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竞争引发的“老问题”：对旧体制的反思
革命导师列宁早在1922年就指出：“关于我们国家机构的问题，这是个老问题，也永远是个新问题。”八十多年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探索，无不触及上层建筑如何为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变化的问题，这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而有关高等教育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历史又一次无可选择地把改革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重任，推到了中国大学的面前。
大学竞争是一个内涵丰厚的多学科命题，它的深层涵义是通过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及其运行方式以实现大学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办学效益和竞争力。我国旧管理体制中的禁锢状态，与经济生活中的沉闷局面联系在一起，使整个国家的大学组织失去生机，陷入僵化。官僚主义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一个总病根”。总体看来，我国公办学校引进市场机制的步伐缓慢。国际上，许多国家的公立、私立学校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和社会团体参与学校的经营和管理，以达到有效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目前，我国学校产权主体不太明晰，在管理上遇到了许多矛盾，在发展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学校的法人地位得不到认可；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与公办学校的待遇不平等，以及学校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等等，都反映出引进市场机制的步伐缓慢、力度不够。怎样克服旧体制的弊端？这是一个需要冷静反思的老问题。官僚主义积弊，固然与思想作风有关，但体制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据此，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基于此，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上根本解决官僚主义和权力过分集中对大学竞争的壁垒问题，就成为影响大学合理竞争的首要问题。
二、“繁荣”表象下的深层矛盾
（一）理论研究不足
理论越彻底，其解释力和穿透力就越强。大学竞争在中国只是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在认识上，主要反映为对竞争的本质、规则、条件、谋略等层面的理论研究滞后，误区较多。
首先，表现在只重视宏观管理体制政治层面的研究，而忽视其竞争的策略、技术层面的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既有政治层面的内容，又有技术层面的内容，两者相互依存；没有技术层面的改进与完善，便不可能实现政治层面的目标；而没有政治层面的保证，就可能对技术层面产生误导。
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将高等教育纯粹划归为上层建筑，否认高等教育在具有事业性的同时，也具有产业性的属性。其实，事业性与产业性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正如袁振国教授所言：“教育的事业性和产业性，并不是教育的固定属性，而是对教育活动在某一历史阶段运行特征的规定。在现代社会，教育活动是事业性的还是产业性的，并不是它客观上具有不能变更的属性，而是人们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对把它作为事业运行有利还是作为产业运行有利的主观判断。事业性和产业性是一根坐标轴上可变的连续体，如何对其定位，既涉及如何进行理论解释的问题，更涉及实践中怎么操作的问题；既涉及属性分析的问题，更涉及政策如何把握、运行模式如何转换的问题。”
不仅如此，教育的公益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劳凯声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这种公共物品经过转化，是可以进入市场的，是可以通过市场来运作的。经过转化后的教育，尽管是以私人物品或者准私人物品的面貌出现，但仍应将它看做是一种市场化的公益行为，而不是纯私益的行为。现行法律所规定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并不是教育公益性所固有的性质，而是法律赋予它的一种外在性质，教育的公益性并不必然排斥营利性行为的存在。当前我国的公共教育体制应当是一个多元化的体制，从事的是公益性事业。构成公共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应当是一种非政府的和非企业的社会组织，提供的是公共物品。由于教育的非垄断性质，这种公共物品在一定的条件上可以转化为私人物品或准私人物品来向社会提供。提供公共教育的机构可以是公益性机构，也可以是营利性机构”。
如果认为，转型期大学竞争制度的建立，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与新制度相符合的新型管理体制，则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殊不知，从建立社会主义大学竞争制度到完善体现这一制度的行政管理体制还需要一系列的中介环节，即技术层面的环节，反映这一层面的知识有教育行政管理学、教育行政法学和教育竞争理论等。由于大学竞争在我国开展的时间不长，整个大学竞争理论研究还比较肤浅，突出表现在介绍国外和企业的多，研究国内的少；介绍概念、一般理论的多，研究实际、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少。这样的理论现状很难担负起指导大学竞争实践的重任。
其次，表现在形成了许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思想和观念。高等教育旧体制的长期实践，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比如，与政校不分相联系的，是视大学为政府的附庸，政府直接管理大学的观念；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是单一的行政指令、行政干预的观念。在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这些旧观念已经不利于建立现代大学竞争制度，不利于促进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其实，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一句空洞的象征性的口号，而是一个具有深厚现实基础的价值判断。概括地说就是“小机构、大服务”或“小政府、大社会”。
（二）新旧矛盾交织
由于处于社会转型期，高等教育运行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旧体制已部分解体，新体制尚在建立之中，难免出现“双轨制”下的“管理真空”与“管理冲突”。
（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教育偏重于系统的书本知识传授，人才培养规格过分强调学术性、研究性和规范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相对不足。既造成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的脱节，更不利于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看，我国研究生教育比重太小，仍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2001年在校研究生仅占高校在校生总数的3．2％。71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在校研究生与本专科学生的比例仅为1：4．84。而国际上一些著名高校研究生与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的比例一般为1：1或1：2，与之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还存在巨大缺口。
高校学科专业比例失调。2001年工科类招生与上年相比，增幅仅为7．6％，远低于23．3％的平均招生增幅；第三产业发展急需的金融、外贸、会计专业在校生比例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下降了0．52、0．33、0．15个百分点，明显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知识含量的发展要求。
三、机制不活：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并存
政府治理的缺位、错位和越位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机制不活的主要原因。教育举办者，办学者和管理者三方主体不明，行政性垄断十分严重，政府办学的单一化格局还未真正打破，高教市场运行中缺乏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解决高教“市场失灵”和“公平竞争”两大基本问题，规范市场竞争的基本规则，构建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平台，当属政府的职责范畴。但是，在完全政府主导下的大学运行机制中，大学与政府之间的“附庸”关系和产权关系仍未完全理清，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仍在相当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角逐。社会参与的公共治理制度严重失缺，教育行政听证制度、咨询制度和监督制度等仍是纸上谈兵。政府角色“错位”和“越位”现象时有发生。要么事无巨细，样样独揽，要么张冠李戴，伸手过长。政府没有退出教育活动的微观领域，在教育资源配置中未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政府的职能是维护和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而不是亲自去从事一项具体的活动，世界各国的市场经济实践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下，政府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凡是民间能办的事情就让民间去办，凡是市场能办的事情就让市场去办，凡是基层能办的事情就让基层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