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对母亲的依赖转为对妻子的依赖，是意料中事。他婚前婚后态度上的转变是十分明显的。从他订婚以后到结婚以前，他是一个殷勤、热烈而又极端嫉妒的情人。1882年6月2日他给玛莎的一封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的小公主，我来的时候你就倒霉了，我会把你亲得红一块紫一块，喂你吃一直喂得你胖起来。如果你敢鲁莽，你就要看看谁比较强，是一个吃得不够的斯文小女孩呢，还是一个身体里有古柯碱的大个子野男人。”
那“谁比较强”的玩笑其实有很深的含义。在订婚的那几年，弗洛伊德强烈的想完全控制玛莎，当然也包含着强烈的嫉妒心，不准她对任何男人感兴趣或有情感。例如，玛莎有个表哥，名叫马克思·泰尔，是玛莎最初喜欢的男人。“有一段时期，玛莎提到他的时候，不准管他叫马克思，只准叫泰尔先生。”另外还有一个年轻人，曾经爱过玛莎，关于这件事，弗洛伊德写道：“当我想到你给弗伊的那封信，想到我们在卡伦堡的那一天，我就完全失去了控制，如果我有能力把整个的世界毁灭，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毁灭掉——包括我自己在内——让它从头再开始，甚至造不出玛莎和我也在所不惜。”
弗洛伊德嫉妒的不只是年轻男人，他连玛莎的家人也嫉妒。他不准玛莎对她家里的人有亲热有情感，他要求她“不仅要客观地批评她的母亲和兄弟，放弃他们‘愚蠢的迷信’——这件事她做到了——而且要她收回对他们所有的情感，因为他们是他的敌人，因此她也应当讨厌他们”。
弗洛伊德对玛莎的哥哥艾里也是这种态度。玛莎有一些钱，托放在艾里处；这笔钱是她和她的未婚夫准备买家具用的。艾里似乎把这笔钱投资到哪里去了，当他们向他要的时候，他有点犹豫，没有把全部的钱马上交出来，却建议他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家具。弗洛伊德为了这事向玛莎发下了最后通牒，第一点是要她写一封愤怒的信给艾里，称他是“混账”。后来艾里把钱还清了，但弗洛伊德还是要玛莎“不要再与信给他（弗洛伊德），除非她答应跟艾里断绝一切关系。”
弗洛伊德认为男人天生有权控制自己的太太，这是他男人优越观的一部分。他对约翰·史都华·米勒的批评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赞扬米勒，说他是“世界的伟人，最能挣脱习俗偏见的影响。可是，另一方面，……在许多事情上，他却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荒谬”。米勒“荒廖”在哪里呢？弗洛伊德说，那是他“妇女解放的观点，和……他关于妇女的一切见解”。米勒认为结了婚的女人可以赚到和她丈夫一样多的钱，弗洛伊德批评道：
这根本是米勒不通人性的地方……。让女人完全像男人一样去为生存奋斗，真是一种胎死腹中的想法。以我做例子，如果我想到我温柔的女孩是一个竞争者，惟一的结果是去告诉她——十七个月前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心疼她，我恳求她从竞争中退出来，退到我那安宁而不竞争的家庭活动中。……我相信，法律和教育的一切改革碰到这件事也无计可施：很久很久以前，男人在社会上赚得一席地位以前，大自然已经用美与迷人决定了女人的命运。法律与风俗习惯可以把很多以前不给女人的交给女人，但女人的地位却一定是这个样子：年轻时受宠的恋人，成熟后被爱的妻子。
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和19世纪80年代的一般欧洲人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但问题在弗洛伊德不是个平常的人。他对当时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都加以反叛，而在妇女解放这一点上，他却随俗得很；米勒的看法在当时已经普遍被人接受，弗洛伊德却说他“荒谬”，“不通人性”。从这态度可以看出来，弗洛伊德是多么想把女人放在低人一等的地位。而他的学说也正反映了他这种态度。他认为女人是被阉割了的男人，本身没有性欲，总是嫉妒男人，自我不够发达，虚荣而不可靠——所有这些看法都只不过是他当时的父权社会的偏见，他只是略略把它合理化了而已。弗洛伊德是一个对习俗的偏见有透视力、有批评力的人，却以为自己的这种看法是合乎科学的看法，而且看不出它是经过合理化作用的，那必然是因为他心里有强烈的力量在驱使他。
50年以后，弗洛伊德还是持着同样的意见。他批评美国文化，因为美国文化里有“母权社会”的特色。吴尔斯博士——他以前的学生，这时来拜访他——说：“你不觉得父母平等最好吗？”他回答道：“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一定要不平等，男人在上总比女人在上好一点。”
在订婚的那几年，弗洛伊德表现着强烈的热情和嫉妒，但他的婚姻生活却似乎相当缺乏主动的爱和积极的热情。他的婚姻和许多习俗的一样，征服的时候是兴奋的，但一旦征服已过，就再没有热爱的泉源。男性的骄傲就在于追求；而结婚之后，这种骄傲之心就再也找不到。这种型态的婚姻中，妻子只有一个职责，就是做一个妈妈。她必须无条件的死心塌地的对待她的丈夫，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按照他的需要、他的心愿做事，做一个自己一无所求的女人，做一个随时准备伺候的女人——总之，她是一个妈妈。弗洛伊德婚前的爱情甚为强烈——这是因为他必须征服他所选择的女孩子，必须证明他自己像个男人。但征服一旦成功，由结婚做了证明，那“受宠的恋人”就变成了“慈爱的母亲”，你可以依靠她的爱，依靠她的照顾，却不需用主动的，热情的爱去对她。
