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增设南柜，减轻甘肃茶商在两湖的厘税负担，以票代引。“今南省纷纷请票办茶，照例纳课，诚裕国便民之举，应添设南柜总商，补东西柜力量所不逮。既设南柜，则新商与旧商各领各票，不相牵涉，惟南柜总商必由该地方州县转详兰州道详院咨行立案。”《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43~545页。“惟念东南行茶向均水路，脚价甚轻，尚可照章抽厘；若由南办茶到甘，自樊城、荆紫关两路取道入陕，又由陕而甘，概系陆路，计程数千里，脚价之重迥非水路可比，若照章抽厘，则茶商成本未免过重。”所以，左宗棠“见拟咨商湖南北督抚、河南抚院，从权轻收。如照章应完茶厘十成，酌抽二成，其余八成以各省在积欠甘省协饷项下分年划扣，每年汇算甘引茶厘若干，由各省作付，甘中作收，移咨立案，庶茶商不苦重厘，销引可期踊跃。”“以票代引，一票若干引，不必定以限制，惟视商人资本多寡，能认销若干，按引合算给票。”“请票必由兰州道上详备案。新商承领茶票若干，合引若干，不先完正课，必取的保……此时南柜未设，尚无总商担承，有愿先完正课者，自可随其资本给票，其每票合引纳课若干，系何商人，仍由兰州道随时具详备查。”“一引配茶八十斤，除杂课银一两四钱需经部议缓征外，每引正课银三两，新商须先行交纳，以免旧商借口，并免取保累赘。如取有的保，即未交纳亦准给票，俾腾留成本，以便广采官茶行销裕课。如未交纳，各商借口别故希图免纳正课，惟保人着赔。”“以票代引，原是暂行试办，期茶务畅行，故不立限制，亦无规费。惟督署、司署、道署茶课房纸张印色笔墨等项办公要需……计每票一张合引若干，酌定茶课房纸笔费银若干，应由兰州道会司具详立案，此外不准另立名色。如有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查出立毙杖下。”
其次，制定湖茶在西北运销及其征收厘金办法。各商领票从湖南采办茶叶运来陕甘。“若茶商愿由潼关入陕，或由荆紫关入陕，均听其自便。惟入关必验票，到陕做茶成封起运，应完厘一道。其厘仍归甘省充饷，由本爵大臣阁部堂责成陕藩司委员办理，每票合引纳厘若干，亦从轻定议，以期畅行。其榆、绥一路向领百引，应由陕西照章办理。”“由陕运茶入甘，泾州设局验票，兰州道衙门完课。如课已先完，由兰分发西（宁）、甘（州）、庄（浪）三司销售后，缴票完厘一次。如有的保，商人运茶入甘必待销售始能完课，然销售之后缴票仍须完厘，其厘亦从轻定议，不准浮收。”“西、甘、庄三处行销之地，以口外为大宗。此时，西口可径销巴里坤、古城，西南可通青海、前后藏。商人运茶到西、甘、庄发售，如虑行走帮单，即约集大帮，请发给传牌，由各路防营节节护送，亦可零星发售，听其自便。”
再次，解决从前积欠旧课的办法。左宗棠“体念商艰，将来仍当酌量情形具奏代乞恩施，俟茶引畅销，新旧茶商俱有起色，再令陆续分摊，带完几成旧课，限年清款，以纾商累”《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43~545页。上述前两方面，是左宗棠招新商、办新课，显然是对恩、杨茶法的彻底抛弃，即用布新的茶法取代恩、杨茶法；而第三方面，虽然有沿袭到将来而谋革除之意，但毕竟是沿袭。
第三次是同治十三年左宗棠三改清廷“议准”的茶法（同治十一年）。当年二月，左宗棠“奏改甘肃茶务，奏言：‘国家按引收课，东南惟盐，西北惟茶。盐可改票，茶何不可？前拟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官商尚形裹足。应改拟商贩并招，正课照定例征收，杂课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商贩领票，先纳正课。并添设南柜，招徕湖茶。其无票私茶，设卡盘验，令补领官票’。均下部议，如所请行”《左宗棠全集·附册》，第634页。参照左宗棠的奏陈，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废除旧引，以票代引。“试办之初，以督印官茶票代引，不分何省商贩，均准领票运销，不复责成总商。惟恐散而无稽，遇有零星欠课，无凭追缴，不得不预防其弊。兹拟陕、甘两省，凡商贩领票，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或一时不能措齐，准觅的实保户或本地殷商的保，取具‘届期欠课不缴，惟保户着赔’切结备案，亦准一律领票。”
第二，添设南柜，减轻陕甘茶商在两湖的厘税负担。“兹既因东、西两柜茶商无人承充，应即添设南柜，招徕南茶商贩，为异时充商张本。”“应咨两湖督抚臣”，“凡遇陕甘商贩运茶经过沿途地方应完厘税，概按照行销海口茶厘减纳十成之八，只抽两成。所有减纳八成厘银，各省划抵积欠甘饷，作解甘肃，以划抵欠饷作收，年终由陕甘督臣咨部，以清款目”。
第三，废除积欠正、杂课。现行正课仍照定例征收，杂课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兹拟将杂课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其行销内地者，照纳正课银三两外，于行销地面仿照厘局章程，陕甘境内行销，均各一起一验，完纳厘税。大率每引以收银一两数钱为度，至多不得过二两”，“其出口之茶，则另于边境所设局卡加完厘一次”，“所有办公各项经费均应于厘项下开支”。
第四，严厉稽私，令私茶商补票、补税、补厘。“官茶行销口外，西讫回（新疆）、番、海（清海）、藏，北达蒙古”，“兹拟于湖茶、川茶入陕，入甘首站及各通行间道，陕西、甘肃两藩司遴委妥员，设卡盘验，以清来源。遇有无票私茶，即行截留，令其补领官票，赴行销地方纳课，经过厘局验票完厘”。
