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的各种节日里，尤其是在与播种和收割有关的节日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和各时代允许普遍性交的最鲜明的例子……阿尔及利亚的农民反对任何禁止女人淫乱的规定，他们的理由是，任何提倡性道德的企图都会危害农作事业的成功。雅典人的播种节表现了生育巫术的最初特征。女人们拿着象征男性生殖器的东西，嘴里发出淫秽的话语。‘农神节’曾是罗马人的播种节，现已被欧洲南部的‘狂欢节’取代。在欧洲南部，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与在印第安人和连荷美人中间所流行的有些不同，至今仍是一种显著的特点。”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人们认为月亮是所有孩子的真正父亲。这种观念是和月亮崇拜紧密相关的。在太阴和太阳祭司与阴历之间会有过一次奇特的冲突。日历在宗教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十八世纪以前的英国和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的俄国，人们一直使用一种不正确的日历，因为他们觉得格里历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另外，那些致力于月亮崇拜的祭司也在到处提倡这种极不准确的阴历，所以阳历的胜利来得很缓慢，而且是部分的。在埃及，这种冲突一度成为内战的根源。“月亮”一词有过一场文法上的争执，直到现在，“月亮”这个词在德国仍是属于阳性的。在基督教中，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至今仍留有痕迹，因为基督教诞生在冬至，而他的复活则是在逾越节的满月时分。虽然断言原始文明具有某种理性未免失之于草率，但我们也很难拒绝这种结论，即太阳崇拜者无论在何地取得胜利，都应归功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太阳对于庄稼比月亮具有更多的影响，因为农神节一般是在春季举行。
所有的古代宗教都具有许多男性生殖器崇拜的成分，这引起了教父们的强烈反对。尽管他们反对，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痕迹还是存在于整个中世纪，只有新教才最终把这些痕迹消除。布利福尔特写道：
“在佛兰德和法国，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信徒比比皆是，例如，布列塔尼的圣贾尔斯、昂儒的圣雷内、部耳日的圣格勒左、圣勒诺和圣阿诺。法国南部最负盛名的是圣佛了，他被称为里昂的第一个主教。当他在恩贝勒尼的神殿被呼格诺人毁坏时，人们把这位圣人的生殖器象征从废墟中取了出来。这生殖器由于大量的碘酒而染成了红色，这些碘酒是他的朝拜者们根据习俗洗在生殖器上面的。以后，他们又把这些酒当成一种防止不育和无能的极有效的药喝进肚里。”
圣娼是古代尤为盛行的另一种制度。许多地方，普通有身份的女人常到寺院去与祭司或偶然相遇的陌生人性交，而那些女祭司本身都是圣娼。这种风俗也许是出于通过上帝的恩赐使女人的生育，或用巫术去求到庄稼的丰收目的。
以上都是赞成性的成分；反对性的成分起初也和赞成性的成分并存。后来，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流行，这些成分就战胜了它们的对手。韦斯特马克举了许多例子说：“有一种新奇的说法，即在婚姻以及一切性关系中，都存有不洁和罪恶的东西。”在世界许多基督教或佛教的影响所不及的地方，男女祭司们都宣誓实行独身主义。犹太人中间有一个埃森人派别，他们认为一切性交都是不洁的。这种观念早在古代就有它的地位，即使是在那些最仇视基督教的人中间，也不例外。在罗马帝国，曾有过一种普遍的禁欲主义的倾向。伊壁鸠鲁主义几乎灭绝了，在有文化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中，又出现了斯多喝主义。在《伪圣》中，常表现出一种以女人为玩物的态度，这和《旧约全书》古卷中强壮的男性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新柏拉图派几乎和基督徒一样禁欲，波斯人关于物质即罪恶的说教传遍了整个西方，接着又带来了另外一种信仰，即一切性交都是不洁的。这虽然不是绝对的，却都是教会的观念。
