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大学顶尖人才报酬的国际接轨
本报讯据《文汇报》报道，“百万年薪聘教授究竟值不值”，一年多前还是清华大学最热门的争议话题之一；而今天，如果有人在清华园里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用“物超所值”这个词来回答。
清华“赚回的更多”
今年10月13日，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与美国利宝互助保险集团就合作进行职业完全研究项目举行了签字仪式。根据协议，利宝集团将连续3年每年向工业工程系资助50万元人民币。这个150万元研究经费的大项目正是在那位清华首位“百万年薪教授”萨文迪的穿针引线下进入清华园的。
去年10月11日，为组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工业工程系，清华大学在企业的赞助下，以10万美元（合人民币80余万元）年薪聘请了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普渡大学工业工程系萨文迪担任该系系主任兼讲席教授。百万年薪引来的确实是“会产金蛋的金凤凰”。这一年，清华工业工程系拿到的5个国家科研项目中，有两项是在萨文迪教授的帮助下签到的。
以学者团形式工作的28位海外华人学者集体受聘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曾经让全国科教界震动，原因仍然是“百万年薪”。他们对清华的回报也很可观。比如，他们促成了清华大学金融中心的建立，成功举办了2002年中国金融国际研讨会。另外，他们所倡导的博士班项目目前也正在积极运作。
强大的冲击波
借百万年薪教授的影响突破中国高校发展的软肋——师资、观念、环境和激励机制，这是清华校方最为注重的问题。清华工业工程系常务副主任郑力教授告诉记者：“有这个系主任和没有这个系主任是大不相同的，他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无法用金钱衡量。”
教师是首先受益的群体。萨文迪的思维方式令所有中国教授大吃一惊：“我们过去的思路一般是美国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而萨文迪却说：‘美国有关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美国做了，我们就不一定做；我们要做他们没想到，还没做的。”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工业工程系的教师们一下子意识到，作为一个新建立的系要想跻身世界一流，就一定要有新的思维，要有特色。
清华的学生也感觉到了百万年薪教授带来的变化。萨文迪清华的博士生张婷告诉我们：“萨文迪很关注学生自己的想法，在确定研究课题前，他会与你进行深入交流，了解你的学习情况乃至你的兴趣爱好。”
通向世界的领航员
变化正在发生。今年，工业工程系吸引了众多高校的第一名前来报考博士生；在清华召开的国际工业工程年会上，欧美代表纷纷赶来；工业工程系15位教师已有6人次担任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编委。更深远的影响还在蔓延。继萨文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外优秀学者愿意到清华来工作。到目前为止，工业工程、自动化、经管学院、计算机、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等5个讲席教授团组已经成立；更多的中国名校摆出了网罗各地人才的阵势，其中复旦大学在不久前也打出了“百万年薪”的旗号。萨文迪们正为清华、为中国高校扮演着通向世界的领航员角色，而全世界通过他们看到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决心和可能。
——《中国教育报》2001年12月15日第2版
案例二：国外落后边远地区开发过程中的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
1．美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经验
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注重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实行市场导向为主与政府适度宏观干预相结合，靠市场竞争来优化结构、配置资源、激发活力、促进发展，主要抓了四大基础工程，即公路网建设、信息网络建设、环境保护、基础教育。
美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加大了对基础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高等教育主要面向市场。美国公立学校经费主要依靠财产税，这样的制度安排造成富裕地区以较低的税率提供的教育服务比贫困地区以较高的税率提供的教育服务还要好。由于美国各州在财政上有较大自主权，因此各州政府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缩小生均教育经费差异，主要采取三类措施，即最低标准模式、机会均等模式和完全均等模式。最低标准模式是指州政府为每个学生提供最低标准的教育，使其有能力就业，这种模式主要靠调节税率实现，辅之以政府补助基金；机会均等模式是指各地区有同等的机会获得所需的教育经费，州政府按照其支撑能力（税率高低），依据生均经费标准予以援助；完全均等模式是指教育完全是州政府的责任。美国上述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
美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高等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机制，成为美国西部乃至全国经济起飞的发动机，是美国新经济的雏形。30年代开始于斯坦福大学及周围地区的科技研究与开发活动，引发了60年代在美国掀起的高技术革命浪潮，使得加州圣何塞市的圣克拉拉县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硅谷。1957年斯坦福大学副校长戴曼倡议将斯坦福大学大片空闲地划出建立工业园区，他的两个学生惠勒和派克在其鼓励与支持下，在园区内创办了惠普公司，标志着硅谷的诞生，此后ⅢM、苹果、英特尔等公司相继落户。硅谷从60年代半导体产业起家，70年代开发电脑，80年代发展软件业，90年代发展网络产业，现在硅谷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5000亿美元。“硅谷”高科技园区的兴起作为科学研究和工业创造的孵化器，为加州乃至整个美国经济都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此后，美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十几个类似的园区。如西雅图利用设在该市的华盛顿大学和贝特尔研究所建立了研究与开发生命科学的基地；波士顿利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高校优势，在市郊开发了128号公路科学园区，建立了东部计算机工业中心。高科技术产业的发展带动了金融服务业、房地产业、建筑业及零售业的繁荣，使得西部一些城市由农业城市变成了蓬勃发展的工业城市。
