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巨人辈出的时代，那是个创业奠基的时代，那是个给中国文化立下新标尺的时代——我说的当然是五四时代。
但是，一旦我们搁开历史的放大镜，就文论文，就人论人，我们也会发现那是个过分自信的时代，“天将降大任”幻觉太多的时代。那时的人物，包揽天下的气派很大，自大幻觉太多——当然我们现在的明智，是占了近一个世纪后瞻的便宜。
此文想说的，不是“反思五四”那种让人头晕的大题目。我要说的是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留学生都碰到的苦恼：如果是块“材料”，如何才能“成才”？
北大“五四辈”学生中，呼声最高者，前途看来最辉煌者，莫过傅斯年。1917年胡适到北大哲学系，第一次开中国哲学史，号召国学批判，学生差一点要罢课轰走这位教授。当时北大文科学生中，学问功底最好的，是山东来的傅斯年，绰号“孔子后第一人”，被传统派教授黄侃、刘师培等视为国学后继者。傅赶来听了一课，说：“虽然读书不多，说的不无道理，不要闹了。”不然，胡适在中国学术界起步就跌个大跟斗，以后半个世纪的学术领袖地位就无从谈起。
而且，傅斯年在胡适感召下，发起《新潮》与《新青年》呼应，为新文化作鼓吹，激烈地号召“启蒙”。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专门为他们设编辑部。五四火烧赵家楼，他也是带头者之一。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山东省“官费留学”，差一点因为“思想激进”，被考官除名，幸亏成绩超群，才得免。1919年冬，从上海启碇到英国留学，慨然有尽览西学的壮志。同行的俞平伯，到英国没有一个月，就思乡难忍，洋食难吃，苦不堪言，偷偷溜走。傅斯年为了追回好友，一直赶到马赛，也没能说服他。与俞平伯相反，傅斯年刚到英国，就在北京《晨报》每日连载《英伦游记》《留学英国最先要知道的事》，兴冲冲地成为英国留学专家。
1920年夏天，傅斯年进入伦敦大学（就是现在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心理学系，想师从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斯皮尔曼教授(Charles Spearman)读心理学博士，斯皮尔曼却要他从本科一年级读起，傅斯年倒也没有泄气，因为他已抱定“留学不为学位”的宗旨——当时留学生中，不想在学位上浪费时间，只想得真才实学的人很多。胡适号称北大第一个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他回国时有没有拿到学位，却是疑案。陈寅恪留学十多年，从未想拿学位。梁宗岱到法国，诗人瓦雷里叫他不要看重学位，果然他弃学位于不顾。至少当时中国的大学，做教授凭学问，不凭学位。如果不想留在国外，的确可以不必浪费时间，按洋题按洋例，照虎画猫，写一部死读书的论文。可惜，如今的学子，到哪里，都再也没有免过这道门槛的福气。
为什么学文学的傅斯年要选心理学？其实当时中国的“新文化”参与者，大都认为“西学”是个整体，文史学生，到西方尤其应当学科学，同时拥抱“德”“赛”两位先生。既然实验心理学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心理，看起来正符合五四一代“改造中国人的心理”的“启蒙”志向。
这个想法，其实落在中国“国学” 思想框子里：文史哲合一， 整体式思维，与“西学”之细密分科恰好相反。当时傅斯年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层。1920在给“学弟”顾颉刚问如何入门西学的信中，主张尽弃中国古籍，用作“糊窗纸”。
傅斯年在伦敦，住在南伦敦的Sisters Lane, 看来就是现在Clapham Junction 的Sisters Avenue。墙上挂的是他心目中（其实是五四一代中国人心目中）三位英国文化英雄——萧伯纳，达尔文，密勒。在伦敦时，曾帮助名作家威尔斯写他的《世界史纲》的中国部分，喜看歌剧（因为有志改造“中国旧剧”），喜读小说。现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有个“傅斯年藏书室”，里面西文书门类之多，令人惊奇。三年下来，读书看戏所得甚多，主课越学越无趣——实验心理学是一板一眼的数学化的测试统计，傅斯年为此还加修了数学与化学课程，结果发现是在把人当作实验动物，与“改造中国人心理”，手段目标相去甚远。20年后，傅斯年写了一本《性命古训辨证》，讨论中国人心理与概念的关系，但是方法却是国学的文字训诂，与实验心理学无关。
1923年秋季，傅斯年决定离开伦敦大学，转到柏林大学。在英国三年，专攻一科无所得。到德国后，干脆又从人文学院本科一年级读起，不定专业，而且依然旁听物理、概率论数学，还到爱因斯坦的研究生讲习班听相对论，参加东方学家傅兰克的藏学课。
当时聚集在柏林大学的有一大批中国学友：陈寅恪，俞大维，毛子水等，加上徐志摩，赵元任，金岳霖先后来访，均为一时之秀。这批中国学生，都以欧洲启蒙大师莱布尼兹的通才为治学榜样，同时学多门，形成了一个“中国百科全书派”。傅斯年之求博，在这批人中，也成为奇谈。有一次吃饭，傅斯年书包奇重，原来是三大卷的《地质学》，连主攻地理，兼学希腊罗马古典的毛子水，都说他如此读书，将“劳而无功”。
1926年，胡适到欧洲，傅斯年赶到巴黎见面。傅虽然不是胡适的入门学生，却一直被认为是胡门第一弟子。二人长谈，胡适非常失望，觉得傅在欧洲六年，漫无纪律，远不如留在国内的顾颉刚用功，严厉批评了傅斯年。此事见《胡适日记》1926年9月5日。日记原文下面还有好几行，被胡适涂去。看来当时胡适相当激动。这位当年能使胡适提心吊胆的国学学生，“整体治西学”六年后，竟然会因为不“用功”而遭训斥，也是奇事。胡适写日记时依然激动，可见当场还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严厉的话。
傅斯年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主任时，鲁迅任教务主任，二人来往甚多。据鲁迅在私人通信中记载，傅斯年“近来颇骂胡适……胡对他先有不敬之言，谓傅所学名目甚多，而一无所成”（鲁迅1927年6月23日信）。鲁迅一生，对“胡派”几乎个个痛骂，在中山大学，与傅斯年实际上是对立的两派，但是他的如刀之笔，偏偏赦免了傅斯年，傅斯年对胡适的不满，看来是原因之一。
此篇小文，不是针对像我本人这样的一般留学生，本来一生无大成就可企望。求学位，求学问，都得及早找准目标，锲而不舍，自然散漫不得。如果确实是学习能力极强，理应成为通才大儒，也有个从博到精的门径规划。陈寅恪作为中国现代第一学者，也是学的门类极多，把藏、突厥、波斯、阿拉伯、梵文、巴利文、希腊文、拉丁文，全部学了，因此成为能解决中西交通，及隋唐五代史种种难题的唯一专家，漫而不散，恰好汇成一家之言。
我不是说傅斯年一生无成就，他在中国上古史的汇解上，平衡了顾颉刚疑古派的偏颇之处，对中国现代史学卓有贡献。我只是说他在西方学的各种功课，合不成一个专门方向。这六年功夫，只说“得到了西方学术的精神”，是推诿不了的。
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博物馆、中央研究院，任主任所长校长院长。他于1928年在广州筹建并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支持了对安阳殷墟的重要发掘，功不可没，至今为人称道。1950年，中风去世于台湾“中研院”所长任上。当学术界领导，他那样的博学背景，正得以用所长。但是“学而广则仕”，并非傅斯年当初求学之初衷，凑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