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1933年第一任宁夏省政府委员人选是：委员兼民政厅长罗震（第十五路军参谋长），委员兼财政厅长梁敬钅享，委员兼建设厅长余鼎铭，委员兼教育厅长葛武棨，委员马福寿（马鸿逵之叔父）、海涛（回）、马继德（回）、达理札雅（蒙）。对于这套班子，马鸿逵还要看是不是用着顺手，顺手者留，不顺手者即挥而去之，最后用的，都是他的奴才与帮凶。罗震从1926年就给他当参谋长，但干了不到3个月，就被撵走了。马鸿逵对人说：“罗震勾结刘峙，出卖了我的三十五师。”罗去后，继之以冯延铸。冯接职即清查县政，揭发积弊，招致马的厌恶，不一年又被革调，以第十五路军参谋长李翰园兼任，李印绶双挂，招致马的其他亲信的忌妒，在马进行“肃军、肃政”中，苏连元、海涛、马如龙、翦敦道等趁机排陷，先挤掉李的军职，后又将其从民政厅挤到建设厅，以海涛继任民政厅长。海涛是中共叛徒，反共最积极，对民众最苛刻，手段最狠毒。所有兵役、保甲、身份证、居民证等残暴的制度，苛刻的办法，多为他一手擘划。马之帮凶，海涛为首。所以他的民政厅长一直坐到全国解放前夕，终于随马逃往香港。梁敬钅享是马福祥所荐，属于孔祥熙系统，任财政厅长时，动辄以部令相威胁，使马难堪，不到一年即改任其堂兄马继德，不一月又改委杨鸿寿。继又增设审核处，密令对杨鸿寿加以挟制，举凡税款包收、稽征报表、官盐售价、纸币发行以及民间货运贩卖等百般挑剔。到1938年，终以赵文府取杨而代之。赵是马军的军需处长，以心毒手狠、苛刻敛财而闻名。任财政厅长之后，将全省的国家、地方两税，设局自收，田赋折实保证扫数稽征，各机关预算开支，严格控制。并建立庞大的“缉私”连队，便衣暗探，以最高额20万元的悬赏鼓励检举。因而使省政府年收入上升到500万元之巨。此外烟土收购、币制整顿、粮食折征等油水，尽入马鸿逵之手。每年田赋结尾时，赵必亲到各县查对尾欠通知单，按地丘图对号、对亩。缴粮中稍见麦芒豆芥，即指县长为欺瞒，轻则鞭笞，重则办罪，以至枪毙。欠粮户民，以5人或10人成串捆绑，鞭责游乡示众。赵之做法，深得马鸿逵赞许，牢据财政厅长肥缺，直至他1948年暴亡。余鼎铭是马福祥旧属，工逢迎，善奔走，1923年为马福祥在银川修起一所巍峨宽大的宅第名曰“将军第”。孙马大战后，以敛聚既肥，匆匆离去。继任为马如龙。马如龙是忠实奴才，但无术敛财，任职两年后，遂以李翰园接任。李虽举办一些企业，如毛织厂、铁厂、火柴厂、面粉厂、林场、牧场等，但一有油水，即被马鸿逵吞没。1945年李翰园因公去重庆，之后，马鸿逵次子马敦静向其父反映李曾去八路军办事处见过周恩来，使马对李大为愤恨，由其秘书长翦敦道主辞倾陷，调离宁夏。翦敦道则以受贿烟土，将建设厅长一缺卖与宁夏大地主于光和。于由富而官，但非亲信奴才，不一年即被“选”为国大代表，建设厅长落入李振国之手。李是忠实奴才，故能延续至解放之时。教育系统素为陈立夫所把持。教育厅长葛武棨是军统特务，因不堪马鸿逵淫威，出走北京。陈立夫又继派童耀华、时子周等多人，均被马鸿逵挤走。后来只好由马保荐，马遂以其地政局副局长杨作荣升任教育厅长。杨作荣一切承马之意旨行事，在教育界实行联保切结，强迫师生员工宣誓“不反对马主席”、“不参加共产党”、“护拥蒋委员长”，限制出省上学。杨作荣亲撰《告青年书》，为马歌功颂德。创办反动刊物《舆论》，麻醉青年，蛊惑群众。为地方人士所不满，即马鸿逵集团中人也认为太过。此外，高等法院院长苏连元，人称之为“苏阎王”，军法处处长并兼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程福刚，人称之为“程剥皮”，则是专为马鸿逵捕人、杀人的亲信爪牙。
