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叙述者转述出来的人物语言讲出一个故事，从而自成一个叙述文本时，不仅出现叙述中的叙述。此时，一层叙述中的人物变成另一层叙述的叙述者，也就是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提供叙述者的层次可以认为比被提供叙述者的层次高一层。如果一部作品中有三个叙述层，我们可以把主要叙述层之上的层次称为超叙述，之下的层次为次叙述。这些术语是相对的，取决于我们把何者当作主叙述层次，一般说，在文本中占主要篇幅的叙述层次即为主叙述层。层次命名即使有可能混乱，也无关紧要，我们所关注的，只是各层次之间的相对关系。
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很奇怪，有意设置的超叙述几乎不存在。首先，无论文言还是白话短篇小说集，从未有框架故事，而在东西方许多民族的文学中，用超叙述框架团聚一批故事是共同的习惯，阿拉伯有《天方夜谭》、意大利有《十日谈》、英国有《坎特伯雷故事》。在印度梵文故事集中，框架也是普遍使用的。佛教传入中国，带来俗讲故事，却没有带来框架结构，在敦煌变文中，见不到类似印度故事集的框架。或许唯一的例外是17世纪中国的一个短篇集《豆棚闲话》，其中一群村民夏夜乘凉，互讲故事。赵景深先生评论说：“全书各节写豆棚之景似比正文还好。”可能是因为这框架写法在中国实在不多见。
中国白话长篇小说，无一不有程式化的拟书场格局作为超叙述。由于这格局无所不在每篇皆有，我们甚至感觉不到这是个有意安置的超叙述结构，以提供一个人物——说书的——作为叙述者。
许多改写期的白话小说，的确有一个主题式封套结构。《水浒传》的洪太尉误走妖魔，《三国志平话》中的冤死的韩信等三将重新投胎分汉家天下。但此类楔子是一种目的论式框架，一种命定性预述（下文将谈到），不是叙述分层，它们没有提供新的叙述者，在中国的白话小说中，主叙述以上层次不可能架置特设的超叙述层次，因为已有一个固定的拟书场超叙述格局，它既不能变动，也不需要新的分层来使“说书的”进一步人物化。
有一个判别分层的标准。由于每个叙述都是回溯往事，下一层次叙述中的情节就必然在上一层次情节之前发生，因此，次叙述实际上是伪装的倒述（让人物自己谈过去的事）。分层的叙述，高层次时间在后，低层次时间在先，呈一个时间倒列顺序。用这标准来看早期白话小说的楔子，可以发现楔子中的事件在前：洪太尉走妖魔在梁山聚义之前，韩信被诛在三国分汉之前，由此可判别它们不可能是超叙述。
超叙述在中国文学中并不少见，只是白话小说中没有出现。汉赋常有一个串接式框架故事把各篇系在一起；文言小说，常有一个超叙述故事提供叙述者，并常让这叙述者借用作者的名字。沈亚子《异梦记》开场：
元和十年，沈亚子以记室从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既和，陇西公曰：“余少从邢风游，得记其中异，请语之。”客曰：“愿备听。”陇西公曰：“……”
因此，陇西公是主叙述的讲述者，但在小说结尾时，众客劝“沈亚子”（一个借用作者姓名的人物）记下陇西公说的故事，他就记下了。这里超叙述提供两个人物参与叙述活动，构成复合叙述者，一是讲述者，二是记录者。
文言小说此类超叙述目的是给这故事更多的权威和更多的“史实性”，其方法是把具有真实姓名的一系列角色安插到叙述活动中来。
白话小说根本无法企望这样的史实性和权威性，它的文化地位太低，供不起这样的超叙述结构。
在传统白话小说中，唯一具有成功的超叙述结构的作品是《红楼梦》。我认为《红楼梦》也是现代之前世界文学中可能绝无仅有的复杂分层小说。
《红楼梦》至少有四个叙述层次。第一回开首，叙述者出来宣称自己，就是“作者”：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
只有在文学小说中，叙述者才自称“作者”。这里叙述者身份变化，不再用“说书的”。虽然此段过短，不足以使整部小说摆脱传统叙述模式，但依然意义重大。
之后，《红楼梦》的叙述进入其溯源或开端，说女娲补天遗一石，被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捡起，携往“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此后“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空空道人经过青埂峰下“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应石头之请，空空道人抄下全文。“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
这是全书的第二个超叙述，提供了三个人物合成复合叙述者：石兄作为讲述者，空空道人作为抄写者，曹雪芹作为编辑者。这个超叙述结构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全书后四十回，据说是高鹗所续作，还得重续这超叙述：
