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腐败已经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即成为一种民俗。当前腐败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成为一种“习俗”。当腐败成了一种习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参与腐败，就很难办成事，就很难生存下去。曾经也是两袖清风、想尽各种办法拒贿的广东省揭阳原市委常委兼普宁市委书记丁伟斌说，在他任职时，行贿受贿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形成一张巨大的关系网，“我一个人难以撑破这张大网”。电影《生死抉择》中郭中姚质问李高成的那句“大家都腐败了还叫腐败吗？”就说明了当前的腐败已不是一个个别性的存在，而是表现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这就会使腐败渗透到社会的骨髓——文化层面。如果一个新上任的领导人不接受当地人请客送礼的话，就得不到当地人的支持，他就很难站稳脚跟，甚至有被排挤走的危险。领导者尚且如此，具体到某一位普通党员干部也就更无能为力了。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个别社会成员的腐败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腐败硬化成一种社会机制。”腐败硬化成一种社会机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情、重视人际关系、讲究礼尚往来的国家，这种国情与腐败有着天然的亲和力。笔者在一个中型企业作调查时，该企业的董事长说：“我经商这么多年，总的感觉是，天下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有没办成的事，说明你关系不到家、钱花得不够。”无独有偶，一个“成功人士”谈如何“搞定”一些官员时也说：“只要是人，他就有弱点，他就有喜怒哀乐，投其所好，没有摆不平的。要么他爱财，要么他贪色，要么他还想升官，要么他怕老婆……如果所有这些他都不必面对，他还有上级、同僚、同学、战友、朋友的面子、关系需要照顾，拉住这些人，也能让他就范……”一名因行贿而受惩处的犯罪分子说得很直白，很有代表性。事发前他曾十分得意地介绍“经验”说，现在办事都是权钱交易，社会环境就这样，只要学会适应，定会有所“成就”。这叫“适者生存”。由于腐败现象司空见惯，所以人们由气愤、反对逐渐到麻木、习惯。由于原来腐败的人看到搞腐败风险很小、代价很小，而收益却极大，所以在屡屡得手之后，胆子变得更大，变得更加腐败。原本廉洁自律的领导干部，看到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治理，自觉再不与之合流，就会吃亏、碰壁、孤立，于是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所操守的官德发生了逆转：不腐败者也可能变得腐败了。对于普通社会成员来说，则趁机利用腐败机制和权力办点私事、捞点实惠。这样，腐败又成了某些普通社会成员的依靠对象，某些普通社会成员又成了腐败的社会基础。
五、方向一一政治化
从近些年查处的腐败犯罪案件看，腐败现象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蔓延；从直接管钱物的部门向负责审批钱物的管理部门蔓延；从一般的行政管理部门向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和组织人事等要害部门蔓延。这表明腐败开始从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蔓延，在经济腐败的基础上，滋生政治腐败，其突出表现为：
——近年司法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历年的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字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1998—2001年立法腐败人数统计表（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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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年份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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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侦查司法人员职务犯罪人数 ┃ 7067 ┃ 4592 ┃ 4626 ┃ 4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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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违法违纪 ┃ 1641 ┃ 617 ┃ 494 ┃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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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受党纪政纪处分 ┃ 1285 ┃ 544 ┃ 4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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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被判刑 ┃ 116 ┃ 55 ┃ 54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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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检察院领导责任 ┃ ┃ 89 ┃ 102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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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高检察院检讨 ┃ ┃ 5 ┃ 5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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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处理违法违纪人员 ┃ 2512 ┃ 145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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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党纪政纪处分的法官 ┃ 2291 ┃ 1377 ┃ 1292 ┃ 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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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及法院工作人员被判刑数 ┃ 221 ┃ 73 ┃ 46 ┃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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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高法院检讨责任 ┃ ┃ 10 ┃ 5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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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法院领导责任 ┃ ┃ 32 ┃ 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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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1998年揭露出的司法腐败是非常多的，以后逐年下降，似乎反映司法腐败在得到根本扭转，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1998年之所以会查出较多的司法腐败，这是因为这一年新一届领导上任，面对上一届领导的工作报告在人大投票时差一点没过半数的现实，新一届领导下决心整顿司法腐败，把1998年作为司法系统教育整顿年，所以才出现了这一年的统计数字与其他年份明显的差距。这并不反映其他年份就肯定少。虽然1999年以后逐年下降，但从绝对数字看仍然很高，且下降趋缓，2001年部分统计数字又有所反弹，而且性质仍然十分严重，表现在被判刑的人数和到最高院检讨的人数上不降反升。司法腐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总结来看，主要表现为：（1）执法犯法、违法办案，有的违反法定程序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甚至刑讯逼供，有的违法传唤、拘押证人；（2）以权谋私、以案谋钱，有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有的越权办案、插手经济纠纷，有的乱拉赞助，占用发案单位交通、通讯工具，甚至截留、挪用扣押款物；（3）作风粗暴、态度蛮横，有的耍特权、逞威风，到发案单位吃拿卡要。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总结来看，主要表现为：（1）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索贿受贿、徇私枉法；（2）违法查封、扣押财产，违法办案，违法执行；（3）参与搞地方保护主义，偏袒本地当事人，侵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4）违反审判纪律，泄露审判机密，为律师介绍案件，为当事人推荐律师，从中牟利；（5）乱收费、乱拉赞助，诉讼费管理比较混乱；（6）对当事人态度生硬、冷漠，耍特权、耍威风，等等。司法腐败从个案上看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集文盲、法盲和流氓于一身的三盲院长姚晓红，他在任期间，由他领导和组织一些干警吊打的当事人达几千人，被他非法拘禁的当事人达300多人，无法无天、作恶多端，最后经法院认定姚晓红犯贪污罪、非法拘禁罪、报复陷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海口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王德伟，在办案中收受贿赂，徇私舞弊，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潘宜乐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中国检察出版社原社长罗辑，在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期间，严重违反赃款赃物管理的办案纪律，被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职务的处分。在沈阳“慕马集体腐败大案”中，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因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梁福全因受贿罪、贪污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焦玫瑰因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零6个月；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因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贪污罪、受贿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不仅如此，这些官员还生活腐化，勾结、包庇、纵容黑社会。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梁福全包养情妇，且其情妇还为其生了个儿子。原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实是沈阳黑社会老大、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的干爹，市中级法院原副院长、以致公党沈阳主委身份担任市政协副主席的焦玫瑰则是他的姘头。由于沈阳市中级法院出现的腐败案，使得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2001年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未获通过，这在我国人大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在随后的沈阳中院的教育整改期间，竟还有8名法官顶风违纪。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腐败必然导致司法不公，破坏司法权威，进而导致人们对社会公正基本信念的丧失。这就会使受到不公正伤害的当事人产生破灭感而走向极端。因此大哲学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因司法腐败导致的错案屡屡见诸报端：黑龙江1995—1997年两年间，已纠正错案1386件，有1873名公安司法人员被追究责任；宁夏自治区1997年一年内仅在法院系统就追究错案60件，涉及办案人员101人。河南省在1997年1一10月确认的错案达99件；辽宁省1996—1997年在历时15个月的执法大检查中查出各类人情案、金钱案达563例。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仅在1998年的教育整顿期间，全国法院共发现原判确有错误的案件12045件。1999年全国法院对发现确有错误的裁判，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全年共审结审判监督案件96793件，改判21862件。2000年对检察机关提起再审抗诉的各类案件共审结15770件，其中：抗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3765件；因有新的证据或原判事实不清而发回重审的1214件。2001年全国法院审结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案件共21098件，其中抗诉理由成立、依法予以改判的4697件，因有新的证据或原判事实不清而发回重审的1538件。这些数字还是作为成绩披露于报端的，其未查出或未纠正者尚未计算在内，确实令人怵目。反观某些法治发达的国家，法官一般比较清正，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统计，没有一名法官犯案；德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没有法官犯案；英国全国250名法官，犯案者极其罕见；美国自立国200年来只有40余名法官犯案。