第五，请理藩院对经过蒙古草地到新疆贩茶的山西客商，按照陕甘茶课征收。“口外官茶，向由陕甘茶商领引，行销北口、西口。行北口者，陕西由榆林府定边、靖边、神木等县，甘肃由宁夏府中卫、平罗等县……道光初年，奸商请领理藩院印票贩茶至新疆等处销售，甘肃甘司引地被其侵占。”直到同治末年，“惟查该商等所纳税银，每百斤多者仅一两，少者六钱及三钱……兹拟咨请理藩院照甘省现拟通行‘先引后课’章程，一律缴纳正课，经过地方照章完厘两次”，“由山西归绥道设卡稽查，验票放行。所缴正课，即归理藩院验收。其归绥道所收茶厘、罚款，解由绥远将军验收”《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9~15页。
左宗棠上述五条茶法，是对同治十一年清廷“议准”的旧课的革除及对四项杂课的变革。而最后两条从本质上说是为了确保整个大西北茶叶贸易中的正、厘税的征收，即统一大西北茶贸中的税收政策。这五条茶法中的前四条获得清廷“议准甘肃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不分各省商贩均须先纳正课始准给票，其杂课归并厘税项下征收，各项各色概予删除，行销内地者，照纳正课银三两外于行销地仿厘局章程，均各一起一验，完纳厘税，每引以收银一两数钱为度，多不得过二两，出口之茶则另于边境所设卡局加完厘一次，以示区别。又于东西两柜外，添设南柜以招徕商人”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十二征榷十四考七九六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它标志着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的基本完成。
在上述三改甘肃茶法中，左宗棠先是从除旧的方面，继又从布新的方面，最终以仿淮盐之成例改定甘肃茶法，确有不达目的决不罢手之势。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左宗棠对湖茶贸易的了解；面对甘肃茶贸瘫痪的现状，尤其是困敝不可收拾的局面，急欲招商办新课；还有稳定甘肃的政治需要。左宗棠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能收到新课，而放弃旧课，不似清廷旧课也要，新课也要参见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讨论如何将湖南等地的茶叶运往西北与俄国。左宗棠当时的主要用意，一是为其家乡湖南的茶叶寻找出口的途径，二是为甘肃增加商税，以解决军政开支的压力。可见在近代，茶叶仍然是我国向俄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茶税依然是甘肃地方政府筹集军政费用的基本途径之一。左宗棠改革茶务制度，使西北各族人民在茶市上能够买得起所需要的茶叶，而且推进了西北商品经济，尤其是推进边贸经济的发展。左宗棠改革甘肃茶务，改引为票，取得了一定成果。
第一，实行改引为票的新章程后，积课清理，西北茶税逐渐增多。
兹录历年茶票发放情况表据《历代茶叶边易史略》所载资料计算，载《边政公论》1942年第3卷第11期。引自陶德臣《左宗棠与西北茶务》（《安徽史学》2005年第1期）。
西北茶票清代24年中共发10案7046票，平均每年293票，平均每票15925担。光绪八年第2案只发出403票，计茶16120担，上下案之间年均量为4030担。到光绪31年第11案时发出1520票，计茶60800担，上下案间年平均数量是光绪八年15倍多，这也是西北茶销最好的时期（虽然宣统元年发票1805张，计茶72200担，似乎最多，但上下案间的年平均数量只有24067担，指数为597．20，均大大低于光绪三十一年的第11案）。史料云：“自光绪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逐案加增。三十年，又于湖票外，更行销伊、塔晋票。迄于宣统二年，茶务日盛。”赵尔巽：《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
第二，经营西北茶叶的茶商骤然增多，有些茶商的经营规模相当庞大，形成了新的茶商力量组合。兰州本来就是茶商在西北的聚集地，由于茶叶贸易之盛，茶号更多，据统计，清末民初，该地包括烟帮兼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加到40多家，每年经营茶叶达数十万担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西柜商号魁泰通与东柜茶号合伙经营十几年后，很快兴盛起来，又成为独立经营的茶号。南柜是新产生的，其乾益升、天泰运茶号，则在新疆“颇负盛名”，民国初年，天泰运的“茯茶就畅销于西北各地了”杨自舟、董文廷、聂丰年：《清末至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有些茶商的经营能力已相当强大。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泰和、魁泰通等8家茶号承领茶票3203张，计茶12800担，其中仅新泰和一家就领取823张茶票，计茶3280担李万禄：《西北茶马市与马合盛茶号》，《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可见实力之雄厚。东柜、西柜、南柜中，东西两柜势力虽有恢复，便毕竟比新兴的南柜差多了，南柜成了西北茶务的领头羊，西北茶商力量数百年之力量平衡被完全打破。茶商的兴旺发达，是茶叶贸易繁荣的重要标志。