这一日，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又从头的细细看了一遍，见后面偈文后又历叙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想毕，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华昌盛地方遍寻了一番。
在高鹗看来，只有续写超叙述才有资格续写主叙述，于是石兄莫名其妙地把自叙分两次抄在石头上，让空空道人第一次只见到一大半。
《红楼梦》进入正文，先说苏州阊门甄士隐、贾雨村故事，他们的故事转入林如海与其女林黛玉故事，林黛玉入贾府引出整部小说的背景。这四五回小说，实际上是全书的楔子，但并不是另一个超叙述。
《红楼梦》的主叙述中又悬附了不少故事，例如第四十八回平儿讲石呆子因扇身亡的事；七十八回贾政说林四娘故事又让贾宝玉作长篇七古咏之。
这样，《红楼梦》中至少有四层叙述：
超超叙述“作者自云”
超叙述石兄自叙经历，空空道人抄录，曹雪芹“披阅十载”
主叙述贾雨村、甄士隐、林如海故事；荣宁两府故事
次叙述石呆子扇子故事，林四娘故事等等
叙述分层的主要目的是使叙述者身份实体化。书面叙述使叙述者抽象化，但却依然要完成一系列叙述者的职能，这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已讨论过。叙述一分层，叙述者就在一定程度上被具体化了，他成为较高层次上的一个人物，这样至少创造了一个印象，似乎他已是有血有肉实在的个体。
当然这只是一个印象，而且，终究说，最高层次的叙述者，依然只是一个无血无肉的影子。我很高兴读到脂砚斋评《红楼梦》点出了这一层：
若云曹雪芹披阅增删，然而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狯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次叙述常被用来作为倒述的方式（这在下一章中将详细介绍）。在不喜欢时序倒错的中国白话小说中，让人物讲往事，比让叙述者倒述，更为自然。毛宗岗评《三国演义》论及这问题：
《三国》一书，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画家之法，于山与树之近者，则浓之重之；于山与树之远者，则轻之淡之。不然，林麓迢遥，峰峦尽叠，岂能于尺幅之中，一一而详绘之乎？
他举的例子有“皇甫嵩破黄巾，只在朱隽一边打听得来；赵云袭南郡，关张袭两郡，只在周郎眼中耳中得来；昭烈杀杨奉、韩暹，只在昭烈口中叙来”等等。他的例子全是次叙述，看来他认为次叙述是“远树轻描”的虚写。
叙述分层本身具有特殊的意义。罗朗·巴尔特坚持认为“发现日记，收到信，找到手稿”等等，全是“资产阶级使叙述自然化的方法”。资产阶级与否暂且不论，分层的确是为了给叙述行为提供一个貌似真实的证据。
尽管《红楼梦》取得了巨大成功，模仿者成群而来，但特设超叙述结构在中国白话小说中依然很少见到，一直要到晚清拟书场超叙述格局才发生突变。
与超叙述不同，次叙述在中国文言小说中很少见到，因为文言小说一般相当短，很少能让人物有机会讲故事。唐传奇早期篇章之一的《古镜记》，有四个次叙述，整个故事几乎全在次叙述中展开，很少见。白话小说中次叙述也只是偶一用之，例如人物出场时自述来历，一般极短。唯一的例外似为《西游补》，此书有个同时代的评者（也许是作者董说本人）告诉我们在此小说中，有“平话中之平话”，看来是特意安排的分层结构。
二
仔细读《红楼梦》，可以发现很多情节，本应在某个层次中发生，却转入另一个层次。
例如贾雨村，本是主叙述中一个投机钻营的官迷，在小说结尾，空空道人带着小说新抄本，在觉迷渡口遇到贾雨村，此人告诉他去找曹雪芹，既然能与空空道人相会，贾雨村就从主叙述进入超叙述，用甄士隐笑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念之间，尘凡顿易”。
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原是超叙述中人，却八次闯入宁荣二府凡人的生活中，他们来自上一个世界，自然具有超异能力能治生起死，预言未来。
第五回中贾宝玉梦见太虚幻境，原是主叙述中的一个情节，因此太虚幻境也应属于主叙述世界。但是在第十二回中，渺渺真人给临危的贾瑞送来“风月宝鉴”：并说：“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第一一七回，茫茫大士又来见宝玉，宝玉问，“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因此，太虚幻境是超叙述世界的一部分。这样，宝玉梦见太虚幻境，实际上是逾界之游。
