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前面对机能混乱的解释，对这种现象我也收集了很多亲身经历的例子，并企图对此加以分析。这些遗忘都可以追踪到潜意识的动机的干扰——或者说与“对立意志”有关。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自己的情况和上述两种生活状态下表现出的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我强迫自己去做一件并未完全放弃的活动，我的这种状态便通过遗忘的方式表现出来。下面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很容易忘掉给一些朋友寄生日、婚礼或庆典贺卡，我曾下决心消除自己的这一失误，但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现在，我只好放弃这种努力，有意地屈服于自己的这种对立动机，在我的这种观念发生转折的时期，一个朋友让我在某一天以他和我的名义各发一封贺电，但我警告他说，或许我会将这两件事都给忘掉，结果事实的确如此，这当然也不会使我感到意外。由于生活中自己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因此，很不善于表达同情，在那些需要自己表达同情的情况下，很难将这种同情表达出来。由于我经常将他人虚伪的同情误认为真实的感情，因此，我对传统表达同情的方式十分反感，尽管我也认为同情的表达有一定的社会作用。当然，对人们失去亲人时的哀悼应另当别论，当我决定将表达自己哀悼的电报发出去的时候，我是不会忘记的。这时，我的情绪活动并非是一种社会责任，因此，它的表达从来没有被遗忘所阻止过。
里南特报告过一个来自战俘营的例子，也属于这一类遗忘。这种被压抑起来的意向以“对立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
“这个战俘营主要是为官员而设的，一个级别最高的官员受到了他的战俘同伴的攻击或羞辱，为了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出现，在他重新分配人员时，想利用自己的权威手段将这个人转移到其他的战俘营。但在几个朋友的劝说下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采纳这些朋友的意见——虽然这不符合他的真实欲望——尽管其结果不能使自己满意。同一天上午，作为一个高级军官，在营警卫的监督下，需要对这些官员点名，他对这些官员早就很熟悉了。在点名时，以前从未出现过失误，但这一次他却漏掉了这个攻击过他的人的名字，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当所有其他人都解散了的时候，惟独这个人遗留在这里，直到最后发现这个失误时为止，这个被忽略的名字很清楚地写在名单上。有的人将这个偶然事件解释为一种存心的攻击，而另一些人则将此解释为可能会被误解的不幸事件。后来，在熟悉了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之后，这些当事人才对这种情景有了正确的解释。”
传统的责任和我们同样拥有的潜意识愿望之间的冲突，也可以对这些情况做出解释：如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本答应要做的活动等，结果使这个可能的受益者相信，遗忘有表达歉意的力量，那个要求他去做的人无疑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否则他也不会忘记。”那些被人们普遍认为健忘的人，如果在街道上忘记给我们打招呼，用同样的解释来表示自己的歉意，说他是一个近视眼。这些人忘掉了他们所有的许诺，忘记他人委托自己的事情，通过这样的方式向自己表明，在一些小的事情上自己不是不可信赖的，他们认为对这样的失误不应见怪——或者说我们不应将这样的行为归于他们的品性，而应归于机能特性。我本人不属于此列，因此，没有分析这种行为的机会。通过有选择地考察这些遗忘现象，也可以发现其动机。通过推理，就会得出这样的假设：在这些情况下，其动机是掩蔽了对其他人相当程度的蔑视，遗忘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合法方式。
在另一些情况下，发现这种遗忘的动机并非易事，一旦发现了这个动机，自己往往会感到非常吃惊。例如，去年我注意到这种现象，对我探访的患者而言，我忘记去探访的是没有付费的患者，或者是我的同事，当我发现这个污点后，我便设法将每日的探访记录下来，以避免这种失误的出现。我不知道其他的医生是否有同样的经历。通过这种方式，我找到了一个神经衰弱患者忽略记录一些东西的原因，在他杂乱的“笔记”中，往往忽略告诉医生的东西，其原因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他对自己记忆的再现能力没有信心，这也是正确的。但事情的进展往往是这样的，患者以流水账的方式阐述着他的许多表现和要求，在他说完并做了片刻的停顿后，拿出他的记录，很抱歉地说：“我做了一些记录，因为这些我很难记住。”他通常发现他记录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还是不断重复这一句话：“对了，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了。”这种记笔记的方式或许仅仅表明了他的这些症状之一，或说明了他的意向被他的这种潜意识动机干扰的频率。
和大多数健康的朋友一样，我很难避免这种遗忘，我承认——尤其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很容易忘掉归还借了很久的图书，很容易在做一些事情后忘记付钱。很久以前的一天上午，在我经常买烟的店里，我买了烟后没有付钱就离开了，这种忽略并无多大妨害，因为这里的人都认识我，只要以后提醒我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这个压缩开支的企图，和前一天产生的、现在仍起作用的关于生活预算的想法不无关系。在这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人当中，涉及到钱财的时候，他们都会流露出这样的行为。这或许源于原始吃奶时的贪婪，他们想拥有每一件物品，现代的文明和教育也不能将此完全消除。
