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西北是一个政治敏感的地区。当时印度和阿富汗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而沙皇俄国的势力也已越过锡尔河和阿姆河，扩展到了里海，因此当中国人从清朝闭关锁国的状态下醒来时，才猛然发现在中国的西北大门口，已站着两个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大国——英国和沙俄，它们正在为争夺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而跃跃欲试。正是在这个时候，在亚洲中部出现了探险活动的热潮，各种名目的探险队、测量队和考察队，纷纷闯入这一地区。据统计，仅从1876年到1928年间到达中国西北地区的探险队就有42个之多，这些探险队，既有沙俄的、英国的、德国的，也有法国的、日本的和瑞典的。当时这些探险队在亚洲中部、中国的西北地区，不断有惊人的发现，从而轰动了世界。人们没有想到，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竟然会埋藏有千年之久的人类古代文明：这里有已无人认识的死文字，有无与伦比的佛教石窟壁画，有中国古代的漆器、铜镜，有精美艳丽的丝绸、绢画，还有古罗马金币、贵霜钱币、波斯银币等等。中国西部丝路沿线灿烂的古代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闪烁着光辉。许多探险家、考察家，如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科兹洛夫和鄂登堡，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勒柯克、日本的大谷光瑞和橘瑞超、瑞典的斯文赫定等等，都是由于在这里有惊人的发现而闻名世界的。他们的探险考察活动，虽然发现并使世人认识了许多中国古代的文化瑰宝，以致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丝路文化的研究。但不可否认，这些探险考察活动，也破坏了中国的文物古迹，致使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被盗劫，造成了我国学术文化史上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总体背景的探讨
为什么丝路文物发现后即被大规模盗劫呢？众所周知，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大其既得利益，纷纷在中国割占领土，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这种侵略活动，除了集中在我国东北、华北和华南广大地区外，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也成了帝国主义、特别是俄英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之一。如俄国不但派兵于1871年强占了伊犁地区，而且为了把我国新疆地区从地理、文化上割裂出去，便称其为“东土耳其斯坦”，妄图达到分裂中国、侵占我国新疆地区的罪恶企图。英国学者珍妮特·米斯基曾说：“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1882年上任）名为彼得罗夫斯基，是个能干、傲慢、狡猾而精于诱惑的家伙，任职的21年间对中国官员使尽了阴谋恐吓、威胁利诱、收买强迫之伎俩。他的目的便是将新疆最西部的绿洲区域由中国瓜分出去，使俄国得以控制通往印度后门的战略性山口。英国希望通向山口的地区留在阿富汗的管辖之下。巴尔福曾经说过，英帝国的防线，可以用一个词来概述，那就是阿富汗。”
米斯基的上述言论，重点当然是揭露沙俄，但字里行间，也透露了英俄在中国新疆地区的争夺。并且他把英国的防线说成是阿富汗，本身就是荒谬的，是殖民主义者的逻辑。
当时，俄国亟欲吞并我国新疆西部的绿洲地区，而英国则把新疆西南部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极力阻挠沙俄势力的进入。作为英国政治代表的马继业，和沙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噶尔的明争暗斗，就是这一复杂形势的缩影。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各国探险家、考察家也纷纷涌入我国西北地区。他们的涌入，既有学术目的，也有政治和军事目的，如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就认为，考察中国的北部边疆不仅有很大的科学价值，而且还可以搜集到当时中国正在爆发的回民起义的“准确情报”。他第一次考察时，“趁机细查了中国军队的状况”，并进行了民族调查。回国后，向俄国总参谋部递交了《关于中国现状》、《关于回民起事的情报》等两份报告，为沙俄侵略中国西北地区提供资料。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二次中亚探险，即考察天山东部、塔里木盆地、罗布泊和拉萨等地的计划，也是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俄国外交部、陆军部、总参谋部的一致赞同和支持下实现的。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康士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称：“此次俄国深人中亚腹地作一次新的考察，乃是以往俄国从事的地理学活动的自然发展，在政治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完全应当受到政府的关怀与支持。”地理学会理事会的决议写道：“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旅行除了会取得重大科学成果外……也将为工商业考察拓宽道路。”外交大臣吉尔斯表示：“我们感兴趣的是了解这些地区所处的政治状况，了解当地的人口、需求以及在该地能为俄国人的商业进取精神开放的前景。”这位外交大臣还着重指出：“西藏作为喇嘛教的中心，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我们的西伯利亚异族人中间信奉这种宗教者很多。所以，对这个地区还完全没有准确资料的情况下，外交部不能不特别赞许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深入拉萨的决心。”总参谋长盖登和俄国驻华公使布策等人对此行也给予了全力支持。1876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发了准许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事新的考察的手谕。这一切说明沙皇政府对这次考察是何等重视。
另如，斯坦因的考察之所以得到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测绘那一地区路径和地形的实际需要”。
正是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西方列强都把中国视为可以任人宰割的羔羊，认为中国西北边疆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可以随便去“探险”、“开垦”。
