃清，只许提前，不得展缓。“断禁”工作随后在全国展开。
这一阶段，国民政府吸取以前禁政的经验教训，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形成了阶段性的特点。第一，确定“勤教”、“严绳”为施禁的基本原则，并以注意宣传、劝导、施戒、救助为贯彻勤教之方法；同时动员民众，倡导官民合作，以为施禁力量之源泉。政府负责设计、执行、督导、考核，以充分发挥行政上的权能，民众则辅助政府宣传劝勉并相互检举，以加强社会监督的力量。第二，在禁政工作中以禁吸为工作重心。主管禁政的官员认为，“种、运、制、藏、售，皆因吸食而起，如无人吸食，则此五种违禁行为，乃不禁而自绝”。第三，针对以往禁政机构系统紊乱，主从不分、权责诿卸的弊端，此次施禁严格划分主办、协办机关，及辅助施禁团体，“明定其权限，列举其职掌，用期责有专归，并能相互配合以收分工合作之功效”。根据规定，中央由内政部禁烟委员会掌理全国禁烟禁毒事宜，地方则以各级政府为主办机关，省县乡各级禁烟协会负有协助政府宣传、检举、施戒、救济、制裁等义务。
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对民众进行禁烟禁毒的宣传活动。如1946年北平市政府发动的大型禁烟禁毒宣传活动就非常有特色。1946年1月。北平市政府制作了布告1000份，告市民书50，000份，纸印标语10，000份，布幕标语23幅，小型标语10，000张，分别在全市各牌楼、城门、电车、娱乐场所及其他通衢要道、公私场所张贴或悬挂；在各报章上刊登禁烟新闻和法规，在电台广播禁烟消息，在电影院放映禁烟标语，并拍摄禁烟宣传影片在各电影院放映；由各中小学生组织禁烟宣传队分区讲演等等。3月，又印制了第二次告市民50，000份挨家挨户散发，并在北平电台广播至29日，还印制小型标语20，000份张贴各公共场所。在这份第二次告市民书——《北平市政府为禁绝烟毒限期将届再告本市民众书》的最后，赫然印着：“1．制卖运藏烟毒品的死刑！2．为他人打吗啡或开烟馆的死刑！3．打吗啡吸毒品的死刑！4．吸鸦片烟的五年徒刑！5．戒鸦片烟后再吸的死刑！6．收藏烟具或吗啡器具的十年徒刑！”十分触目惊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针对收复区内烟毒泛滥的情形，于1945年2月制定了《收复地区肃清烟毒办法》，规定自中央政令确能到达之日起，6个月为施戒期限，2年为肃清期限。为鼓励烟民自新，还规定施戒期内可斟酌情形，对烟民免处刑罚。但收复区在施行烟禁过程中，由于“勤教”有余而“严绳”不足，无法彻底贯彻中央政府完全断禁的精神，加上各地肃清烟毒限期转瞬即至，所以国民政府在1947年4月重新修正颁布《收复地区肃清烟毒办法》，明确规定在施戒期限届满后．经检举调验尚有瘾者，即以复吸论罪，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审判机关在审判实践中须依规定援用。
对原国统区的烟毒治理，除援用《肃清烟毒善后办法》外，国民政府在1946年2月修正颁布《禁烟禁毒治罪条例》，该条例除加重对聚众抗铲烟苗的处罚外，还增列制造抵瘾丸药，栽种麻烟，公务员军警滥换或隐没查获之吸食鸦片或吸用毒品之器具等新罪名；同时对吸食人犯，也体现“尚教而不尚刑”的精神，除刑事处罚外，“得指定相当处所予以禁戒”。
为使禁令通行全国，内政部设立“江苏兼上海”、“安徽”、“浙江”、“河北”、“山东兼青岛”、“闵粤”、“豫晋”、鄂赣”、“西康”、“四川兼重庆”、“东北”、“滇黔”、“热察绥”等14个督导区，每区派禁烟特派员1人，督导专员3人，专司督导禁政之责。
平心而论，从1941年起国民政府进行的肃清烟毒“断禁”工作在态度上是重视和积极的，具有相当的恒心。仅就这一时期颁布的法规法令，即可见其态度。这一时期颁布的法令法规，除上述之外还有：《联络查缉私运烟毒办法》《查缉大量毒品加给奖金办法》《肃清烟毒调验规则》《烟犯服役赎罪规程》《修正禁烟罚金充奖规则》《修正举发种烟给奖办法》《烟毒检查团组织规程》《肃清烟毒考成规则》《战地收复地区肃清烟毒规程》《查禁种烟规则》等等。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到1943年，查办的烟毒案件总数为41，117件。其中烟案总数40，199件，毒案总数为918件；审判烟案34，146件，处理烟犯56，946人；审判毒案888件，处理毒犯1267人；共缉获各类毒品总数为8213．296公斤；各省市共破获偷种罂粟案件1195起；抓获私种人犯2，555名。随着“断禁”工作的不断推进，全国各地均有较大收获。据1946年统计，全国发现种植烟苗者共15省计140县区又一旗，铲烟654，098亩又25，454，812株又20驼，收毁烟子7斗4升2合。根据13个省的报告，共查获私种罂粟案件272起；缉获种烟人犯873人。