以上交代的是马鸿逵的上层班底。其实马鸿逵对人事的控制从基层到上层都很严。他以军队为基础，坚持“甘、河、回、马”，且要经过考验。以能否服从他的命令、是否忠于他的统治为标准。其中一个奇特方法，是打骂。1941年，马鸿逵拟以一六八师五○二团团长马万荣升任骑兵第二旅旅长，但对其是否忠诚尚有怀疑，一次在集训部队中，借故将马万荣重打背花一顿。当时全场即纷传“好消息”，马万荣亦深知其中奥妙，不仅毫无悲怨表现，且立即写了悔过书。果然，不久即任为骑二旅旅长。1943年，灵武县长赵旭东因泄露征兵消息，壮丁逃跑，马鸿逵到灵武，亲自用手杖毒打后，又重鞭背花，交军法处治罪，但不久反而提升为“大公馆”庶务处上校处长，所以当时有“用奴才不用人才”之说。马鸿逵又以他的传令队作为培植中上级军官的机构，不少营、团长都是背枪保卫过他的传令兵。对于在他的教导团毕业的学生，也多任为中下级军官；而对蒋系军校派来的人，则予以歧视，多被排挤而去。
马鸿逵为培植他的忠实工具，对其军政人员，想了许多控制办法。1938年，在部队中成立“心范会”。“以礼义廉耻为准则，以修齐治平为目的”，订有章程十一章二十四条，自兼会长，副会长由其参谋长及8个旅长兼任。全军准尉以上官佐，都要由主官及同僚5人，互相保荐入会。并规定“八项纪律”，规定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派和会、道门。如有违犯，本人受惩外，5人连坐。在军队中订有《平时简明军律》、《战时简明军律》、《战时连坐法》、《官兵惩罚条例》、《检举官兵过失奖惩办法》等军律规章。印有《军人规范》一本，计有十七款二百五十九条，要求军人绝对服从。又制定《新生命》印在布条上，令官兵订于左右衣袖。1935年印制大幅宣誓词，规定5条“甘愿自杀”、5条“甘愿受严厉惩办”的禁令，令官佐缝在左衣襟里面，随时背诵、考问。还颁印《指示私德修养令》、《改过迁善存诚去伪令》等。在政界，马手订《公务员新生命》6条，制成臂章，令佩带左臂，上自主官，下及勤务差役，置之不带者，即为蔑视命令，勒令自行告退。又手订《县政人员约法》3条，规定凡新任县长，必须依条立誓，签名盖章，呈报民政厅备查，并刻制成匾，悬于县府门口。
马鸿逵对公教人员也不放过，经常对他们进行军训和精神训话，灌输忠于他的奴才思想。在各中等学校中，选派军官担任军事教官，实行军训；规定学生要连保切结，严禁结社和阅读进步书籍；对不守校规者，实行体罚，轻则打手掌，重则打尻板子，再重的开除以至送“模范监狱”。
马鸿逵就是使用这种办法来培养他所需要的奴才。至于他的土皇帝宝座，当然是家传子继，他人不得染指。为此，他先把自己兼任的十一军军长职务传给次子马敦静，并把不大听话的老将领如马全良等排挤下去，把俯首帖耳的将领提上来，为辅佐其子打下基础。他还安排了第三代的接班问题，即让长子马敦厚的儿子马家骅接第二代的班。他说：“我这个家业由老二接班，第三代应由老大的后人继承，这样接班也公平。”因此，刚满18岁的马家骅就当了上校团长，专请英文家庭教师，后又送重庆陆军大学学习。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历史是无情的。还没等他的第二代接班，他就逃之夭夭，一切美梦都成泡影。
2．严酷统治
马鸿逵的一切大事，断自一人，且单凭其喜怒好恶决定。他的高级幕僚，如军队参谋长、八处处长，省府秘书长、厅局长，惟看其脸色行事，不敢自作主张。即使已有成规成例，也难作数，多以马之口谕、手令为准。
