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特别是涉及神经症患者时，假定存在着完全奥狄帕斯情结是可取的，精神分析的经验则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它的构成成分总要有一方或另一方的消失，除了那些只有依稀可辨的痕迹之外，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系列，即一端是正常的、积极的奥狄帕斯情结，另一端则是倒置的、消极的奥狄帕斯情结，而其中间的成分将展示两个成分中占优势的那种完全的类型。随着奥狄帕斯情结的分解，它所包含的四种倾向将以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以产生一种父亲认同作用和母亲认同作用。父亲认同作用将保留原来属于积极情结的对母亲的对象——关系，同时将取代以前属于倒置情结的对父亲的对象——关系；母亲认同作用除在细节上做必要修正外，将同样是真实的。任何人身上两种认同作用的相对强度总要在他身上反映出两种性的素质中的某一种优势。
受奥狄帕斯情结支配的性欲期的广泛普遍的结果，因此被看做是在自我中形成的一种沉淀物，是由以某种方式结合在·起的这两种认同作用构成的。自我的这种变化保留着它的特殊地位，它以一种自我理想或超我的形式与自我的其他成分形成对照。
但是，超我不仅是被本我的最早的对象选择所遗留下来的一种沉淀物，它也代表反对那些选择的一种能量的反相作用。它和自我的关系并不限于这条规则，即“你应该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亲那样）”；它也包括这条禁律，即“你绝不能如此如此（就像你的父亲那样），就是说，你不能做他所做的一切，有许多事情是他的特权”。自我理想的这种两面性是从这个事实中获得的，即自我理想有对奥狄帕斯情结施加压抑作用的任务。显然，压抑奥狄帕斯情结绝非易事。父亲特别是父亲被看做是实现奥狄帕斯愿望的障碍，这样，儿童的自我便获得了强化，在自身之内建立这个同样的障碍以帮助进行压抑。做到这一点的力量可以说是从父亲那里借来的，这种出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行动。超我保持着父亲的性格，当奥狄帕斯情结愈强烈，并且愈迅速地屈从于压抑时，超我对自我的支配，愈到后来就愈加严厉——即以良心的形式或者以一种潜意识罪疚感的形式。我在后面将提出一条它以这种方式支配权力的根源的建议，这个根源，就是以一种绝对必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的强迫性格的根源。
如果我们再次考虑一下已经描述过的超我的根源，将它看做是两个非常重要因素的结果，一个是生物因素，另一个是历史因素，即在一个人身上长期存在的童年期的无能和依赖性，以及他的奥狄帕斯情结的事实和我们已经表明的那种压抑，都和力比多潜伏期的发展中断有关，而且也和人的性生活的活动特别的双重发动能力有关。根据一个精神分析学的假设，人们最近提到的那个对于人类来说似乎很独特的现象，是冰河时期的文化发展的一个遗产。于是我们发现，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出来无非是个机遇问题：它代表着个人发展和种族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的确，由于它永远反映着父母的影响，因此，它把其根源归之于这些因素的永远存在。
精神分析一再受到指责，说它不顾人类本性中较高级的、道德的、精神的方面。这种指责在历史学和方法论这两方面都是不公正的。因为，首先我们从一开始就把进行压抑的功能归之于自我中道德的和美学的倾向；其次，一般人都拒绝承认精神分析研究不能产生一种全面、完善的理论结构，就像一种现成的哲学体系那样。但不得不通过正常的和变态现象的分析解剖，沿着通往理解心理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一步一步地找到它的出路。只要研究心理上这个被压抑的部分是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必要对存在着更高级的心理生命感到不安和担心。但是，既然我们已着手进行自我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对所有那些道德感受到震惊的人，和那些抱怨说人体中一定有某种更高级性质的人做出回答：我们可以说：“千真万确，在这个自我理想或超我中，确有那种更高级性质，它是我们和父母关系的代表，当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更高级性质了。我们既羡慕这些高级性质又害怕它们，后来把它们纳入到我们自身中来了。”
因此，自我理想是奥狄帕斯情结的继承者，因而也表示在本我中力比多所体验到的、最有力的冲动和最重要的变化。通过建立这个自我理想，自我掌握了它的奥狄帕斯情结，同时使自己处于本我的支配之下。鉴于自我主要是外部世界的代表，是现实的代表，而超我则和它形成对照，是内部世界的代表、是本我的代表。自我和理想之间的冲突，正如现在我们准备发现的那样，将最终反映真实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之间、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之间的这种对立。
