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的木屋经过了修葺，但无法改变其苍老的面容。尤其是挂有牌子的三处“红军开仓分盐”遗址更是让人感到历史的无情和时光的流落
过二郎滩大桥沿一条宽敞的山路爬到半坡就是郎酒厂了。这里的情况有点与茅台酒跟茅台镇相似，新建的房屋都挤在一片，分不清那是居民房那是厂房。好不容易才打听到郎酒厂的大门。来到门口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工厂，里面的房屋仿佛都是七、八十年代修建的，显得是那样的古旧和苍老。这是郎酒厂的办公楼，至于生产车间没有人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找到公司办公室，办公室又叫我去找宣传科。我找到宣传科，宣传科又把我推给策划部，好不容易才在策划部坐下来。幸好我不是来找他们要广告的。我知道现在的企业很讨厌记者，可像我这样的记者也非常讨厌进企业。因为他们除了出钱做广告外，不可能从他们那里挖掘到什么有意思的新闻。我为什么要来郎酒厂，因为郎酒毕竟是赤水河中游的一个标志，我不仅喝个郎酒，而且知道这郎酒是好酒者们喜欢的一种酱香型白酒。
然而最终也没有从他们口里获悉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郎酒的口味喝酒的人都知道，有点接近茅台酒的味道，当然与茅台酒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感觉也只有好酒者才有体会。那么，郎酒的口味为什么接近茅台呢？我从一个小资料上看到了这么一个记载。
说是二郎这个地方很早就有人酿酒，只是不成规模，直到1907年，一个贩卖布匹和酒的商人开始在二郎大规模生产酱香型白酒。
这个人叫邓惠川。
邓惠川出生在四川荣昌，1903年，他携家带口来到二郎，以做小买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生意清淡时还打草鞋卖。当时二郎这个地方已经流行酿制“小锅酒”、“坛坛酒”。邓惠川根据做生意的经验觉得酿酒很有发展，加上他的妻子从小在泸州长大，自幼学会了配制花酒的技术，于是就邀请二郎的酒师李丙山做帮手开办了“絮志酒厂”。其酒质地醇和，回味带甜，清香爽口，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邓惠川又把“絮志酒厂”改为“惠川糟房”，大兴土木，建起了2000多平方米的酒坊，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很气派的。据说，邓惠川善于思考创新，还模仿茅台工艺酿制茅台香型的高档酒。甚至来到上游茅台镇悄悄偷学茅台酿制工艺，之后为了表明生产的“郎酒”与“茅台”均用“回沙工艺”酿出，邓惠川把“郎酒”正式命名为“回沙郎酒”，因此成为当时二郎滩上第一个冲出赤水河的名酒。
想不到的是，多年后这里又诞生了新的一家酒坊：集义酒厂。虽然比惠川“晚生”，但后来的影响却永远大过“惠川”。这主要体现在它的规模和发展方面。
“集义”创建不久的1933年，贵州茅台镇上的知名酒厂“成义酒厂”发生了一次火灾，受到了严重损失，当时的酒师郑银安失去了生存依附，而另外两家酒厂又因多种原因不愿意接受其入厂，“集义”老板雷绍清知道这一消息后高薪将其聘到“集义”负责生产技术。之后雷绍清又把本是“同根生”的“惠川”酒师莫绍成也挖进“集义”与郑银安一起担任总酒师。这一“挖请酒师”善用人才之举，据说在当时的赤水河两岸还引起过不小的轰动。
经过发展变化，后来“集义”就干脆把酿制出的近似于茅台口味的酒改名“郎酒”。
直到如今，郎酒确实有些相似于茅台的口味之处，这大概就源于那个叫郑银安的酒师。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川考察时说：四川还有个郎酒嘛，解放前就很有名气，要尽快恢复生产。之后，四川有关方面立即开始筹建，于1959年7月正式成立国营四川古蔺郎酒厂。
周恩来的一句话使得郎酒再度重生，这种威力不言自明。可人们不禁要问，周恩来是在四川成都考察，他又没到二郎滩来考察，怎么就知道四川有个郎酒？至于话题的前因我们都无法知道，但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当年的工农红军四渡赤水河时先后两次从二郎滩渡过，如果不知道郎酒那才是怪事。没准周恩来当时还喝了不少郎酒呢！
然而，诞生于计划经济下的国营郎酒厂由于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其发展曾一度处于低迷状态。为了再树郎酒雄风，2002年郎酒加盟泸州宝光集团公司，改国营于民企。体制转变后，职工从3000人锐减到1200人。现已走出低谷，迈上了新台阶。
从郎酒厂大门往北走，有一条通向二郎老街的大路，我沿着寂寞的大道走向老街。
老街距新街大约300米左右，古旧的木屋几乎是沿着陡峭的山坡从下往上延伸，有的木屋甚至就耸立在悬崖边上，两边错落的木屋蜿蜒着形成了一条狭窄的街道。说是街道还不如说是巷道更准确，最宽的地方估计也不过3米。石板弯弯曲曲地铺展开去，不少处光滑得照得见人的身影。木屋已经很斑驳，但一路走过去见木屋大多住有人家，门锁都还是我小时候见到的往屁股后面顶出扣子的那一种。沧桑是有些沧桑，但感到是那样的静穆和温暖。不用说，这就是古老的二郎了。据了解，这些木屋主要修建于清末民初，经风沐雨，时事更替，已经显得十分萧条和沉重。这条街道现在已经命名为：红军街。虽然有的木屋经过了修葺，但无法改变其苍老的面容。尤其是挂有牌子的三处“红军开仓分盐”遗址更是让人感到历史的无情和时光的流落。从其“身架”来看，这三处被红军“开仓”的房子在当时应该是很气派的，家道兴旺，用后来的话说，不是资产阶级也是地主家庭。可是如今已破败得只有屋架了。没有人居住也没有人维修，摇摇欲坠，只待时日。