——组织人事方面的腐败愈演愈烈，买官、卖官、跑官、要官、骗官、杀官之事时有发生。中国的组织人事制度是世界上公认最严格的人事制度之一，然而近年来不正之风已经渗透到了组织人事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在招工、招干、参军、调动、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干部提拔等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正之风。群众中流传有如下的顺口溜：“有了关系用足关系，没有关系找关系、买关系”，就可以“想进厂就进厂，想当‘长’就当‘长’”。“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职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与此同时，重大腐败案件频繁发生。
1．买官卖官方面，近年查处的县市委书记腐败案，99％都涉及卖官。如山东省菏泽地区原副专员卢效玉任东明县委书记34个月，共有72人先后175次向卢行贿计63万余元，以达到调动、升迁的目的，经卢提拔的几名副县级干部，送给他的钱少则1万元，多则8万元。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430顶官帽大批发。从1999年2月5日至4月24日，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共调整干部432人，提拔正、副科级干部278人。在长治县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五千块钱站站队，一万块钱上上会，两万三万才到位。”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关于胡长清案的判决书中认定胡长清为了自己职务提升及工作调动拉关系，从1997年初至1999年6月，先后5次向他人行贿共计人民币8万元。贵为副省长的胡长清为了官职也要行贿，而且得逞，足以说明中国组织人事制度方面腐败的严重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甘维仁在1994年至1997年间，为了达到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的目的，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成克杰的情妇李平先后向成克杰行贿27万元。经成克杰极力推荐，甘先后担任了北海市铁山港区区长、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腐败案中，一些干部为职务升迁或调动工作向张二江行贿，跑官要官。这其中包括原丹江口市教委主任、卫生局局长、国资局局长、供电局局长、公安局副局长、原天门市财政局局长、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等8人。广西玉林地区原地委书记俞林芳，广东湛江市原市委书记陈同庆，也都大肆进行卖官鬻爵违法犯罪活动……以上这些买官卖官行为不仅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更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些违法违纪现象严重干扰了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败坏了党的风气，损害了党的形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不难想象，卖官者出卖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中饱私囊，买官者一旦官位到手，必然会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捞回“投资”，不择手段地疯狂敛财，也必然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害。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安徽阜阳肖作新腐败大案中，蒙城县的一乡长向其夫人索要家中的3万元存款准备买官，妻子坚决不给，最后，乡长用武力硬是取得存款，又贷款1万元，送给肖作新，后果真如愿当上了镇长。半年之后，新镇长拎包回家，还了妻子3万元，外加2万元利息，并嘲笑其妻是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这不，不到半年本回来了，还收了利息。临泉县一镇党委书记被选上了副县长，当晚祝贺席上对朋友说：“我这是花14万元买的，一年内得将成本收回。”福建最贫困县的贪官丁仰宁更是赤裸裸地宣扬“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的谬论。在丁仰宁任县委书记期间，个个舍得送钱的人被提拔、重用。该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生意会亏本，搞种养没有市场，办企业无销路，只有当官最“赚钱”。一些人之所以“执著”买官，就是将此当成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花多少钱就想捞多大的官。这些人从已到手的官位中也得到了实惠和补偿。
2．骗官方面，如：（1）甘肃省广河县委组织部原副部长马占华利用手中权力，托关系走后门，以虚报年龄、学历等手段，编造档案，把正在上学的儿子“安排”到县工商局工作。1996年，把年仅14岁的儿子马明杰虚报成16岁，编造初中毕业学历，虚开“工龄”证明，先将儿子“招收”为劳动合同制工人，1997年录用为国家干部，同年，调县工商局工作。初中都未读过的马明杰未到县工商局上过一天班，一直在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带薪上学。马占华又为当农民的弟弟编造假学历，“录用”为国家干部，转了城镇户口，安排到县工商局工作。（2）卢贵平本是一名偏远县城的合同制工人，却凭着伪造的“假学历”、“假身份”、“假档案”，靠行贿送礼，_跃成为云南省委组织部的机关干部。（3）广东乳源县社会人员蔡登辉以金钱开路，伪造档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入党、招工、转干、提拔、调动、升级等一切手续，从一个个体户摇身一变而为乳源县经委正科级副主任，随即迅速调入揭阳市普宁华侨管理区，再变而为区财贸办主任，兼任区政法委书记。（4）宁夏同心县，1991年至1998年，三任县委书记马勇、丁玲、肖金玉先后非法录用干部357人，其中有140人系伪造身份、假盖公章转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