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共建了十三年时间。寺院建成后，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为了让佛教在吐蕃人中生根，赤松德赞命七名贵族子弟出家为僧，按《布顿佛教史》，他们分别是巴·赛囊、巴·赤协桑西达、巴阁·贝若杂纳惹肯达、恩兰·嘉哇却央、昆·鲁旺波松哇、玛·阿扎热仁钦却、藏·勒珠等七人。按佛教戒规，授比丘戒必须有十个受戒十年以上的僧人在场，因而又从天竺邀请了十二位“说一切有部”的僧人，协助寂护授戒。史称第一批出家的吐蕃僧人为“七试人”或“七觉人”
，他们为以后的吐蕃人披上绛红色的袈裟开了先河。这也说明赞普渴望拥有本族的佛教导师，希望在高深的宗教学问上吐蕃人的熟练程度并不低于外族的高僧。
吐蕃从此建立起自己的僧伽组织，桑耶寺也成为佛、法、僧齐全的真正的佛教寺院。之后，吐蕃的出家人成批增加，最终成为吐蕃社会上的一个特殊阶层。
中观宗的大德寂护终于实现了雪域弘佛的夙愿，他担任了桑耶寺的第一任住持，讲授大乘普渡众生的哲学，仿效圣地天竺开创讲辩之风。吐蕃也以桑耶寺为大本营，开始对佛教文化的全面吸收。寺内建立起译场，一方面派吐蕃青年人留学天竺，学习翻译；一方面迎请外地学者译师，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后来天竺的佛学大师无垢友等相继入蕃，一时间桑耶寺内高僧云集，名家辈出，成为吐蕃佛教的中心。
为了使吐蕃人接受佛教，支持佛教，巩固佛教在吐蕃社会的地位，赤松德赞先后两次颁布信佛诏书，让吐蕃的权臣们发誓遵守赞普信佛的旨意，并在诏书的后面排列有这些起誓官员的名单。两封诏书颁发的同时进行了兴佛盟誓会，表明了赞普的决心，扶持佛教成为既定的国策，不允许他人提出异议。两封诏书内明确规定：
逻些赤昂寺（幻化寺，指大昭寺———译者）、甲斗热莫且寺（指小昭寺———译者）、札玛的桑耶伦吉珠巴寺、康松弥朵卓寺等，乃蕃族所尊崇，建三宝之所依，使蕃人亦入解脱道。信佛之事，无论何时，均不得离弃，不做损害，使蕃人入于解脱道。
此等寺院中，对三宝供养的资具、顺缘，何者合适应予思量，并尊敬地奉献，无论何时，不削不减。从今以后，每一代子孙，均按赞普父子般发誓而承诺，位高权重之大臣亦应发誓。
如此誓愿，十方一切佛，一切圣法，一切菩萨僧伽，一切独觉佛和声闻，天地间的所有神灵，蕃地之生命神，所有九大神，一切龙、夜叉、非人，请来作证，神明共鉴，不渝此誓。如不按誓愿行事，欺骗三宝尊，或背弃盟证，则所有背誓者会堕生地狱。若按誓愿行事，则所有人愿证无上正等正觉佛位。
记述蕃地，佛法前后如何出现之诏敕文书一封，亦应存副本。
此诏书共写十三封，一封存于内库，二封加盖印章，分别交于逻些的赤昂寺、札玛的桑耶伦吉珠巴寺的僧伽；十封加盖印章，赐逻些赤昂寺、昌珠之扎西拉域寺（吉祥神地寺）、宫廷的僧伽、逻些甲斗热莫且寺、扎玛康松弥朵卓寺、勃律地方、象雄地方、多麦德论日等处寺院之僧伽，分别持有。
之后是参加盟誓诸大臣之名单，排在第一位的是外甥吐谷浑王，接下来分别为：大尚论同平章事（包括大相尚悉结等九人）、内相（共十一人）、外相（共十三位）、多麦的总管和将军（共十八人）。赤松德赞的第二封盟誓诏书中有关对三宝的供养等方面的规定，与第一封诏书相同，只是第二封诏书回顾了佛教在吐蕃传播的历史，论述了信仰佛法的各种益处，论述了善恶因果，显示出了赤松德赞对佛教的经典有相当的了解，以及对佛教教义的赞同。
赤松德赞还在桑耶寺中立碑，将其诏书的主要内容刻于其上，该石碑一直保存至后世，内容如下：逻些和札玛的寺院等处，建三宝之所依，奉行佛法之事无论何时，均不得离弃，不得损害。所供奉之资具，不削不减。从今以后，每一代子孙，亦应按赞普父子般发誓，不背弃盟誓，不做变更。请一切出世间和世间的神灵、非人来作证，赞普父子及小邦王、诸大臣，与盟申誓。此诏敕文书之详本，另存别处。
赞普的诏书具有法律效力，吐蕃上下都得遵循，使佛教在吐蕃几乎处于国教的地位，吐蕃王室成为佛教的强有力的支持者。
这也是藏族史上民族文化大变迁的时代，藏族文化逐渐地佛教化。这样一种变化的出现，有其深层的原因。佛教的因果学说、“业报轮回”学说，及“十善法”为主的伦理道德等，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对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在那样一个充满阶级矛盾、权利之争的吐蕃社会，更需要类似佛教的学说和思想，来巩固吐蕃王朝的统一。以巫术为主又缺乏系统教义理论的苯教，已很难适应快速发展的吐蕃社会。赤松德赞传播佛教的举措，也意味着佛教经一个多世纪的渗透，开始在吐蕃开花结果了。
四、吐蕃僧诤
