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太后安葬后，左丞相审食其为少帝太傅。这时传来了齐王刘襄起兵的消息。刘襄是刘肥的长子，朱虚侯刘章的哥哥。相国吕产以少帝的名义，派灌婴率军东征。灌婴却驻屯荥阳，反而与齐军联合起来反对诸吕。这一来京师诸吕坐卧不安了。吕产、吕禄谋划杀戮大臣，连日计议，下不了决心。与此同时，大臣们在陈平、周勃带领下团结一致要诛杀诸吕。可是京师两支禁军都被诸吕控制。吕产居南军，吕禄居北军。周勃虽为太尉，但不得进军门。陈平利用郦寄与吕禄交好的关系，先让郦寄游说吕禄交出兵权。郦寄去对吕禄说：“高帝和高后所封的王都布告了天下，都是合法的。可是，朋友，你不去当王却在京师总管北军，遭到大臣的猜忌。为安全考虑，你何不交出兵权，安安稳稳地去做王，不是强过京师么！”吕禄、吕产都是庸才，觉得郦寄说得有道理。于是吕禄交出了北军。周勃到北军营去接管，他厉声宣布：“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周勃于是遂将北军。这一天是九月十日庚申。
周勃虽夺了北军，尚有南军在吕产手中。因此还没有打出诛灭诸吕的旗号，只是找来刘章，给了他一千士兵，让他赶快去占领皇宫，名义上是入卫少帝。朱虚侯进了未央宫门，正碰上吕产。只见吕产在殿廷下来回踱步，原来陈平等已指示卫尉不准吕产入宫。吕产束手无策，所以急得团团转。诸吕一向畏惧刘章，兵士们更是一哄而散。吕产见大势已去，躲在郎中令府署的厕所中，被朱虚侯搜出斩杀。接着，朱虚侯的二兄刘兴居进宫请出少帝。当夜大臣们分头派人捉杀诸吕。吕氏集团就这样覆灭了。
诸吕灭亡以后，大臣们拥立代王刘恒即位，这就是汉文帝。西汉进入了文景之治的黄金时代。
十、吕后的功过
吕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政治舞台上真正崭露头角的女性。在她之前也有不少王后、王太后或帝王宠妃干预朝政的，但都不如吕太后刚猛，握有实权。吕太后在汉高祖刘邦死后，执政十五年，其中临朝称制八年。因此，司马迁不立“惠帝纪”，而立《吕太后本纪》。对此，后世学者从正统观念出发，颇多是非之辞。因为按照正统观念，只有天子的传记才能称之为“本纪”。吕太后女主临朝，只可称为“列传”。班固作《汉书》，既立《惠帝纪》，又立《高后纪》，算是折衷，显然受了司马迁的影响。唐武则天正式称帝，并建国号，而《两唐书》也只立传，而不立本纪。由此更加显得司马迁立《吕太后本纪》的不凡卓识。直到今天，我们要正确评价吕太后的功过是非，也不能不参考司马迁的评价。本传对吕太后的叙述和评价，主要就是依据《史记》中的《吕太后本纪》。司马迁对吕太后作了如下的评价：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刘邦在位之时，天下未安，他一直东征西讨，无暇顾及恢复经济。刘邦临终，作了人事安排，也就确定了无为治国的方针。吕太后认真执行了这一方针。其施政内容主要载于《汉书》中的《惠帝纪》和《高后纪》。高惠时改什一田租为十五税一，这是薄赋。高惠时和好匈奴，休宁北边，国内不兴大的工程，就是筑长安城也只在农闲时进行，这是轻徭。高惠时五大夫及六百石以上官吏如果有罪，收审时不带枷；一般刑徒，犯四岁刑筑城减为三岁刑为宗庙服杂役，这是约法。还有赐民爵、除挟书律、置孝悌力田等等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这一切司马迁是肯定的，也是赞扬的，所以在论赞中流露出一片称赞之情。在今天看来，也是公允的。
从《史记》、《汉书》的记载和司马迁的评价可以看出，说吕太后是“汉初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是毫无根据的。吕太后维护了西汉的统一，她实行无为而治，为文景之治奠定了政治的和物质的基础。女主临朝，也说不上是“篡权窃国”，她本来就是刘氏的家人。惠帝已经年长，太后应退居深宫，可吕太后不甘寂寞，她要干预朝政，为吕氏本家谋利，这就必然违反封建的宗法制度，造成政局不稳。太后临朝，实际上意味着外戚专政，形成两大势力中心，这当然对国家不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后临朝是不可取的。所以司马迁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形成了传文和论赞之间很不相称的对照。从字面看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恰恰是封建专制政体下个人独裁者典型性格的和谐统一。吕太后是一位追随刘邦的创业者，她曾在田问劳动过，深知稼穑之艰难与民间疾苦。所以她在关于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上依循了刘邦的路线，奉行无为之治，与民休息。司马迁的论赞就是对吕太后无为政治方面的评价，并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吕太后的个人品德，以及女主临朝这一政治问题，完全按历史的本来面貌持否定态度。说吕太后是一个“凶残诡诈的阴谋家”，也并不冤枉。她擅权自恣，几乎倾危了刘氏的天下。司马迁在“本纪”中充分揭露吕太后为了擅权的种种恶行，为的是为后世人君提供借鉴，亦为后世太后贵戚者戒！