弗洛伊德对他的太太缺乏爱恋，可以从许多例子看出来。最显然的是他给弗利斯的信。这些信里几乎没有提到过他的妻子，有，也只是应酬式的几句。但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很多，大量谈他的想法，他的病人，他事业上的成就和失望，唯独不谈他的妻子；这件事已经明白不过。但还有更明显的，那就是弗洛伊德常常说他觉得人生空虚，唯有工作进行顺利才能填补，才能让他觉得一些满意。他从不曾说过他跟她太太的关系是他幸福的一个泉源。弗洛伊德家居和旅行的情况也足以为证。周一到周六，弗洛伊德从早上八点到中午一点为病人看病，然后吃午饭，独自散步，从三点到九点或十点，在诊疗室工作，然后跟妻子或小姨或女儿散一会步，回来写信和写作，一直到深夜一点，当晚如有会议则属例外。吃饭的时候也并没有和乐融融的气氛。从钟士的传记里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弗洛伊德有一种习惯“把新近买来的一件古董——通常是一座小雕像——拿到饭桌上，放在他面前，伴着他吃饭。然后，把它放回书桌，但以后又会有一两次把它拿过来。”星期天，弗洛伊德上午去看他母亲，下午跟心理分析界的朋友和同事在一起，请他母亲和姐姐来吃晚饭，然后写他的稿子。他的太太通常下午有客来访，钟士说，如果访客中“有弗洛伊德感兴趣的，他就会转到客厅里，待几分钟。”弗洛伊德对他妻子的生活有多少关怀，从这里不难看出。
弗洛伊德在夏季旅行上花很多时间。这大大的补偿了他平日工作的辛劳。弗洛伊德喜欢旅行，但不喜欢独自旅行。可是他的旅行很少用来弥补他平日，家居对妻子在时间上的吝啬，因为陪他到国外旅行的是他心理分析界的朋友，或者甚至是他的小姨，而不是他的太太。这件事情有几种解释，一种是钟士提出的，一种是他自己提出的。钟士写道，“他的太太忙着种种的家事，很少能够动身旅行，同时她也赶不上弗洛伊德停不下来的步子和他观光的大胃口……但在旅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会寄一张明信片或发一份电报给她，不几天就写一封长信。”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来，钟士在给他所敬佩的人写传记时是多么落俗和没有分析性。一个人只要喜欢在业余时间陪他太太，当然会心甘情愿把观光的胃口放小一点，好让他的太太跟他分享。钟士的解释是一种合理化借口的解释，何况弗洛伊德自己又有一套跟钟士不同的说词，更显得钟士的解释不够真实。弗洛伊德同弗兰兹旅行到帕勒摩，他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他太太，说：
我真抱憾没有让你们都来看看这里的美景。要想七个人或九个人甚至只有三个人来享受这些事情，我就不当做个心理学家，或者所谓的心理学新方向的创始人，而当做卫生纸制造商，或火柴或者鞋扣制造商。现在学这些行业已经来不及了，因此我只能独自享受，而心理深深觉得歉疚。
不用说，弗洛伊德用的是典型的合理化借口，这是宁可跟男人作伴旅行而不愿跟太太作伴旅行的丈夫所常用的借口。令人注目的还是弗洛伊德的盲目——他虽然做过自我分析，但他对自己的婚姻仍旧是那么看不清楚，他自己用合理化借臼，竟看不出他在做什么。他说，如果要享受结伴旅行的事，他就要带他们九个，或者七个，甚至或者三个出来，但其实事情只是他带他太太出来就可以，而这只是两个。他于是不得不摆出又穷又重要的科学家的样子来，表示自己不是有钱又没什么的卫生纸制造商——所有这些都为了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带他的太太出国旅行。
弗洛伊德对他太太的爱情表现得最清楚的恐怕还是他的一个梦，这个梦收在他的“梦的解析”中：我梦到“我写了一篇关于某种植物的专论。书摆在我前面，那时我又翻开一张折叠的彩色图片。每一本书上都夹着一朵那种植物干了的标本，好像是从标本箱里拿出来的。”弗洛伊德由这个梦做了一些联想，在此我提出下列几种：那天早晨我在一个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一本新书，书名叫做“樱草属植物”，显然是一本这种植物的专论。樱草，我想起来，是我太太所喜欢的花，我极少记得把她喜欢的这种花带给她，我为此自责。
另一串梦的联想则使弗洛伊德从这种花想到另一个主题，那就是他的雄心。“我有一次想到我曾经真的写过一篇关于一种植物的专论，就是一篇有关古柯植物的论文，这篇论文曾使卡尔·科勒注意到古柯碱的麻醉性。”弗洛伊德于是想起一本科勒纪念论文集，前一天晚上他曾遇到过此集的一个编辑人。关于古柯碱的这个联想，与弗洛伊德的雄心有关。他没有继续研究古柯碱，感到多么遗憾，因为那使他失去了一个大发现的机会。同时也使他联想到他为了结婚不得不放弃纯学术的研究工作。
这个梦的意义十分清楚。干了的标本是中心点，表示了弗洛伊德内在的冲突。花象征爱与喜悦，何况又是他太太所喜欢的花，但这种花他很少想起来要带给他太太。古柯植物却代表他的科学兴趣与雄心。但是，他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花——这爱呢？他把它压扁，放到标本箱里。也就是说，他任花干枯，把它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正是弗洛伊德所做的事。他把爱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但在生活中他却让爱情干枯。他的科学的——知性的兴趣比他的爱欲要强；他窒息了它，同时却用对爱的研究替代了他的爱情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