应当属一个叙述层次的事件，发生在另一层次时，就出现跨层。层次与层次之间，原应属不同世界互不相通，正如神界、阳界、冥界互不相通。
跨层在中国传统戏剧中，本是常用的技巧，至今常用于通俗戏剧样式（例如相声）之中。在表演中，演员有时是人物，有时从人物转回演员，在演剧世界与戏中世界中来回跳动。随手举一例：关汉卿《蝴蝶梦》第三折本为正旦所唱（元杂剧每一折只能一个角色唱）。到了折末，副角王二忽然唱起来，另一副角责问他，“你怎么也唱起来了呀？”王二说：“这不是曲尾吗？”戏中世界与演剧世界游戏规则不同。
跨层在白话小说中几乎从不出现，主要原因是固定的超叙述构造——书场表演，与被叙述世界的界线过于分明，无法越界。只有像在《红楼梦》那样特设的叙述分层才容许跨越。
《红楼梦》的复杂分层与跨层还有一个效果：主叙述的某些人与事进入超叙述层次，使超叙述得到加强，因此甄士隐、贾雨村的事，与贾宝玉游太虚幻境故事，形成一个超叙述集团，实际上占用了全部前五回，这就是为什么到第六回叙述必须从刘姥姥访荣国府重新起头。
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任何叙述行为，实际上都是跨层，因为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发生在高一层，而其叙述出来的人与事存在于低一层。叙述干预更是跨层行为，属于上一层次的叙述者对下层次的人与事评头论足。
18世纪中国小说中，有一本分层与跨层特别复杂，即《镜花缘》。此小说提供了一个叙述行为本身（而不是某个情节）回旋跨层的复杂例子。超叙述的情节本是为了说明主叙述的来历（例如《红楼梦》中超叙述交代石兄经历一番后自述“生平”），但在回旋分层的小说中，主叙述自身说明来历，提供自己的叙述者。
小说第一回群仙女赴王母宴，百草仙子说起“小蓬莱有一玉碑，上县人文”。百草仙子好奇，要求一见，百草仙子说：“此碑内寓仙机，现有仙吏把守，须俟数百年后，得遇有缘，方得出现。”到第四十八回，唐小山来到小蓬莱，居然见到此碑，发现“上面所载，俱是我们姊妹日后之事”。于是用蕉叶抄下。回到船上，同伴养的白猿竟然拿起来观看，于是唐小山开玩笑地托它“将这碑记付给有缘的”。到全书结尾，“仙猿访来访去，一直访到太平之世，有个老子的后裔……将碑记付给此人。此人……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
这里出现的，是类似《红楼梦》的超叙述格局，提供了一个复合叙述者，空空道人的抄写者角色由唐小山担任，空空道人的传递者角色由白猿担任；“曹雪芹”的编辑角色由“老子后裔”担任；石兄书于自己身上的文字成了玉碑文字，却不知何人所作。叙述既有来路，讲述者是否具形就非至关重要。
不同的是，在《红楼梦》中，这复合叙述者集团是由超叙述层次提供的，而在《镜花缘》中，却是由主叙述本身提供的，也就是说，主叙述提供了自己的叙述者。
这个逻辑上的悖论造成结构上的困难。我们看到第四十八回唐小山说她抄下的碑文是“姊妹日后的事”，而“老子后裔”整理出来的却是全书一百回，包括直到唐小山抄下碑文的所有“前事”，也包括唐小山抄碑之事。直到今天，似乎没有读者或批评家注意到这个漏洞。
《镜花缘》的超叙述是隐性的，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跨层，把整个超叙述下移入主叙述之中。跨层不再是分层的产物，而成为分层的前提，分层消失跨层之中，跨层迈一大步，却又踩回此岸。因此，这是一种自我创造自我增殖的回旋分层。红学研究者认为《镜花缘》明显受《红楼梦》影响，《镜花缘》的超叙述也有《红楼梦》的影子，但这超叙述的回旋却是李汝珍的创新。
三
非拟书场的特设的超叙述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只见于个别几本小说。可是在晚清，各种分层突然风行。似乎依然相当传统的叙述者，在人物化的压力下，拼命想从分层找到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
《红楼梦》想必是晚清小说分层风气的最佳先例，西方小说的影响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仔细检查一下当时西方小说的中译本，分层的小说不多。只是有明确叙述分层的《茶花女》与《福尔摩斯探案》是当时影响最大，读的人最多的小说。《茶花女》有“西洋《红楼梦》”之称。看来东西方源头合流，联手造成分层风气。
在各种超叙述设置中，“发现手稿”格局为最多。这可能来自《红楼梦》中空空道人抄稿的先例。此类小说有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黑籍冤魂》，陈天华的《狮子吼》，肃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血泪余生的《花神梦》，藤谷古香的《轰天雷》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