最后再说两点。吕太后保太子是否违反了刘邦的政治方针，以及吕太后是不是“篡权投降的反动派”的问题。
古代帝王姬妾嫔妃成群，子女众多，必须确立一个惟一的合法继承人才不致于引起政局动荡。自西周以来就确立了帝王继承人“立长不立贤，立嫡不立庶”的方针，这就是宗法制度。因为只有嫡长子才是无可争议的惟一的继承人。所以大臣都一致地保太子，吕太后从个人的立场出发也要保太子。所以叔孙通对刘邦说：“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史记·叔孙通传》）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想改立戚夫人所生子如意，根本不涉及政治方针问题。因为刘盈并无恶行，而刘如意才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娃娃，并无贤能的表现。刘邦担心有两点：一是怜爱少妻幼子，二是怕吕太后擅权乱政。刘邦相信大臣们会保护刘氏政权的，所以才想用更换太子的办法来避免他所担心的问题发生。刘邦本人也实在不愿摇动国本的。张良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设计让太子请商山四皓为宾友，以解除刘邦对太子的不放心。当刘邦看到功臣集团如此坚决地维护太子这一国本，他充满了希望，于是只把更易太子放在口头上，并不当真去实行。刘邦以此挟制功臣集团，与之订立白马盟约，与大臣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刘邦作了这些安排之后，决计不废太子，只好怏怏地牺牲戚夫人和赵王如意了。
至于说吕太后是“篡权投降的反动派”，那是指与匈奴的和亲。西汉初年，匈奴族出了个领袖叫冒顿单于，他统一了匈奴各部，使匈奴族达到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地域东西两万里，有带甲之士四五十万。公元前200年，刘邦率领三十二万步骑讨伐扰边的匈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被四十万匈奴骑兵包围，七日七夜不得突围，差点儿全军覆没。刘邦迫不得已采纳了刘敬的和亲建议，以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陪送了大量的金银绸缎，换取匈奴不扰边境。但匈奴不守约，仍然时常骚扰。刘邦死后，匈奴冒顿单于派使者到长安，并写了一封侮辱汉朝的书信。信中声称：他生长于沮泽之中，想到中国游乐。他死了老婆，吕后死了丈夫，“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太后得书后大怒，与丞相陈平及将军樊哙、季布等廷议，欲斩使发兵征讨匈奴。群臣计议，当时西汉国力不足以讨伐匈奴。季布说：“匈奴夷狄，譬如禽兽，说话粗鲁，不必计较。”最后议定，给匈奴写一封言词卑恭的回信，吕太后声称自己年老体衰，已经是发齿皆落，不能够陪伴单于，望乞恕罪。又派大谒者张泽为使报匈奴，赠送御车二乘，马八匹，表示见物如见吕后。匈奴冒顿单于本来要寻衅挑起战争，现在见汉朝先礼后兵，也就趁势下台阶，回报汉朝说：“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以上见《汉书·匈奴传》）因献马，遂和亲。
以上就是吕太后时卑躬屈膝与匈奴和亲的经过。当时汉朝忍辱和亲，换得了一个时期的边境和平，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保证了大乱之后无为政治的执行。屈辱和亲是形势决定的，不能把责任推在吕太后身上，并加以“投降”之名，冠以“反动派”之义。吕太后忍辱求和，倒是一种顾全大局的举动。可以说是吕太后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综上所述，吕太后就其个人的品性和所干的恶行，应当批判。吕太后的恶行是集权专制腐朽性的表现，不能讳饰。但她在治国大政方针上没有过多地干预大臣们所实行的无为政治，可以说是继承了和认真执行了刘邦的既定方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这是应当肯定的。
（本传评述所依据材料为《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因这几种书常见，引文又直接改为白话，为省篇幅没有一一注出，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