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分析我想要说明的是，弗洛伊德的目标是创立一个运动，使人在道德上得到解放，是创立一个新的世俗的而又科学的宗教，让优异分子去遵奉，而这批优异分子则又是人类的指导者。
弗洛伊德虽然有着使命冲动，但单凭他自己这个冲动是不至于把心理分析学转变为一种“运动的”。心理分析学成为一种运动，是因为他的追随者有些需求，而最后则是广大的群众热烈的被心理分析学所吸引的缘故。
第一批最忠实的门徒——那戴着戒指的六个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市镇知识分子，深深的渴望着从属于一个理想，一个领袖，一个运动，然而他们却既没有宗教理想或信念，又没有政治的或哲学的理想或信念；他们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天主教徒，或正统犹太人。他们的宗教就是心理分析运动。分析者的数量日增，但他们的背景是相同的；绝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宗教的、政治的或哲学的兴趣，也没有投身在这些方面。自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尤其是美国——心理分析学大肆风行，无疑起自同样社会基础。在这里，有一个生活失去了意义的中产阶级，他们没有政治理想，没有宗教理想，然而又在找寻意义，在找寻一个可以让他们献身的观念，一种对生命的解释，而这些东西又要他们不必认真的去信任，不必做什么牺牲，却可以满足他们参加了运动的感觉。而所有的这些需求，心理分析运动都可以提供满足。
但这新的宗教也跟大部分宗教一样，遭遇了相同的命运。那种初创时期的热忱，新鲜和自发性很快的就衰退了；阶级组织取而代之，有权对教条做“正确”的解释，有权判定谁是这个宗教的忠实信徒，谁不是这个宗教的忠实信徒。终致教条、仪式和对领袖的偶像崇拜取代了原创性和自发性。
在正统心理分析学中，教条的地位重要几乎是用不着说的。50年来，除了弗洛依德自己的学说新献之外，心理分析学的理论发展相当少。一般来说，分析者主要是把弗洛伊德的学说用到临床资料上去，而且总是想证明弗洛伊德是对的，而很少想到其他学理上的可能性。即使是最独立的一个发展——对自我的新的强调——都似乎大部分是把许多出名的见解用弗洛伊德的词汇说出来，而并没有导致多少新的视界。“官方的”心理分析思想固然相当贫乏，足以代表它的教条主义，但这个教条主义还在它对任何不同意见的反应上表现出来。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我已经提过了，就是弗洛伊德对弗兰兹的新观念的反应；弗兰兹说患者需要爱，爱有助于他康复，弗洛伊德则严厉地给予警告。这只不过是例子之一，实则心理分析运动中处处都是这种现象，以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分析家如果公并而坦然地批评弗洛伊德的观念，就被认为是异己分子，即使他只是依据弗洛伊德的观念来思考与观察，因此提示结果，而并不是想创立“学派”，都在所不允。
正统心理分析学中的仪式也是同样显然的。躺椅，躺椅背后的坐椅：每星期四次或五次面谈，分析者的沉默除非他要提出“解释”的时候一所有这一切，原先本来都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后来却变成了神圣的仪式，没有这些东西，正统心理分析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些东西里面，最令人注目的可能就是躺椅。弗洛伊德选用躺椅，是因为他“不想一天被人瞪八个小时”。后来，又有其他的理由加上去：患者说话的时候不应当看到分析者的反应，因此，分析者最好坐在他的后面；患者如果不看着分析者，会觉得比较自由，比较轻松；还有——这是后来加上的——“躺椅状态”会造成一种婴儿处境，而要想使得“转嫁”有良好的发展，这种婴儿处境是必须的。这些不管是对是错在“正式”的心理分析治疗技术讨论会上，是不能自由讨论的。在正统心理分析的传统中，不用躺椅便已经是离经叛道，被认为是初步证据——证明他不是一个分析者。
许多患者被这种仪式所吸引；他们觉得自己参加了这个运动的一部分，经历到一种跟所有其他被分析者休戚与共的感觉，还有一种对那些没有受过分析的人的优越感。他们往往倒不甚关心有没有治愈了，他们那种找到了一个精神家的那种兴奋感倒成了主要的东西。
心理分析运动的准政治色彩还有另一个特征，就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的偶像化。这一点我只简单提一提就可以明白：钟士对弗洛伊德所做的偶像化的描述，他否认弗洛伊德有被公共认可的强烈愿望，否认他有独裁性格，否认他有任何人性的弱点。另一个出名的例子是正统弗洛伊德派的人在写作时总是在论文开头、线和文句中的其他的地方加上一句“弗洛伊德说”——即使从文章的前后文看起来根本不需要加上这么一句赘语，他们还是会加上去。
心理分析学一开始是一种准宗教运动的意涵，其后更发展为一种准宗教运动，这是我已经说明的。就以这件事本身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此，我所提出来的批评是针对心理分析学的发展过程中所写含的错误与限制。它第一个显然的缺点是患了它想为人治疗的病：抑制。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没有一个承认他们除了科学和治疗学上的成就以外还有其他目的，他们既不向别人承认，也不向自己承认。他们想用一种救世的理想来臣服世界，可是他们抑制这个野心，不让别人和自己知道，因此就陷在矛盾与不诚实之中，而这是必然会跟着抑制而出现的。这个运动的第二个缺点是它的独裁与盲信，这使得心理分析学无法发展成一种丰硕的“人的学说”，却导致了官僚组织的僵局，继承了弗洛伊德的衣钵，却没有继承他的原创力，也没有继承他的原始观念中的激进主义。
比这些都更为重要的却是观念的内容。确实，潜意识是弗洛伊德的伟大发现，这是人性实相中的一个新的向度，而且这也是人性改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是，就是这个发现的本身，也落入了一条死路。他们把潜意识只用到一个很小的扇面上，那就是人的欲力方面的愿望抑制，他们很少把潜意识的理论用到人生更广的方面，和社会与政治现象方面。大部分心理分析家对于人生的许多事实，对于无意识的社会现象都没有察觉到，在这一方面，他们一点也没有超过他们社会中的其他分子。在某一种意义上说，他们比其他分子更盲目，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惟一答案那就是“欲力的抑制”的公式。但是，人不可能盲目于人生的某些扇面，却不盲目于其他扇面。更何况整个的抑制现象根本是一个社会现象。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如果某些情感和幻想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模式不相容的，则社会分子就会抑制此类的情感和幻想，不让自己察觉。人之所以产生这种抑制，是因为惧怕被孤立，怕变成弃民，因为你的思想和情感是他人所没有的。这种恐惧，到了严重的情况，实际就和惧怕发疯一样。从这一点来着眼，心理分析者实在必须超越他那个社会的思想模式，用批评的眼光来看它们，去了解是什么样的事实铸造了这些模式。要想了解一个人的潜意识，必须先对他的社会做批评性的分析。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分析学之所以那么狭窄，而对于人的潜意识的了解到后来之所以会停滞，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对于社会的了解几乎没有超过自由中产阶级的态度。（附带说一声，在正统的弗洛伊德学说和正统的马克思学说中，有一个奇怪的关连：弗洛伊德派只看到个人的潜意识，而盲目于社会的潜意识；正统的马克思派呢，则敏锐地察觉到社会行为的潜意识因素，却很显然的盲目于个人的动机。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变样。其实，这种结果一点也不出乎意料。不论我们研究社会还是研究个人，我们总是在研究人类，而这表示我们所面对的是他们的潜意识动机；人固然是一个个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分子，我们不能把这两者分开——而如果我们把它分开，则两方面都无法了解。
那么，总括说来，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分析学从20世纪初期以来，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