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与逃走都是防卫反应——这方面的资料使本能侵犯学说面临一种特别的挑战。从神经生理学和行为学的观点来看，逃走冲动的角色即使不比战斗冲动更重要，也跟它一样重要。从神经生理学上来看，两种冲动是由同一条进化途径组合在头脑中的；没有理由说侵犯比逃走更“自然”。那么，本能主义者为什么单单强调生而具有的侵犯冲动，却不说逃走冲动呢？
如果我们把本能主义者关于战斗冲动的说法，改成逃走冲动，就可以得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人被生而具有的逃走冲动所驱使，他可能想用理智去控制这种冲动，但这种控制是相当无效的，他顶多只能找到一些办法把‘逃走本能’抑制一些。”
历来宗教的种种立场，一直到娄仑兹的科学著作，一直把人类生而具有的侵犯性视为社会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从这个观点看来，一个学说若强调人类的“不可控制的逃走本能”，显然是玩笑，但从神经生理学来看，“不可控制的逃走”学说，和“不可控制的侵犯”学说是一样有道理的。事实上，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逃走比战斗更有益于自我生存。政治领导人物或军事首领就不会觉得逃走学说是开玩笑，他们会觉得它相当有道理。从经验里他们知道，人的天性似乎并不倾向于英勇，因此必须采取许多手段来鼓动他去战斗，阻止他为了保存生命而逃走。
学历史的人会提醒我们，逃走本能至少不比战斗本能力量更小。在决定历史的因素中，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本能性的侵犯，而是为了压制人的“逃走本能”所采用的种种办法。他会想到，人类在社会上的种种安排，意识形态上的种种努力，大部分是为了压制人的逃走本能。为了让人对领袖的高等智慧产生敬畏，为了要让他相信“荣誉”的价值，必须用死来威胁他。为了鼓动他去作战，就要想办法让他害怕“懦夫”或“叛国者”的帽子，或者干脆把他灌醉，推人战场，或者用战利品与女人来诱惑他。历史的分析会告诉我们，逃走冲动被压制，战斗冲动表面上占上风，主要是文化因素使然，而不是生物上的因素。
前面的这些辨析，惟一的目的是要指出，性格学上的“侵犯者人”的概念是偏见；基本的事实告诉我们，动物与人类头脑中具备的神经机构，发动侵犯行为（或逃走），是为了自卫，是个人或种族遭受生存威协时的一种反应，这种型态的侵犯是生物学上生存适应的侵犯，是有益于生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