没有找到民国时期郎酒的生产旧址，但我想，二郎镇能成为今天四川省重点建设镇、全国100个著名文化乡镇之一，没有郎酒，没有红军两次从二郎滩经过，未必就有今天的二郎。
在灰旧的巷子里穿行，我试图寻找到当年红军两次停留的足迹。可是除了这弯弯曲曲的石板街和石板街两旁的老屋，什么也找不到。我们只能凭借资料感受历史品味先人走过的路途。
1935年1月底2月初，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抵达云南扎西（现在的威县）境内，遭到国民党军队从南北两面夹击，在前进不得的情况下采取了回师东进的决策。于是，迅速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几个渡口再渡赤水河，重入贵州，奇袭敌对势力薄弱的娄山关和遵义。2月18日傍晚，红三军团前卫十二团和十三团占领二郎滩口，用三支木船渡到河东现在的习酒镇。背水作战，击溃了黔军魏金镛和侯汉祐部。有资料这样记载：英勇的红军在19日拂晓分四路向敌人发起进攻，其中三路正面仰攻，一路绕敌后猛攻，打得敌人乱成一团，有的溃逃，有的掉下悬崖，有的当了俘虏……从2月18日至21日，红军先后从不同的渡口成功再次渡过赤水河东岸，这就是红军“二渡赤水”。
红军第二次过二郎滩也就是最后过赤水河的“四渡赤水”。红军三渡赤水后，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度重兵围堵。红军果断再次挥师东进，于3月21日晚至22日晨，从二郎滩、淋滩、九溪口、太平渡等大小渡口渡过赤水河。据记载，当时红九军团从二郎滩过河，红一军团从淋滩过河，红三军团从太平渡过河，军委纵队从九溪口过河。
成功四渡赤水河的红军从此再没有回来，而是从贵州急速向南前进，经云南向西北方向挺进，至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开始北上。
从“红军街”下行到赤水河边，见临近河流的一墩大石头上显目地刻着“中国工农红军二郎滩渡口”11个红色大字。站在乱石突起的岸边望着北去的赤水河，想象着前人走过的路道，心潮澎湃，心情激越。我久久地站在岸边望着奔流不止的河水，思考着明天向下游而去的行程。不一会，从坡上的小径处又走来三个男人，一时间感到“此路”并不孤独。一看他们的着装和背包就知道他们也是户外旅行者，他们前后走到我站的地方咔嚓咔嚓一个劲拍照，然后和我一样久久地注目着奔腾的赤水河。大家打过招呼才彼此互通来自什么地方。那两个年轻一些的男生来自遵义一所中学，都是刚刚走上讲坛不久的老师，两人结伴出来只是为了“采风”，找一些有名的人文景点游览、拍照；而那个年纪稍大一点的用江南普通话告诉我，他叫龚建平，来自浙江，骑自行车重走长征路。这位老兄还给了我一张名片，名片上打印着这样的头衔：“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行组委会秘书长”、“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后代委员会委员”、“浙江省赛车运动协会副秘书长兼铁人三项队队长”、“杭州市冬泳协会副会长”。
他头戴安全帽，全身捆绑得十分严实，由于昨天道路泥泞，其裤脚沾满了自行车齿轮旋转时带起的大片污泥。
大家拍完照交谈着走到沿河公路的一家饭馆，虽然还没到吃晚饭的时间，但都感到有些饿了，于是相约一起吃顿饭以示纪念。天气很热，每人都要了一瓶啤酒，吃完饭我说这顿饭由我请他们，大家在这个地方相遇就是缘分，不到100块的饭钱大家就不要在意。然而，龚建平先生却提出AA制，他的理由是谁都不是主人，对于现在所处的位置来说，都是外地人，既然都是外地人，为了表示大家的心情同时也让大家今后能够记住这一时刻，AA制才是最有纪念意义的。这老兄话说到这种程度，为了表示尊重，我只好收回我的诚意。我不知道这位老兄内心真是这么想的呢还是作为江浙人对经济分得很清楚的观念使然。不管怎么说，这都代表一种文化取向，我请大家吃饭就代表了贵州人的一种文化观念；而龚先生的想法显然就代表了江浙人的文化观念。
分别时，龚先生说他决定住二郎镇上，计划次日向云南扎西方向进发，他说，下游的太平渡、土城等红军过河的渡口不一定都去，返回时看情况再定；而遵义的两位年轻老师马上就要坐车往太平渡方向而去。
我们行走的方式和方向都有些不同，大家就此别过，分道扬镳。
后来，龚建平先生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当年的７月下旬的一天，我好像正走在赤水河下游的合江段，快到长江口了。他说他已经到了贵阳，问我是否走完整个赤水河行程回到了省城。当他得知我还在路上时，也就只好作罢了。大约过了两年，龚先生再次来到贵阳，与我联系时，不料我又出差在外，之后彼此再无音讯。却道是：
相逢未必曾相识，相识未必再相逢。
赤水河上多少事，已随流水去无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