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我形成了一种想法：职业算命者的活动隐藏着一个可对思维迁移进行观察的机会，而这类观察又是极不易招致非议的。那些人是一群无足轻重乃至地位卑下的人，他们专心于这样一类活动——摆开纸牌、研究笔迹或手掌纹路，或运用占星术推算。同时，在表明他们了解问卦者的过去与现在后，进而预测其未来。尽管这些预言后来都落空了，但问卦者对此活动仍表现出极大满足和毫无怨言。我已遇到过几例，并运用精神分析研究它们。令人遗憾的是，我因受制于医疗职业道德，而必须对许多详细情况保持缄默，从而削弱了它们的可信度。但是，我将设法避免曲解事实。现在请听听我的一个女病人的故事，她与算命者曾有过这样一种经历：
她是一个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女，并一直强烈地依恋其父。她结婚早，并完全满意自己的婚姻。但惟有一事令她感到美中不足，她没有孩子。所以，她深爱的丈夫无法完全取代父亲在其心中的地位。当她经历多年失望之后而决定接受妇科手术时，她的丈夫却向她披露，婚前一场疾病剥夺了他的生育能力。她深感绝望，患上了神经症，明显地陷入害怕被诱惑（对丈夫的不忠）的痛苦之中。为了使她振作起来，丈夫携带她去巴黎出差。在巴黎的一天，他们坐在旅馆的大厅里时，她忽然注意到旅馆服务员中引起了二阵骚动。她询问出了什么事，有人告诉她算命先生蒙西厄·拉来了，而且正在那边一个小房间为问卦者解答疑难。她便表示想去试试。虽然丈夫反对这一想法，但趁他没留意时，她溜进了那个询问室，并见到那位算命先生。她当时二十七岁，但看上去显得更年轻，而且她取下了结婚戒指。算命先生蒙西厄·拉让她把手放在一个装满灰烬的碟子里，并认真地研究她的指纹。然后他向她描述横亘于她面前的各种困难，并以一个安慰性保证结束谈话：说她还会结婚，并在三十二岁时会有两个孩子。当给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她已四十三岁，罹患重病，生育孩子毫无指望。因此，那个预言并未实现，但她谈及此事时，不但没有丝毫痛苦，反而带着明显的满足感，好像正在回忆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显而易见，她根本没有注意到预言中两个数字（二和三）可能意味着什么或者是否意味着什么。
或许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愚昧而费解的故事，并会问我为什么讲述这个。如果——这是要点——精神分析尚不可能做到解释这个预言的地步，或预言的可信性恰恰不是来自于对这些细节的解释，我也会产生像你们一样的看法。这两个数字在我病人母亲的生活历程中可见。她母亲结婚晚一直到三十岁出头——而且，她家人常说起母亲在急于补偿失去的时光上已取得了成功。她的头两个孩子（我的病人是其中年长者）在间隔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即同一年里）相继出生的。事实上她三十二岁时就已有两个孩子了。因此，算命先生蒙西厄·拉对我病人所说的含义是：“你还年轻，不必发愁。你和你母亲的命运相同，她也不得不等很长时间才有孩子，所以等你三十二岁时，你也会有两个孩子。”拥有母亲同样的命运、取代母亲的位置、替代母亲与父亲的关系——这是她早年最强烈的愿望，而正是由于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她才开始患病。那个预言向她许诺，无论如何这个愿望都将实现，她怎会不对这个预言家感到亲切呢？但你们认为算命先生有可能了解这个偶遇的顾客的家庭秘史吗？绝不可能。但他是如何获取讯息，从而能够用含括两个数字的预言，表达出我的病人最强烈但又最隐秘的愿望的呢？我看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么我所听到的故事是假的，其实是另一副样子；要么思维迁移是真正存在的现象。毫无疑问，人们可以假设，相隔十六年后，病人把上述两个数字从潜意识中引入到她的回忆中。我作此假设毫无根据，但又无法排除，而且我想，你们将倾向于相信另一种解释，而不是相信思维迁移的真实性。假如你们的确相信思维迁移的真实性，那可别忘了：正是精神分析提示了这个神秘事实——当它被曲解到难以辨认时，精神分析恢复了它的原貌。
我已收集了大量此类预言，并从中获得一种印象：算命先生只能根据问卦者的询问来表达问卦者的思想，尤其是问卦者的私欲。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预言分析为问卦者的主观产物、幻觉或人们所提及的梦。当然，不是每个事例都有同等的说服力，也不是每个事例都有可能去排除更具理性的解释。但从总体来看，赞成思维迁移，这是有很大可能的。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使我本应把所有的事例都告诉你们，但是，鉴于其中描述的冗长和对我职业道德的违背，我不能这样做，所以，将尽量在良心许可的范围内向你们提供几例。
一个官居要职的青年与一妓女私通，这种隐私关系带有一种古怪的强迫特征，他时常被迫用嘲讽和侮辱的言语激怒她。直至令她彻底绝望。当达到这个程度后，他才感到轻松，便与她和好，送给她一件礼品。但现在他想要与她脱离关系，因为这种强迫似乎使他难以忍受。他也意识到这种私通正在损害他的声誉。想拥有自己的妻子，建立一个家庭。但因为凭他自己的力量他无法摆脱这个妓女，所以他向精神分析者求助。在他已经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期间，有一次，在辱骂妓女之后，他让她在纸上写了些东西，为的是将它拿给笔迹学家看。据笔迹学家的报告看，这是一个极端绝望、在以后几天极可能自杀的人的笔迹。实际上，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并且这个妓女仍然活着。但精神分析却成功地使他摆脱了束缚，他离开了这个妓女，而倾心于一个年轻的姑娘，他期望这位姑娘会成为他的好妻子。但不久，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使他怀疑起这姑娘的人品。他弄到姑娘的手迹，并把它拿给同一位笔迹学专家看，专家对她笔迹的看法证实了他的怀疑。于是他放弃了娶这个姑娘为妻的想法。
