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的侵犯时，必须做一个重要的分别，就是它们在自然的栖息地时，行为上跟俘虏状况下很不相同。种种观察显示，灵长类在原野里很少有侵犯行为，可是动物园里的灵长类却表现出过度的破坏性。
对于了解人类的侵犯性，这一点分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类从有史以来到现在为止，除了猎人，食物采集者，和早期农人之外，几乎就从来没有生活在他的“自然栖息地”过。“文明人”总是住在“动物园里”，生活在种种的俘虏状况下，种种的不自由状况下，而且即使在最进步的社会，此话仍旧不假。
我要讲几个动物园中灵长类的例子，这些例子经过细心研究，足可采信。最出名的例子可能是印度狒狒，这是索利·祖克曼1929—1930年在伦敦动物园（“猴山”）所做的研究，这块地方长一百尺，宽60尺，依动物园的标准说，是算大的，但跟自然栖息地相比，却小得可怜。祖克曼观察到这些动物精神很紧张，侵犯性非常强，身体壮的，就无情的欺负弱小的，即使母亲都抢自己孩子手上的食物。最主要的牺牲者是母的和年幼的，往往在战斗中受伤或被打死。祖克曼看到一只公的恶霸，故意去攻击一只小猴子，攻击了两次，到晚上那只小猴子就死了。61只公的里面，有8只死在暴力下，有许多生病而死。
汉斯·库玛在苏黎克，夫尔蒙·瑞诺兹在英国慧普斯奈德公园，都曾研究过动物园中的灵长类行为。库玛把狒狒关在15码长27码宽的笼子里，结果常常发生严重的咬打，造成危险的伤势。库玛以前曾在衣坶庇亚研究过原野中动物的侵犯行为；他把两者比较，发现动物园的母狒狒比原野中的母狒狒侵犯行为高9倍，公的则高17倍半。夫尔蒙·瑞诺兹研究24只恒河猴，这些猴子关在八角形的笼子里，每边只有十码长。比起伦敦猴子山的活动范围虽然小，侵犯性却没有那么极端。不过比起原野来，却又严重，许多猴子受伤；有一只母猴伤得非常严重，不得不用枪打死。
环境对侵犯的影响，曾以恒河猴为对象，做过许多研究，特别是索斯维克的研究，和他与拜格、斯迪吉共同做的研究。索斯维克发现，被俘的恒河猴，它们“好斗的”行为（即是对于冲突所产生的行为反应），形式与频率主要受环境与社会状况的影响。他从环境改变与社会改变两方面着手。环境改变是在固定的空间里改变动物的数目；社会改变是把新的分子加到原来的圈子里。他的结论认为，空间缩小则侵犯增加，但把新的动物加到原已存在的社会组织里，则“比环境的改变产生更多的互相侵犯”。
许多别的哺乳动物也是一样，缩减生活空间，便增加侵犯性。马修斯在伦敦动物园亲自观察，并且研究了这方面的文献，他的结论是，除了在拥挤的状况下，他没有发现过哺乳动物相斗致死的例子。杰出的动物行为观察家，保罗·勒浩森研究的结果认为，把猫儿们关在一个小笼子里，会骚乱它们相对的阶级组织。“笼子里越拥挤，相对的阶级性越小。最后一个暴君出现，‘贱民’产生，所有的猫都欺侮它们，不断地对它们做残忍的攻击，逼得它们狂乱。整个的社会变成了可恶的暴众。每一只都不安逸，不断嘶叫，甚至战斗。”
即使固定的喂食站所产生的临时拥挤，都会使侵犯性增加。1952年冬天，美国的三位科学家，卡柏特、考里亚斯和古迁吉观察威斯康辛州的弗来格河区的鹿群，发现他们争斗的频率依聚集的密度而定。当一个喂食站只有5只到7只的时候，每个小时每只鹿只发生一次争斗，但增加23只到30只的时候，频率就增加到四点四。美国的生物学家卡路恩观察老鼠，也得到相似的结论。
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充足的食物供应并不能阻止因拥挤而造成的侵犯增加现象。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依照索斯维克的观察，用恒河猴做实验的结果，食物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并没有使好斗行为发生变化，减少百分之五十，却显著的减低了好斗的行为。
研究俘虏状态下的灵长类——别的哺乳动物也是一样——发现拥挤似乎是暴行增加的主要条件。但“拥挤”只是一个标签，一个相当不落实的标签，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造成侵犯增加的真正原因，究竟是“拥挤”中的哪一种因素。
对于私有空间，是否有“自然的”最低需要量？拥挤是否阻止了动物天生的探险需要和自由活动需要？动物是否因拥挤而觉得身体受到威胁，因此以侵犯来反应？
要圆满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但索斯维克的发现向我们揭示，在拥挤现象里，我们至少得分辨出两个不同的元素。一个是空间的减少；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破坏。我们曾经提到，索斯维克观察到，把一只陌生的动物放在一个社群里，所造成的侵犯现象比拥挤还厉害，这证明了社会结构的破坏是个重要的因素。当然，两种因素往往是共同存在的，要分辨出究竟是哪一个真正造成侵犯行为，相当困难。
不论这两种因素在动物的拥挤中的组合的情况如何，却每一种都可以产生侵犯。空间的局促剥夺了动物的生机，使它们不能活动、玩耍和运用自己的生活功能——这些功能只有当它们自己去寻找食物时，才能充分发挥。因此“空间剥夺”的动物，可能感受生机被抑制的威胁，而反应为侵犯行为。动物社群的社会结构的破坏，依照索斯维克的结论，对动物的威胁更大。每一种动物都生活在他们特有的社会结构里；阶级组织也好，总是动物行为的参考坐标。相当的社会均衡状态，是动物生存必要的条件。如果因为拥挤而破坏了这种均衡，对动物的存在状况就要构成重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强烈的侵犯是理所必然，因为侵犯本来就是一种防卫作用，在没办法逃走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动物园的生存环境可能是拥挤的，祖克曼所研究的狒狒便处在这种情况下。但许多动物园的动物往往并不拥挤，可是却受到空间的限制。处在俘虏状态下的动物，尽管吃得饱饱的，无风无险，却“无事可做”。如果生理的一切需要得到满足，便足以使动物（和人）产生健康的生活感，则动物园里的动物确实应该非常心满意足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种寄生式的生存方式，剥夺了它们的生活刺激，使它们没办法积极去展开生理与心智的功能；因此它们往往变得厌倦、迟钝而冷漠。考特兰的研究报告说：“动物园里的黑猩猩，总是随着年岁的增加越来越迟钝和空洞；可是原野里的黑猩猩却年纪越大越活跃，越对事情感兴趣，越有人性。”格利克曼和斯洛吉斯也得到相似的结果，他们认为动物园的笼子所提供的“迟钝世界”会使动物产生“倦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