“合署办公”。马鸿逵实行所谓“合署办公”，而此所谓之“署”，或在省政府内，或在距城40华里永宁县王太乡他的别墅内，视马一人之行踪而定。故其各方面主管人员，每晨即须事先打探马之行踪，携文件先期而至，屏息鹄立。马入“暖阁”，即巍然高居太师椅上，并不作声。先由秘书长呈阅重要文电，然后依次而入。进者恭捧判行文稿、账簿，先行一鞠躬礼，送文件于案上，侧立陈述（其办公桌前，不许对立）。马并不翻阅，只听案由，即匆匆判“行”，账簿照例签“阅”。对所送签呈，如无关钱、粮者，只批“照办”二字，稍不惬意，则批“核”或“阅”，表示不加可否。有时大发雷霆，肆口漫骂，秽语四溢；有时正挥笔间，竟鼾声大作，进入梦乡。进呈者如同过关，惴惴不安。惟赵文府例外，赵以重叠账簿高举胸前，随带科员、军需三四人，侃侃而谈，并无惧色。所陈之事随到随办，从无刁难。另对秘书长翦敦道也较客气，其余则惟有听口风，看喜怒，不敢多发一言。
1947年以后，马鸿逵常因事外出，军政职务由其次子马敦静代行。“主席”世袭，视为当然。马敦静昂然高踞省府，执笔乱批公文，各负责人侍立案旁，俯首听命，一如对马鸿逵之状。
如此“合署办公”，民国以来，可谓独备一格。
“民意”机构。马鸿逵也讲会议民主。他统治宁夏的17年中，开过3次“民主”会议，即1933年4月第一次全省省政会议、1935年第二次全省省政会议和1947年全省特别省政会议。这些会议，都是为了欺骗群众，掩人耳目，达到其征兵、筹饷之目的。我们只要看看它的出席、列席人员，就可以洞晓其内容与结果了。宁夏省政会议组织大纲第二条规定：
本会议以左列人员组织之：省政府主席、委员、各厅厅长及省政府秘书长；垦殖总局总办，省道管理处处长，市政筹备处长，禁烟善后总局总办，保安处处长，省城城防司令，卫生实验处处长，省会公安局局长，市商会主席，各县保安司令，清乡司令，各县县长、警佐、县府第三科长，各县地方税局局长，各水利局局长，各县区区长，各县商会会长、教育会会长，各县公正士绅七至九人。
其第三条规定：
宁夏省党务指导委员、十五路军总指挥、三十五师师长、高等法院院长、榷运局局长，均得列席本会议。其他机关，本会议认为有参加之必要者，亦得请其派员列席。
这个御用的民意机构，完全是地主官僚的大杂烩，真正的劳动人民还是远远没有份；而且在与会人员中，“省政府主席”赫然名列第一，仍然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跟民主有什么关系？
1946年蒋介石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竞选总统的前夕，命令各省选举国大代表。马鸿逵为了媚蒋，粉饰民主，便大肆张罗，做了许多油漆朱字的投票箱和精致的选票，分送各县，并积极宣传，让老百姓选出自己“爱戴的”、“真正能代表民意的”代表。鼓吹有条件的可以自由竞选。老百姓自然漠不关心，但官场却因之明争暗斗，连身兼稽察、军法两处处长的程福刚也改换了面孔。此人一贯飞扬跋扈，辱骂部属、县长已如家常便饭。一天，他借召集各县县长开会之机，特备上等酒席相请，席间他给每人敬酒三杯，招待甚殷。众县长方局促不安，程却双手一拱说：“今天屈驾诸位，不为别的，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这次选举国大代表，想请各位多帮忙。”马鸿逵四厅八处的军政头目见程剥皮如此，岂肯落后，遂各施手段，进行贿选，彼此钩心斗角，丑态百出。然而，这些大员与马鸿逵相比，还是显得太拙劣了。马有更直截了当的办法，他除将代表名额和当选人具体内定之外，还连下“一明三暗”的四道命令。第一道命令明文规定：每乡设一投票箱，分乡投票。县里选派监选人员和验票人员，按选举细则进行选举。各县纷纷下乡布置。