第三，对古丝绸之路的再放光芒及茶叶远销俄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前茶叶也已经新疆出口俄国，但数量不多陶德臣：《清末新疆的伊塔茶务有限公司》，《安徽史学》1998年第3期。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后，兰州再次成为西北茶叶贸易中心，大量茶叶由此向周边各地散售。这引起了俄商的贪婪，他们利用侵略特权在新疆大做茶叶生意（这是非法的），并无耻地说“中国人做茶叶生意是很小心的”，但“我国（指俄国——引者）商人经营茶叶的条件却很不错”（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69~202页。为了尽可能多地榨取茶利，他们企图利用西北茶市兴盛的条件，就近从兰州购买湖北、湖南茶运回国内的中亚部分发售，并争取在新疆抛售。1881年中俄订立《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俄商从新疆至嘉峪关运土货回国减税三分之一。1882年中俄又订《伊犁条约》，1906年再订《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这些条约均为俄商从兰州大规模运茶创造了有利条件。“光绪七年（1881）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而往来兴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居全数三分之一”赵尔巽：《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茶法》。，可见西北茶叶贸易的兴旺。
左宗棠创设的茶票制度深深地影响了西北茶务，直到民国时期还长期沿用。1931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仍发行茶票第13至21案。1913年发票最少，为506票，计茶20340担，第21案发票最多，为2300票，计茶92000担，1939年又发特票，计1165票，茶46600担陈缘：《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466页。1942年国民党将茶税列入统税中征发，至此，左宗棠创立的茶票制度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茶票制度实行了60余年，说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这一点是左宗棠没有想到的，也值得研究者重视。民国时期有人曾予以高度评价，称“左氏之制施行以来，乃挽回咸同年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60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历代茶叶边易史略》，《边政公论》1942年第3卷第11期。应该说这个评价比较中肯，恰如其分参见陶德臣《左宗棠与西北茶务》（《安徽史学》2005年第1期）。
2．推动通商，保护利权
在洋务派封建官僚当中，左宗棠对商业和商办企业的态度，要算是比较开明的了。当时，无论清政府还是顽固派，无论初期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还是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都顽固地坚持“抑商”的传统教条。惟左宗棠与众不同，他一贯坚持中国历史上早期儒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因民所利而利”的财政观点，提出“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之为得”，使“民利仍还之民”的主张。“因民所利而利”的原则，实际上是左宗棠振兴西北经济的指导思想。他的西北农业经营的主张和实践，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同样，这一思想，亦被他用于整顿西北的商业经济。他认为，西北“耕牧之外，利擅商贾”，政府的责任则在于疏导，使之畅通无阻。
左宗棠一直主张进行对外贸易，曾多次派人与俄方交涉，试图开辟西路通商，发展西北陆路的外贸业。俄国在1874年提出要修改1869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开辟新的贸易通道，攫取更多的贸易权益，准备打通茶叶“由楚达陇径抵其国边界”的通商路线。左宗棠对此十分关注。他说“俄人所需中国之货，茶为大宗，询其茶外尚需何物？答以川丝、大黄两种。询其入口之货，则绒毡、哈喇海龙、灰鼠皮之属。语以贷高价贵，非民间日用所必需，行销难旺。伊答以本国地方出布甚佳，甲于洋布，可以多运。”左宗棠在了解了市场情况之后，主张逐步开展对俄贸易。他说：“开办之初，则尤未可过于烦数，一则欲其入，不宜闭其门；一则此时操之太蹙，后必顾而之他，不夺不餍，翻滋论端。”对于西路运茶等项贸易，他当时认为，目前“用兵未遑及此，一俟边境肃清，当察酌情形，咨商总理衙门祥议具奏”《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293页。
可是，俄国不顾一切，竟由地方官发执照让俄商到古城、巴里坤、哈密等处售买杂货。左宗棠对这种非法贸易坚决制止。他向俄国人索思诺夫斯基指出：“未经彼此商定，奉有明文，即由贵国地方官发给执照，到古城、巴里坤、哈密等处售买杂货，事断难行。”希望“晓示贵国商民一律遵照，幸勿轻率，徒劳往返”。他还告诉张曜：俄国“欲趁此通商互市”，“如不候回信，即有俄商到哈、应予驱押出境”《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8~9页。左宗棠在禁止俄商非法贸易时，仍积极准备货源，开展内外贸易，希图振兴西北经济，维护国家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