通过理想的形成，生物的发展和人类种族，所经历的变迁遗留在本我中的一切痕迹，被自我接受过来，并在每个人身上又由自我重新体验了一遍。由于它所形成的方式，自我理想和每一个人在种系发生上的天赋——他的古代遗产——有很多联系点。因此，正是这种我们每个人心理生活中最深层的东西，通过理想的形成才变成我们所评价的人类心灵中最高级的东西。试图给自我理想定位，甚至在已经给自我确定了位置的意义上，或者试图对自我理想进行任何类比，都只能是白费力气。
显而易见，自我理想在一切方面，都符合我们所期望的人类的更高级性质。它是一种代替做父亲的渴望，自我理想包含着一切宗教都由此发展而来的萌芽。宣布自我不符合其理想的这个自我判断，使宗教信仰者产生了一种以证明其渴望的无用感。随着儿童的长大，父亲的作用就由教师或其他权威人士继续承担下去。他们把指令权和禁律权都交给了自我理想，并且继续以良心的形式行使对道德的稽查作用。在良心的要求和自我的实际成就之间的紧张，是作为一种罪疚感被经验到的。社会情感就建立在以别人自居且和他们一样的自我理想的基点上。
宗教、道德和社会感——人类最高级东西的主要成分，最初是同一个东西。根据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提出的假设，它们的获得从种系发生上讲出自恋父情结：即在掌握奥狄帕斯情结本身的实际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宗教和道德的限制，和为了克服由此而保留在年轻一代成员之间的社会情感。在发展所有这些道德的东西时，似乎男性居领先地位，然后通过交叉遗传转移给妇女。甚至在今天，社会情感也是作为一种建立在对其兄弟姐妹的妒忌和竞争的冲动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敌意不能令人满意，便发展了一种以从前对手的认同作用。研究同性恋的温和情况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怀疑，即在这个例子中，认同作用也代替了继敌意、攻击性态度之后的深情对象——选择。
然而，随着种系发生的提出，新的问题产生了，使人们想从这里沮丧地退缩回去。但是，这是毫无益处的，因为我们必须做出尝试——尽管害怕它将揭露我们建立起来的整个结构的不适当，问题在于：究竟是哪一个，是原始人的自我还是他的本我，在它们的早期就从恋父情结中获得了宗教和道德？假如是他的自我，为什么我们不略述一下这些被自我所遗传的东西呢？假如是本我，它是怎样和本我的性质相一致的呢？或者说，我们把自我、超我和本我之间的分化带回到这样早的时期是错误的吗？我们不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关于自我里面的这一过程的整个概念对理解种系发生毫无帮助，也不能应用于它吗？
让我们先回答容易回答的问题，自我和本我的分化不仅要归因于原始人，甚至要归因于更简单的生命形式，因为这是外界影响的必然表示。根据我们的假设，超我实际上起源于导致图腾崇拜的经验。到底是自我还是本我体验到，并且获得了这些东西的问题，不久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思考立刻向我们表明，除了自我之外，没有什么外部变化能够被本我所体验到，自我是外部世界通往本我的代表。因此，根据自我来谈论直接遗传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里，实际个体和种系概念之间的鸿沟才变得明显起来。另外，人们一定不要把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差异看得过分严重，但也不要忘记，自我基本上是经过特殊分化的本我的一部分。自我的经验似乎从一开始就遗留给了后代，但是，当这些经验足够经常地重复，并在许多代人身上有了足够的强度之后，就转移到本我的经验中去了，即成为遗传所保留下来的那种痕迹。因此，在能被遗传的本我中，贮藏着由无数自我所导致的存在遗迹，并且当自我形成它的脱出本我的超我时，它或许只是恢复已经逝去的自我的形象，并且保证它们的复活。
超我借以产生的方式解释了自我和本我的对象——贯注的早期冲突是怎样得以继续进行，并和其继承者（超我）继续发生冲突的。假如自我在掌握奥狄帕斯情结方面没有获得成功，那么，从本我产生的奥狄帕斯情结的精力——贯注将在自我理想的反向作用中找到一种发泄口。在理想和这些潜意识的本能倾向之间，可能发生的大量交往说明：理想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潜意识的，自我是进不去的。在心理的最深层曾经激烈进行的斗争，并未因迅速的升华作用和认同作用而结束，现在是在更高的领域内进行着，就像在科尔巴赫的油画中的《汉斯之战》一样，是在天上解决争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