这些事例众所周知，而且能够被每个人理解，我的目的在于将这些资料收集起来进行科学分析。如果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结晶的智慧，在获得科学知识时拒绝这种提炼，对此，我是难以理解的。科学工作的本质特点，并不在于所研究事物的特殊性，而在于用这样的方式收集事实，然后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重要的意向，其遗忘一般来说，在潜在的反对其表现的动机下干扰时产生。对一些不太重要的意向而言，我们认为与另一种遗忘机制有关，即在另一种材料与这个意义的意向内容在表现上形成联系时，它就转化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意向，这里有一个例子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我十分珍视高质量的罗斯奇吸墨纸。一天，我决定下午在外出散步时买一些这样的纸，但是，连续四天都将这件事忘在脑后，直到我开始分析这种失误的原因时，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我通常将这个词写成罗斯奇吸墨纸，但我在说话时则将之说成弗利斯吸墨纸（吸墨纸的另一种叫法），弗利斯是我柏林的一个朋友的名字，这些天他使我出现了一些焦虑、厌烦的思想，当时我无法摆脱这些思想的影响，这种防卫倾向由于其单词的相似，通过转移的方式表现出来，原来的意向，转化为另一种不重要的意向，都有很明显的表现。我写了一本关于梦的小册子，文中总结了《梦的解析》一些观点，这属于《心理和生理生活的边缘问题》系列书的一部分。威斯巴登的出版社负责人柏格曼将书的清样寄给了我，并让我尽快将校对好的清样寄过去。因为要赶在圣诞节前争取见书。当天晚上我就校对好了清样，将它放在我的抽屉里面，以便第二天早上再将它取出来。第二天早上，我将这件事忘掉了，直到下午，在我看到桌子上的包装纸时才想起来。但是，这天下午、晚上，甚至第二天的上午，仍然将寄这件清样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直到这天下午，才强迫自己将这个清样投进邮筒。我当时一直不明白这种拖延的原因，很明显，我并不想将这个清样寄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给维也纳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梦的解析》一书——打了一通电话，我谈了一些要求，然后说——好像是强迫性的——“我猜想你已经知道我又写了一本关于梦的书。”“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回答。我说：“你不要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属于劳温费德——卡拉系列的一本小册子。”但他仍对此感到不满，他担心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会影响《梦的解析》一书的发行，我不同意他的这个看法。问道：“如果我将这件事提前告诉你，你会拒绝这本书的出版吗？”“不会，我当然不会。”他说。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在实践上，我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过错，然而对这家出版社的歉意是我拖延清样的动机。前不久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我关于婴儿麻痹的著作中的一些章节，原封不动地搬到《纳森格尔手册》上相应部分，这种做法不大合情理，因此，我很坦诚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第一家出版社，这件事情也使我感到焦虑。沿着这个回忆线索，我又想起另一件事，在我翻译一本法语书时，我实际上侵犯了原出版者的权益，未征得原作者本人的同意就在译文中加上了些注释，后来我认识到，这个作者肯定会对我的这种武断的做法很不满意。
有一句格言揭示了意向的遗忘并非偶然这个常识：“如果一个人忘掉一次，那么，他会忘掉多次。”
诚然，我们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的印象：关于遗忘和失误的这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使我们吃惊的是，仍很有心要使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别让我去做这件事，我肯定会忘记的。”如果结果的确如此，人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以此方式说话的人，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不去履行诺言的意向，而他自己又不想承认这一点。
通过所谓的“虚假意向的构成”，我们对意向的遗忘，会有进一步的了解。我有一次答应为一个年轻的作者写书评，但出于内在的抗拒，我一再地将这件事情拖延下去，直到有一天，屈服他的一再要求，答应晚上将它写出来。我实际上是想做这件事的，但是，又将这件事给忘了，因为这天晚上我不得不准备一个不能拖延的报告。由此，我便发现，我的这个意向是虚假的，因此，我放弃了我的这个抗拒的挣扎，拒绝了这个作者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