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把我带出派出所，介绍我进了一个“新闻部门”，可去了才晓得内情。里面的老“记者”康询告诉我，这个地方从来不挂牌办公，但对外却名正言顺称某新闻机构“专题部”。屋里有一本大大的深圳企业电话薄，用来联系“采访对像”，其目的却醉翁之意不在酒 昨晚上还生怕朋友知道了这事，现在却顾不了这么多了。
朋友叫我把电话拿给派出所的警察，我把电话递给尖嘴猴腮。这家伙看了我一眼很不耐烦地接过了电话。我不知道朋友在电话上与尖嘴喉腮说了些什么，反正这家伙放下电话后脸色有了些变化，“怎么不早说你朋友在报社呢，一会你朋友来接你。”
狗日的撂下这么一句就走掉了。
不到一个小时，朋友到了派出所，这时尖嘴猴腮已不见了。只有那个年纪稍大的警察和另一个小警察在办公室。年纪大点的警察说，你这朋友很倔强，昨晚上他要早说你是他朋友，就不会把问题搞得这样复杂。“唉，受了点委屈……”好心的警察面对朋友觉得有些歉意。
朋友把我带出派出所，我们在深圳街头走着。朋友责怪我，怎么不告诉他什么时候到深圳。他说，派出所很多警察都是当地人，文化不高，政府要征人家的地，得解决人家的工作，不少警察都是从保安过度过来的，遇到这些人肯定要吃亏。
我说，也不至于这样不听人讲道理。朋友说，这些年来，警察的特权思想膨胀，要和他们抬杠，管你有理没理都是你不对。再说深圳这地方，外来人口多，确实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在深圳乱搞，所以有的警察执起法来就顾不了那么多。我说，我不能这样就算了，妈的，被他们当作罪犯铐了一夜就白铐了。
“先把工作安顿好后再考虑这问题。”朋友说北京某新闻单位在深圳设立了一个工作站，站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专题部。他和那里专题部的头熟悉，可以去那里试试，虽然没有底薪，但提供住处。朋友还说：“深圳这地方，发财的人都不是拿固定工资的人，大多都是跑单的人。跑单，用内地的话说就叫拉广告。这个专题部主要就靠跑单拿提成，跑得好，很快就会发的。”朋友还列举了好几个例子以证明跑单是很有前途的，比别的什么工作赚钱都快。
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我不能在深圳街头流落。我对朋友说，去试试。
我们在街上走了很久，弯来拐去，分不清东西南北，都把我转蒙了。最后才在一个住宅区停住脚步。朋友说，这个地方叫深大新村。朋友把我带进高楼林立的深处，然后在一栋楼房前的门外停住脚，按开电子锁上到四楼。
天气很热，汗水湿透了衣衫，我右手腕被手铐勒伤的地方开始焦辣的刺痛。
开门的是一个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女子，她问我们是不是来找某某主任的，朋友说已经和他们主任预约好了。女子把我们带进主任的单间办公室，我这才发现，这是一套标准的住房，三室一厅的住房。进了办公室，朋友和那个坐在桌子后面、身子已经陷进沙发里的主任简单寒暄了两句，然后把我向主任作了简单介绍。朋友急切地说他下午还有重要采访，不能多停留，就把我撂在主任面前匆匆走了。
面前的主任四十岁左右，不苟言笑，脸一直阴着，显得很深沉。他看了我的学业证书后，又要求看看我曾经发表过的作品。我打开背包，翻出我准备好的几篇作品复印件递给主任。主任快速地翻了翻，对我的东西装腔作势做了一番评价，说：“按我们的规定，你本来是不符合我们招聘要求的，但考虑你是某某的朋友，我们就破例接收你。”
主任很诡诈地把我打击一通后，没有再说什么，然后从抽屉里取了张“协议书”给我。我走到外面的大办公室认真填好协议，然后走进去毕恭毕敬放到主任的桌上，他拿在手里看了一眼就丢在了桌子的一边。
他假装思索了一会，然后慢条斯理地从抽屉里摸了两张盖有公章的公文纸给我，我摊在手中一看，一张是“追寻闯浪者的足迹，共绘不夜城的辉煌——关于编写出版系列文史丛书（相会在明天）——驻深群英谱”特邀函；另一张是“系列文史丛书《相会在明天——驻深群英谱》订书单”。
我更是蒙了。我不明白这是要我做什么，我没有直接询问。我想，万一问出什么问题，把我赶出门去，晚上又要流落街头。管它三七二十一，先住下来再说，常言道：走三家不如稳一户。
主任还是那样没有好脸色，他说：“没事了，你出去，到外面去安顿自己的床铺。大厅里都是男生的床铺，你找个空的住下来。”
我走到大厅，这时从外面回来了一个男生，气吁吁地一屁股坐在靠墙的一张铁床上。铁床是上下铺，上面是空位。我问他：“兄弟，这上面没有人住吧？他说：“这床不好，你住那张床的上面吧。”听得出他的话意是不想让我住在他的上铺。这个位置靠窗，光线明朗，可他虽然没有明说不让我住，但就那意思。
初来乍到，我怎么能和人家较劲。算了吧，息事才能宁人。正在这时，一个稍显瘦弱但很精神的男生提着个黑皮包走了进来，他一看就知道我是新来的，而且发现了我的难处，就马上对我说：“住我的上铺吧，没关系，我叫康询。”
我谢过他，就从包里取出简便的床单丢在了康询上铺的木板上。
康询见此，马上把我带到楼下的一个铺子买来一张篾席垫在木板上。算是在深圳有了个安身的地方。
康询在带我下楼买篾席的路上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比如，是从哪个地方来的，过去做什么，为什么想到来深圳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见我很坦率，也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我。他说他是湖南常德的，真名根本不叫康询，但他从没有告诉过这里的人，他觉得我们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所以才跟我说实话。他还告诉我，他来深圳已经快一年了，过去在一家公司做拉线长，固定工资，赚钱太慢，看到很多一起过来的朋友做业务都赚了大钱，所以就跑到这里来了。
“来了就千万不要回去，那要被别人看不起的，即使要饭都在深圳要，回去太丢人了，说明自己太失败了。我刚来的时候很久没有找到事做，一天吃两个面包，晚上睡在水泥管子里面。我也想过回家，但我坚持下来了，现在对深圳有了很多了解，适应了。其实来深圳的人都不容易，来前以为这里遍地黄金，来了才知道这个城市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我们里面有两个女生来了两个多月，没有跑到一个单，晚上出去很晚才回来，我都怀疑她们出去做鸡了，没办法啊，要吃饭……”
晚上，主任走了，同事们回来了，有的唉声叹气，有的骂骂咧咧，我仔细观察，屋子里男男女女有七八个，单间房里两张铁床住了三个女生，有的没有吃饭就到厨房里自己下面条，有的就干脆到外面吃便餐。等女生们都做停当后，康询才到厨房去下了两碗面条，我一碗，他一碗，还搞来一盅广东产的白酒，尽管很难喝，却因心情郁闷，那杯酒我三口就干净了。
从此我和康询臭味相投，成了最好的搭档。
康询告诉我，这个地方从来不挂牌办公，但对外却名正言顺称某新闻机构“专题部”。工作要求是，我们这些“记者”自己设法捕捉采访对象，办公室里有一本大大的深圳企业电话薄，上面有许多公司的通讯电话，大家都可以用桌子上的电话与那些公司联系。至于用什么方式和技巧把单搞到手，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不仅惶惑，而且感到很孤独。我想童月，但不知道童月的心情怎么样，我觉得她根本没有想我，我有种预感，我们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情感在慢慢稀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