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强
二千零五年的春节，对于别人，或许就在一种感恩、怀旧、迎新的心绪中不经意地成为了过去。而我，却在这塞上边城的一个破旧小院中，让案头承载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承载了一位老人对祖国、社会、历史、命运的诸多推究的思索。这就是王渊先生历时4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敦煌轶事》。
我几乎是在一种折磨、痛苦和心理上的缠绞中阅读文稿的。我自认在高校的讲坛上或对文学作品里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阅读中，对1957年的反右已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丁玲、老舍、王蒙、艾青等许多文坛名人的命运，都给了我们以感性的启示。我的反思可能更冷静，更客观，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我自以为对那段历史可以随意地拿起，随意地放下。我自以为心理上的阴霾早已被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一扫而光。然而，当我从一个个不同的命运，从一个个不同的遭遇，甚至充满了屈辱、压制、歧视、折磨、苦斗、挞伐，乃至死去的过程和结局中展开思绪时，我才知道，我的目光只是轻轻地从历史的表象滑过。我没有感受到那时代的政治的荒谬给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家庭带来的灾难甚至毁灭性的打击。我没有将每一个具体的右派与共和国或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我只是非常浮浅甚至轻薄地评说着历史，评说着成败，评说着功过。我知道，我的评说在今天看来只是一种坐而论道，是一种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我不敢说深知王渊先生。但是作为一名当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并一直在基层摸爬滚打，整天和百姓生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他的目光既平易又深邃，他的理想既坚定又执著。他的眉色舒卷之际，常常折射着心底的力与波澜。他的一言半语，可能凝聚着历史的惊天巨响。从《啊，敦煌》开始，先生以如椽之笔，纵横古今，几乎全视角、全方位勾画了敦煌的沿革，敦煌的昨天，敦煌的今天。先生对历史的反思从不落入窠臼，任何一个章节，任何一个人物，在先生的笔下都洋溢着一种个性的魅力，流放着一种独到的光彩。先生的探究，询问、发掘、审视、甄别、猜想、反驳，都深深地透视着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对“人”的高度自觉，高度关注。并将这种关注上升到道德层面，社会层面，从而有力而清晰地折射着先生的人格理想、道德理想、社会理想。这是一种把人的尊严和权力看得高于一切的高度，这是一种把道德看作是社会关系架构支点的高度。这也是一种把社会发展最终归结到人或个性发展的高度，并以人或个性的发展为最后归宿的境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始终如一的信奉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更看到一位对自己所认同的价值体系和原则毫不苟且的理想主义者。是的，先生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一种为了理想而敢说敢做，敢爱敢恨，敢于面对自己、面对别人、面对历史、面对道德与良知的理想主义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大智大勇，真正的无私无畏。正是在这一点上，先生在构筑、守卫他的理想阵地的同时，也使他的个性显得光彩照人，也从而使他的语言显得铿锵有力、魅力独具。
反思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而反思历史的功过，更需要面对具体的人和事。这一点，没有秉笔直书的精神不行，没有对社会历史的责任感不行，而没有高举正义之旗，睥睨群小与丑恶的高贵精神更不行。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对天下苍生的大同情、大怜悯、大慈悲上。这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万家忧乐不肯释怀的高度精神自觉。