由此可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探险家、考察家在中国的考察活动，本身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西方列强的认识是一致的，当然，它们之间也有矛盾。西方各国的探险家、考察家们的活动，既然是为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因此他们的学术考察活动，也往往打上了政治或军事的烙印，他们也像帝国主义军事侵略者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界一样，在文化侵略中也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如斯坦因认为：“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都把眼睛盯着衰落的中华帝国。”对此，自认为是“英国公民”的斯坦因也不甘落后，遂向政府提出了对中国新疆和阗地区及其周围古代遗址的考察计划。为什么要选择和阗地区呢？斯坦因的理由是：“据历史记载所知，今和阗地区曾经是古代的佛教文化中心——起源和特点明显受印度影响。近年来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等等的发现已充分说明，经过对这些古遗址的系统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如前所述，当时印度不仅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且还是英帝国向东扩张的前哨基地，斯坦因提出的理由不是可以“古为今用”吗？对此，斯坦因直率地说：“我敢肯定，和阗和中国新疆南部是英国考察的适当范围。用现代术语说来，它按理是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且我们也不该让外人夺去本应属于我们的荣誉……我认为，进行此事正是为了印度，争取这项荣誉也正是为了印度政府。”
当斯坦因的考察计划被批准后，1899年2月2日，他向厄恩斯特写信说：“简单说吧，印度和旁遮普政府已批准我去中国突厥斯坦进行‘考古探查’的计划，并预支所需路费和购买文物费用7000卢比——此事现在尚未公开，保密原因是我听说俄国人正计划派一支考察队前往（喀什噶尔东北）阿克苏地区和吐鲁番，同时由于沿和阗河的道路正如斯文·赫定精彩著作中所描写的那样非常好走，我可不愿意让一个匆忙的宣告把俄国人引入我的工作区域里来。由于和阗被认为是位于‘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因此印度奥林匹亚山上那些先生们才会同意……”
不仅如此，斯坦因为了使其计划得到政府的重视，还把国家间的竞争变成了自己的理由。他在报告中说：“我还想进一步指出，自我的计划初步形成以来，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已经宣布，他们准备派出三位学者考察（中国突厥斯坦南部的）吐鲁番，那里也曾发现过古代文书。另外我还得知，斯文·赫定博士的考察也很可能要重新开始。”当斯坦因的探险计划被批准后，他还向朋友写信说：“我仍然希望此事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因为某个俄国探险队可能正要前往同一个地方，过早泄露消息也许会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另如德国与俄国约定：“对于中国境内的遗址的挖掘，双方应利益均得。德国远征队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吐鲁番一带，而库车一带则属于俄国远征队的活动范围”。再如日本在中国西北的考察，也曾引起了正在争夺中国新疆、西藏的俄、英帝国主义的关注，故将橘瑞超的考察称为“间谍探险”。
丝路文物正是在这一总的历史背景下被盗的。
二、具体原因的分析
丝路文物的被盗，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历史悲剧。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具体原因。
第一，中国政府的昏聩无能。当时，虽然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政府对于外国的侵略不可能进行强有力的抵抗，但在内部的统治还是有效的。外国考察家在中国的盗劫活动，还是尽量要取得合法的身份，即得到中国有关当局的认可，才能如愿以偿。如斯坦因在给政府的报告中说：“我还请求印度政府通过外交部与中国政府联系，为我获取在中国突厥斯坦旅行必须的护照或允许。”“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和阗地方当局的支持，对于计划中的考察成功与否至为关键。因而希望印度政府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争取中国中央政府或省政府能给和阗的办事大臣发去指示，证实我已获准勘察或考察他辖区中所有古代遗址，在这类遗址上进行发掘，拥有其中出土的文物，如有人出售，还可购买这类文物。”1899年1月11日，斯坦因还给朋友安德鲁斯写信说：“新年前夕，我接到了好消息，内务和财政部已批准我作和阗之旅，后来又听说外交部也已同意与中国当局交涉有关事项，这样计划就算是全妥了。”
1900年5月，斯坦因收到了去中国新疆的护照。护照的内容为：
总理衙门发此照予英国学者斯坦因。
兹据H·B-M公使克劳德·麦克唐纳爵士奏报，称斯坦因博士拟携仆从若干自印度前往新疆和阗一带，请发护照云云。
因备此照，由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盖印发出。
仰沿途各地官吏随时验核斯坦因博士之护照，并据约予以保护，不得稍有留难。
本护照事毕交回，遗失无效。
斯坦因到新疆喀什噶尔后，就请道台“向和阗按办发出明确的指示”，要求提供必要的帮助，以保证运输、供应、劳工以及行动、发掘、考察的自由。斯坦因的这些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另如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来中国考察时，也千方百计地要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得到了清政府所颁发的护照。
大日本钦命驻上海管理通商事务总领事有告为
给发护照事，照得日清通商行船条约第六款内载，日本臣民准听持照前往中国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日本领事官发给，由中国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应随时呈验无讹放行，所有雇用车船人夫牲口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如查无执照，或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领事官惩办，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虐等。因现据本国人吉川小一郎禀称欲由上海前赴湖北、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游历，请领护照前来，据此本领事查该入素称安练，合行发给护照，应请大清各处地方文武员弁验照放行，务须随时保卫以礼相待，经过关、津、局、卡幸毋留难拦阻，为此给与护照，须至护照者
右照给吉川小一郎 收执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二日
给
宣统三年五月初六日
大清钦命苏、松、太、道 刘 加印
限壹个年缴销
再如1923年，当美国人华尔纳来敦煌盗劫壁画时，正赶上军阀混战，局势极不稳定。为了保证华尔纳等人的安全，中国当局还派了10名武装的士兵，将他们从北京护送到西安。再如1909年9月，当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后，还能在北京向中国的学者夸示其所得、所见、所闻。
以上事实说明，丝路文物的被盗，与政府的昏聩无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凭借其洋枪洋炮和兵舰，任意进出中国。在帝国主义的淫威下，上自皇帝大臣，下至一般官吏，对“洋大人”都是毕恭毕敬，有求必应。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探险家、考察家才能在中国取得所谓“合法”的身份，才能得到中国有关当局的关照和保护，从而将中国的许多文物古迹“合法”地运走了，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不可弥补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