另据当年25个省6市报告，共查获烟毒案件23，749件；缉捕人犯39，300人。1946年，全国19省4市缉获的烟毒数量共计鸦片2485．127公斤，烟膏656．673公斤，烟灰34．41公斤，吗啡4．514公斤，海洛因9．273公斤，红白毒丸3．446公斤，其他毒品119．153公斤。西南和西北各省是烟祸重灾区，历来鸦片被地方势力视为经济命脉之所在，但在严厉实施“断禁”时期，种植面积也急速递减。据国民政府统计，1945年种植面积四川为2260．33公顷，西康为946公顷，甘肃为0．07公顷，青海无，共计3206．4公顷；1946年，四川为2000公顷，西康为812．6公顷，甘肃为3．33公顷，青海无，共计2816．93公顷；1947年1月至7月，四川为1185．2公顷，西康为100公顷，甘肃为2．50公顷，青海无，共计1287．7公顷。
但是，就整个1941年后的情况来看，烟毒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国民政府所希望达到“断禁”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各地种植、贩运、吸食仍然十分猖獗，不仅没有绝迹，甚至在不少地方还有变本加厉的势头。更有甚者，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一意孤行发动内战，禁烟更是在一些地方变成了一种形式，而没有真实的内容，结果致使屡禁不止，烟毒肆虐。例如，甘肃经1938年一1940年实行“四禁”（禁种、禁运、禁售、禁吸）政策后，私种烟苗基本绝迹，运售烟土得到控制，全省禁政颇著，烟害骤减。然而，据1947年陇西等8县“禁政情形报告表”记载，当年在岷县境内及西礼县、宕昌插花地中发现私种烟苗440亩；在陇西、迭部两县缉获烟犯16人、大烟103亩；在陇西、岷县发现吸食大烟者100多人；在卓尼、迭部等地发现百余名持枪烟匪。尤其在1948年后，尽管国民政府禁烟禁毒工作表面上仍在进行，但事实上由于其本身政治高度腐败、经济全面崩溃以及军事屡屡失败，整个社会已呈现动荡不安之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内地的统治也处于土崩瓦解的边缘，禁烟禁毒对其已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了，烟毒泛滥的局面也无从得到改观。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全国实际仍有2000万亩土地种植罂粟，从事种植罂粟的农民多达1000万人以上，从事贩毒、制毒以及制售吸毒工具者超过60万人。吸食烟毒之人更是多如牛毛，竟有2000万人之众。
三、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禁烟活动的反思
南京国民政府在内地统治的23年里，对烟毒的治理作过一定的努力，也取得过阶段性的成绩，北洋军阀时期烟毒大泛滥的局面，在国民政府时期得到了基本的遏制。但是国民政府却始终无法完成肃清烟毒的历史使命，究其原因，以下几条尤为值得注意：
首先，禁烟政策缺乏整体计划，更迭频繁，禁令忽张忽弛，禁烟工作无法深入开展下去。国民政府对禁烟虽有通盘的考虑和彻底禁绝的决心，但其禁政历经“寓禁于征”、“渐禁”、“断禁”等不同阶段的更迭，因而具有明显的摇摆性。加之中央政府控驭地方实力派的能力有限，全国的禁烟政策也因此变得一片混乱。中央禁令、地方禁令以及各地实际做法，各不相同，“有今年准种，明年或否，甲地准种，乙地或否者”；“有抽灯捐者，也有否者，有卖官膏者，也有不卖者”；“抽烟卖膏之区域则准吸，否者则禁吸，而此准也禁也，又朝令夕改，时时不同”。这种混乱不堪的禁烟政策，“一言蔽之，事事矛盾，处处矛盾”，使执行禁烟工作的官吏疲于应付，普通民众更无所适从，“甚至律师办理烟案，亦且苦于解释”。时人评述国民政府禁烟时认为，禁烟政策已不是什么善举，而是最残虐政治之产物，“盖其所以为豁也，不仅在不禁，而且在禁。不仅固恶政，然为一重恶。现在则两重三重乃至无数重之恶”。“今日中国之鸦片问题，乃政治罪恶之最大结晶，其中黑幕，虽千万纸所不能罄”，“推进本原，则政府从无必禁之意志所致也”。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禁令徘徊于张弛之间，没有形成持之以恒、稳定的禁烟政策。因此，国民政府的禁烟工作，既难以收到社会实效，同时也得不到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无法取信于民，执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直到国民政府垮台，中华大地烟毒依然弥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