我不知道先生与一个个至今还活着的右派分子在追忆往事时是怎样面对那无限的辛酸和痛苦，不知道一个个刻意遮掩起来的流血的伤口在轻轻被触动之后，会有多少曾经绝望的心灵浸泡在了咸涩的泪水之中。我也不知道，当先生整天坐在档案馆里面对着一本本卷宗，面对着那些以别有用心的歪曲捏造成的材料时，会有多少亡灵在夹边沟的旷野上注视。历史还原成了真实，时代转换成了命运，批斗、毒打、口号挟裹哭喊、抗争，构成一副丑恶与善良并存、无知与思想共舞、生存与毁灭交替的画卷，在我们眼前次第展开。这里面不仅仅是无知、愚昧狂热与激进，还夹杂着许许多多的私欲和野心、暴横与隙怨。这样的功过，不从每一个具体的人人手，我们的评说就苍白无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先生做了一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后人，更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事。让我们在法治与民主建设的非常艰难的道路上，知道我们距离真正的目标还有多远；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肩头还承负着多少历史的巨债；让我们知道，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和完善。
知识分子是先生笔下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在这许许多多以今天的标准衡量还远远够不上知识分子称谓的人身上，我们所能看到的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传统心理，他们是为了光明而趋火的飞蛾，是为了正义挺身而出的勇士，是面对愚昧直陈是非的智者。他们总是把社会苍生记挂心头，以国家、民族、社会、时代的利益为最高道德标准，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与荣辱，忍辱负重，慷慨以任。他们的遭遇或许说明不了一切，但当我们把他们纳入时代的视野时，我们便知道，他们的悲剧正是共和国的悲剧，其深层的意蕴便是我们在对一场政治洪流的盲目的跟进中，撕裂了一个民族最宝贵的面皮。当我们无视良知，无视尊严，无视自由，无视法律，无视道德时，我们连同自己也走向了坠落的深渊，并且造成的价值混乱或缺失需要几代人去调整和构建。这是我们谁也无法逃脱的宿命，这是我们民族心理上永难平复的伤痕。我们知道今天的知识分子尽管略显浮躁与急功近利，但他们总算有了为国家为社会为时代殚精竭虑的空间和机会。但这种机会的背后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不堪回首的遭遇，是一个个无辜冤魂的铺垫。在这一点上，本书足可当馨香一炷，聊祭那些受难的知识分子的在天之灵。
我们说先生是理想主义者，还不仅是先生的笔指向人性或社会，不仅是指向历史或过去，而是将充满热情的笔触与目光伸向我们生存着的这个时代。他怀念那些为了建立新中国和保卫新中国而永远长眠在河西大地、党河之滨的先烈。他讴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至今仍在为改变老百姓的命运而奋斗不息的同志。他将充满热情的笔触与目光伸向这个小小的塞上边城的那些敢于创业、进取开拓的人身上，伸向了在拜金主义盛行而个人的生存与价值再一次受到巨大考验时以金子做心的那些带领兄弟姐妹致富的人身上，伸向了为敦煌的文化事业而步履坚定、成就辉煌的人身上，伸向了我们生存的这块绿洲，且无时不在思虑这块绿洲的前途和命运。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才是真正的忧患意识，这才是真正的家国情结。所有这些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句话：“以人为本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这时，我们才知道先生笔下的千钧之力与感情都源自于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源自于对社会时代的深刻洞察和冷峻思考，源自于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理想构建。
我总是喜欢与先生聊天，或古今中外，或身边琐事，或家长里短，我总感到先生的心田是播满种子的沃土，从未感受到一丝生命的荒凉与萧瑟。有时三杯下肚，醉眼矇眬中，一曲《国际歌》就唱得人回肠荡气。雄浑有力的歌声就会把人带入久远的年代，让人对那些逝去的岁月追怀不已。有一次，先生说我齿已脱落，发已颓秃，眼已昏花，深感体力不支，得赶紧把这本书写完，了却最后的心愿。我听后，顿感悲壮。我知道我们永远无法回避生死问题。生死本身就是哲学永恒的命题。但是当这样一位古道热肠而又平易近人的老人万一有一天真的离我们而去时，我们还会有为了理想而孜孜以求的人吗？有一天，我半开玩笑地把我的伤感告诉先生，并说您是一位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先生笑了笑，未置可否。但我想，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概括先生精神中的某些特点的话，也不负了先生对我的关爱和厚望。
我自知何德何能，敢拿先生的文章说话？但作为最先拜读此书的人，禁不住有些许话要说。于是就有了上面的一些痴迷感受，并以此敬呈先生。是为序。
2005年3月14日于敦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