但在投票的前两天，暗给各县县长下命令：老百姓多不识字，选票由县政府人员代写，并改为集中在县上投票。各县忙从各乡把票箱收回。马又给各县长暗中电令：“前电规定选举仪式勿庸举行。该县迅将选民造一名册，与写好的选票一并送省备案为要。”各县刚要按此电令行事，马又来了第三道紧急命令：“因时间所限，迫不及待，该县迅即按照安排的选民人数和被选人所得的票数，电报省府备案为要。”于是，各县如此按内定人选一填，一场大选即此收场。所以当时有人编了顺口溜。“白天忙，夜里忙，头昏眼花天发黄。跑得腿肿腰酸疼，命令一到付汪洋。欺骗人民行民主，独断专行马皇上。”
最后，公布的“民选”国大代表名单中，名列第一的是马鸿逵，其次是他的四姨太太刘慕侠、二儿子马敦静、马福祥的四妻马汝邺以及程福刚、海涛等。其他一些人不过是陪衬和点缀而已。
马鸿逵自以为对“选举”国大代表的布置是天衣无缝了，但他没想到留下的一个漏洞，使他成了逮捕雷启霖丑剧的丑角演员，在全国曝光。
雷启霖，宁夏平罗人，1927年加入国民党，先后在宁夏中等学校、省党部和临时参议会任教任职。1940年雷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时，向蒋反映了马鸿逵大量征兵、出卖鸦片、倒运黄金的情况。马恨之入骨。雷受训后不敢回宁夏，即在陕西任教。1946年蒋记国民会议规定，1937年当选的代表仍然有效，雷即到南京赴会。谁知马鸿逵先发制人，电诬雷为在缉的“案犯”，已“潜赴延安”。国民大会选举总事务所据此撤销了雷的代表资格。雷到南京后，出示证件，证明马系诬陷，代表资格又得以恢复。马闻知此讯，假惺惺地给雷发电，表白自己“并无成见”。同时令其驻京人员警告雷在大会上不准发言，不准提议案。雷却反其道而行，和袁金章等会内会外揭露马鸿逵在宁夏的罪行，要求撤销马的主席职务。印成传单，广为散发。马鸿逵则极力为己辩护，一面指示省、市、县参议会联名发表文告，为其歌功颂德；一面令其11名国大代表宴请记者，搞登报启事。双方揭发与掩饰的文字，纷纷见于当时南京报端，十分热闹。国民代表大会闭会的第三天，即12月29日，南京终于按马鸿逵的电报行事，逮捕了雷启霖。马则立即指派其参谋温如林带法警2人，携带枪支，前往南京首都法院，接洽押解雷启霖返宁处理事宜。但这一消息随即被各报刊出，舆论为之哗然。同时，“宁夏同乡请愿团”、“宁夏省旅外同乡联合会”等组织，连续招待记者、请愿、发呼吁书和控诉书，要求倒马释雷。雷在狱中上书申辩，一些参政员也出来为雷说话，各报纸接连发表文章和社论。《南京救国日报》在《再论雷启霖被捕事件》社论中说：“宪法虽然已经颁布，而吾人的生活与自由，仍然在一个黑暗而无健全法制的氛围中摸索着。”“雷氏既已遭非法逮捕，今后的一切，就应该完全依法办理……否则，其所造成的恶果，不仅是地方上大吏的玩忽，恐中央政府亦难免要受到忽视法律之议。”
雷案的发生，揭露了马的劣迹，有利于促马更加靠蒋，蒋介石为之暗自心喜，但蒋到底要稍稍照顾一下舆论，不想使刚公布的宪法的面纱立即揭穿。次年元月20日，雷启霖保释出狱。此后雷、马之间又互相攻击，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处按照宁夏高等法院送来的卷宗，开庭传讯雷启霖、袁金章等，但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马自顾不暇，此案遂不了了之。然而马鸿逵的丑恶嘴脸却在国人面前来了一次大暴露，对蒋记宪法也是个有力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