在硅谷约750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拥有大批高校，比较有名的就达48所。有公立全美第一名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和与哈佛大学齐名的私立大学斯坦福大学，仅此两所大学每年培养的优秀科技人才超过1万名，大都源源不断地输送给硅谷，再加上其他40多所院校培养的更多不同层次的人才，使硅谷在人才需求方面有充足的源泉。在整个硅谷地区，大学与企业乃至整个社会融为一体，除产学研合作外，所有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均向社会开放；同时企业十分注重职工的继续教育，97％的企业为职工制定培训计划，并选送大批职工接受正规的学历继续教育。除利用高等教育培养自身人才和直接参与研究与开发外，硅谷尤其注重吸引外来人才。美国曾在1952年和1965年两次修改《移民法》，实行自由移民政策，这一政策为硅谷在美国生产力布局和经济活动重心西移，从而对高层次高质量技术人才、管理人才需求日益高涨之时吸引了国内人才，而且网络了大量亚洲精英。硅谷除依靠自由的移民政策、良好的科研环境、优厚的收入吸收人才外，最令外来精英看重的是其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在硅谷的沙丘路，形成了风险投资公司一条街，凡是有创意、有发明的人都愿意到这里寻求资金支持，这里是投资家、创业者聚集的地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1999年印度人和华人在硅谷创建了29％的新网络企业，这些企业为硅谷创造了6万个新就业机会。
2．德国巴伐利亚的经济腾飞和教育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市建筑的一半以上被炸为废墟，巴伐利亚州境内本来就不发达的工业几乎被摧毁殆尽。其工业资源非常缺乏，并且地理位置对其发展极为不利，夹在由最南端的阿尔卑斯山脉和与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接壤的775公里长的边界构成的死角里，没有直接的出海口，交通十分不便。此外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欧洲钢煤联盟决定，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欧洲的西北部，即莱茵河两岸流域的重镇，如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荷兰的鹿特丹以及联邦德国的鲁尔区，这对巴伐利亚州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政策障碍。
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巴伐利亚州经济仍然取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联邦德国经济实力最强、失业率最低的一个州。据199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原为农业州的巴伐利亚，农业产值仅占全州国民生产总值的1％。近35％的州国民生产总值是工业产值；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由高新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的服务行业创造的，服务业就业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29％增长到54％。
巴伐利亚州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也是首要原因，即重视教育发展，进行教育制度创新，提高全民素质，培养大量适应市场需要的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人才和技术高超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在战后恶劣的条件下，巴伐利亚州作为以农业为主导的州，坚持把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学校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首先解决的是师资问题，提高教师质量和数量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与效益最有效、最便捷的方法。巴伐利亚州政府决定，哪怕是暂时少培养一些律师、医学、神学研究者、工程师和建筑师，也要培养合格教师。其次是解决教育经费问题，有识之士呼吁，哪怕减少抽烟的支出和外出旅游的支出，甚至在其他方面做出牺牲，也要集资发展教育。在州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增长比例，一直超过其他经费的增长比例，在州政府的各项财政支出中名列前茅。
最为重要的是，1972年巴伐利亚州颁布了职业教育法，对传统的职业教育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将绝大部分地区职业学校收归国家及州统一管理，确立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基本框架，使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以及办学形式更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专业人员的需求，形成了大职业教育观，在其职业训练及职业教育体系中，凡有学习愿望与需求者，均可获得继续深造和取得高一级职业资格的教育机会。例如，州开办的中等专业学院为在职技术人员进一步深造，并使职业技术教育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在中等专业学院经过两年的理论学习和一年的实习，考试合格后，便获得了进入高等专业学校的资格。巴伐利亚州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直接为经济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巴伐利亚州更加重视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争夺。州商业界、金融界、保险业及其他服务商业界共同集资，与州立大学合作，于1999年4月成立了巴伐利亚精英学院，每年招收24名州立大学与6名外国合作伙伴大学推荐的三年级工科、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专业的优秀大学生，并给每个学生配备一位来自经济界或科学界的专家，目标是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
美国西部大开发与德国巴伐利亚州开发的成功经验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制度创新必须立足于增强自身造血功能，促进本地区自身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形成。首先重视基础教育的发展，旨在提高全民素质；其次注重地方教育体系的完善。二是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必须靠人才供求机制调节，引入市场机制，强调教育对企业及社会的开放与融合，强调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
——转引自《2001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教育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