在某些环境中，人们对于性有着一种自发的恐怖感，而且当这种恐怖感产生时，它竟然可以和那种更普遍的对性的爱好一样，成为自然的冲动。哪种性制度可能更能满足人类的本性呢？我们必须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考虑和理解这一问题。
首先从信仰中去寻找这种态度的根据是徒劳的。这些信仰最初是由情绪所产生的，一旦产生，它们会比情绪更持久，或者至少比那些根据情绪的行为更持久些，但并不能成为反对性的态度的主要原因。产生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嫉妒和性疲劳。如果产生了嫉妒，即使是很轻微的，也会成为一件令人厌恶的事，而那种引起性行为的欲望也会同样令人厌恶。
一个纯粹根据本能的人，假如他能随心所欲，一定会要求所有的女人都爱他，这种情感很容易使他对性产生厌恶，尤其当这女人是他妻子时。我们从莎士比亚的书中可以发现，所有的男人都不希望他们的妻子有热情。他认为，理想的女人应能根据义务的感觉投身于她丈夫的怀抱，但不能有情人，因为性本身对于她是不愉快的，而她所以能忍受，仅仅是道德法律要求她这样做的缘故。一个按本能行事的丈夫，当他发现他的妻子对他不忠时，不但会对她厌恶，连她的情人也在被厌恶之列，而且他会得出一种结论，即一切性都是可憎的，尤其是当他由于性交过度或年迈而丧失能力时。由于在多数社会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重要，所以那些鲁莽青年对于性问题的意见不能被视为是正式的正确的情理之中的事。
性疲乏是文化带来的现象。在动物中，是没有这种现象的，在不开化的人们中间，性疲乏也很罕见。一夫一妻的婚姻中，也不可能发生性疲乏，即使发生了，也很微弱，因为大多数男人喜新厌旧的冲动会导致他们生理上的过度行为。如果女人有拒绝男人要求的自由，性疲乏大概也是不会发生的，女人会像雌性动物一样，要求每次性交之前有一段调情行为，直到感觉男人的性欲非常冲动时，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文化的缘故，这种纯粹本能的情感和行为已经很少发生了。
对于制约这种情感和行为最有用的因素是经济。已婚女子和娼妓都是通过她们性的妩媚去谋生，所以她们不能仅靠自己的本能冲动才去满足对方的要求。这极大地减少了调情的作用，而调情则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免于性疲乏的手段。因此，那些没有严格道德约束的人，势必会沉溺于过度的性行为中，这种行为最终导致疲倦和厌恶并自然而然产生一套禁欲的理论。
当嫉妒和性疲乏同时出现时，反对性的热情就会极为高涨。在那些非常淫乱的社会中所以会产生禁欲主义，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然而，独身的现象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原因。男女祭司们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被视为已和上帝结了婚，他们必须拒绝一切与普通人性交的行为。他们自然被视为是特别圣洁的，于是圣洁和独身就合为一体了。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的修女仍被视为是基督的新娘，所以她们与普通人性交是一种犯罪行为。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更为隐晦的原因与古代末期不断增长的禁欲主义有联系。有许多时代，生活是快乐的，人类是朝气蓬勃的，人世间所拥有的乐趣也足以使人们得到满足。但还有许多时代，却与此相反，人类需要通过追求精神上的慰藉或向往未来的生活，来弥补人世间自然的空虚。拿《雅歌》中的所罗门与《旧约·传道书》中的所罗门进行比较：前者所代表的是鼎盛时期的古代世界，后者所代表的则是衰落时期的古代世界。也许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生理上的原因，就像活泼的野外生活取代呆板的都市生活一样；也许那些禁欲主义者过的是一种懒散的生活；也许《旧约·传道书》的作者认为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是因为他缺少体育锻炼。无疑，像他那种情绪是容易导致对性的谴责的。
以上大概都是古代后期的人们普遍萎靡不振的原因；至于禁欲主义，那是萎靡不振的一种表现。基督教的伦理学正是在这衰退和病态的时代里形成的。以后时代的那些朝气蓬勃的人不得不遵循那种生活，而那些病态之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生物价值和人类生活延续的理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