随着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当地的文化和传统也掺杂到佛教中，佛教的地方化是佛教发展史上一种普通的规律。吐蕃的佛教具有多元性，到赤松德赞时期既有从天竺、泥婆罗传来的，又有从唐朝传播过去的内地佛教，北部于阗等地的佛教也曾传入吐蕃。这些不同地区的佛教在吐蕃相遇，也引发了教义方面的争议，尤其是天竺佛教和中原佛教间互不以为然。
吐蕃的佛教从松赞干布时起就受到唐朝佛教的影响，至八世纪后半期，唐朝的一些僧人轮流到吐蕃讲经说法。《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载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秀、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唐会要》作“二人行每岁一更之”。唐蕃战争中也有许多僧尼以俘虏的身份到达吐蕃。总之，有不少唐朝僧人在吐蕃从事传教、翻译等活动。
赤松德赞时期在吐蕃传播的中原佛教主要是禅宗一派，而禅宗被认为是典型的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林立的佛教内惟禅宗独树一帜，有着特殊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禅宗的东土初祖是菩提达磨即西天第二十八祖，他于公元470年渡海来华，住嵩山少林寺传授禅宗，其后禅宗的祖师相继是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六祖慧能是位伟大的禅师，门下俊彦辈出，他将禅宗发扬光大，他的言论被汇集成册，名《坛经》，也是汉传佛教僧人著作中惟一被称为“经”的一部。从慧能起禅宗在唐朝广为传播。“慧能之学说要在顿悟见性，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禅宗的特点是四句话：
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禅宗不注重经典的学习，而追求内心的顿悟。这个与天竺正宗佛教大相径庭的宗派在吐蕃也得到了传播，有一位禅师名大乘和尚（即摩诃衍那），他原住敦煌，但名声早已传到吐蕃，公元781年左右吐蕃占领沙州的当年（吐蕃攻占敦煌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赤松德赞就下诏书让摩诃衍那到吐蕃本土传教。从摩。
诃衍那的师承关系看，他应属禅宗中的北宗，但其思想兼有南北二宗。除传授明心见性的法门外，摩河衍那尚传坐禅观修法、十二头陀行等。相比在吐蕃传播的天竺佛教，禅宗简洁明了，没有繁琐的玄学术语，颇得吐蕃一部分贵族的青睐，连赤松德赞的妃子没庐氏亦从其学禅，摩诃衍那广开法门，大兴禅义，从者甚众，如《顿悟大乘正理决·叙》载：
我大师密授禅门，明标法印。皇后没庐氏，一自虔诚，划然开悟，剃除绀发，披挂缁衣。朗戒珠于情田，洞禅宗于定水。虽莲花不染，尤未足以喻也！善能为方便，化诱生灵，常为赞普姨母悉囊氏及诸大臣夫人三十余人说大乘法，皆一时出家矣。亦何异波者波提，为比丘尼之唱首尔？又有僧统大德宝真本姓血儿禅师，律不昧于情田，经论备谈于海。护持佛法，陪更精修。或支解色身，曾非娆动，并禅习然也。又有僧苏毗王嗣子须伽提，节操精修，戒珠明朗；身披百衲，心契三空……可见禅宗在吐蕃颇有影响，似乎不亚于天竺佛教。“当时吐蕃人大都喜学和尚之宗。”
桑耶寺的显宗大师寂护因被马踢伤而去世，其弟子贝央继任寺院住持。桑耶寺仍是天竺佛教的据点，寂护、贝央系被称为“渐入派”（渐门派），摩诃衍那一系被称为“顿入派”（顿门派）。双方所持佛学的见解不一样，从而发生争执，其激烈程度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学说。也许渐门派当时缺乏一位主将，他们劝说赞普，从天竺请来寂护的直传弟子，一位在佛教历史上十分显著的人物———莲花戒（梵名噶玛拉锡拉，汉译莲花戒），其深得寂护中观学的精髓，并以弘扬和注解寂护著作而闻名于世。佛教内部的纷争给吐蕃带来了不安宁，赤松德赞决定用辩论的方式解决争端。
据《顿悟大乘正理决·叙》载，当时天竺系的僧人上奏赞普说摩诃衍那的禅宗非佛法，应该终止其传教，而摩诃衍那则认为天竺系所传是小乘法，并提出要同对方辩论。终于渐门派和顿门派在桑耶寺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据藏文史著记载辩论由赤松德赞亲自主持，赤松德赞位居中心，摩诃衍那和他的弟子们居右首，莲花戒、贝央、巴·赛囊等人居左首。按照天竺的习惯，在双方的中间置花环，规定败北者要给对方献上花环，然后离开吐蕃。事实上辩论的时间较长，赤松德赞也不可能每天去听双方的辩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