为了对笔迹学家的报告——特别是第一个报告进行评论，必须知道我们的病人的一些隐私史。在他青年早期，曾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尽管这女人仍然年轻，但比他大得多。当她拒绝他时，他试图自杀，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发自他的内心。他能逃离死神已是奇迹，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护理，他才恢复过来。但是这疯狂行为给其所爱的女人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她开始喜爱他，于是变成了她的情夫，从此，与这个女人保持秘密的接触，并对她赤胆忠心。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当然，那个女人比他更老——他感到有必要离开她，让自己获得自由，过一种自己的生活，建一栋房子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伴随着这种厌恶感，在他心中生起了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报复情妇的渴望。既然他曾因为她拒绝自己而想自杀，所以现在他希望获得一种由于他离开她，而使她也想自杀的满足。但他仍然深爱着她，以致这个愿望无法进入他的意识，而且，他也不会过分伤害她而使其自杀。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把第二个情妇作为替罪羊，以满足其复仇的渴望，纵容自己对第二个情妇进行种种折磨，而这种种折磨本来是他想施加在第一个情妇身上，而使她痛苦不堪的。他对后者的报复暴露无遗，并不隐瞒他的背弃，而且把她引为自己新恋爱史中的密友及忠告者。这个可怜的女人已从施舍爱情降至乞求爱情，她受他信任的痛苦，可能远远大于第二个情妇受虐的痛苦。使他抱怨代罪羔羊的那个强迫感，也将导致他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那个强迫感，当然已从第一个情妇转向了第二个情妇。他想摆脱而又摆脱不掉的是第一个情妇。当笔迹学专家许诺他眼前的笔迹的书写者会于几天内自杀时，也不过再现了询问者强烈的私欲。后来第二个报告也是同类事件，但那里所涉及的并不是潜意识欲望，而是从笔迹专家口里清楚表示出来的询问者的初发怀疑与担忧。附带说一下，在精神分析治疗的帮助下，我的病人成功地走出了他曾沉溺其中的怪圈，并在此怪圈之外找到了他的恋爱对象。
梦的解释和精神分析一般是如何帮助神秘主义的，我已用例子表明，正是借助于上述两种方法，原还不为人所知的神秘事实才被公众所理解。对于我们是否会相信这些发现的客观真实性的问题——毫无疑问，人们对此问题有很大兴趣——精神分析不能给予一个直接的答复。但是，通过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材料，易给人留下一个完全有利于做出肯定答复的印象。在精神分析情境中，有非常明显的思维迁移，但并不排斥人们产生的各种怀疑，也不允许我们赋予某种资格以支持神秘现象的真实性。对思维迁移和心灵感应的客观可能性人们应有较友善的观点。
人们不会忘记，在此我只想尽可能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处理一些问题。十多年前，当这些问题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由于认为它威胁着我们的科学世界观，所以我也感到一种恐惧。我担心，若某些神秘现象被证明是真的，那么科学世界观必定为心灵主义或神秘论所取代。今天我的想法就相反了。在我看来，假如有人认为科学没有能力同化和重新产生在神秘主义者断言中的可能被证实为真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科学世界观就表明不十分信任科学。特别是就思维迁移而言，实际上，它似乎是赞成科学的——或正如我们的反对者所说，机械的——思维方式扩展到难以把握的心理现象。心灵感应的过程被假定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激起另一个人同样的心理活动的产生。连接这两个心理活动的东西很可能是一种物理过程，在心灵感应的一端，一种心理过程转化为这种物理过程；而在心灵感应的另一端，这种物理过程又还原为相同的心理过程。将这种转化看成是类似于诸如打电话中听与说的转化之类的过程，是不会错的。只要想想，假如某人能了解这种心理动作在物理上的对应，那该多好！我认为，精神分析在物理的和前面称为“精神”的事件之间插入潜意识，因而似乎为诸如心灵感应之类的转化过程的假设铺平了道路。一个人只要使自己习惯于心灵感应的观念，就可以借它来完成很多解释——事实上，就目前而言，这种想法仅仅只能存在于想像之中。众所周知，我们还不知道在一昆虫大群体中，共同意图是如何形成的？可能是通过心灵感应之类直接的心理传递形成的。由此可猜想：心灵感应是个体间的原始而古老的交流方法，而且在种系进化中，它已被通过由感觉器官收到讯号进行交流的更好方式所替代，但这种更古老的方式应该仍然存在，并在特定的条件下仍能产生作用——比如在情绪激动的公众中。所有这些尽管仍不能确定，而且充满着未解之谜，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要害怕它。
假如心灵感应之类事物是一个真实的过程，那么，尽管难以证明，我们仍可假设它是一种相当平常的现象。假如我们能够证明它特别存在于儿童的心理生活中，那么它就与我们的期望相吻合了。这里，我们想起儿童频频出现的对这样一种想法所表示的焦虑：即父母知道他们未表露的所有思想——这与成人对上帝无所不能的信仰正好相似，或者是后者的起源。前不久，伯林翰一个值得信任的见证者——在一篇论儿童分析与母亲的论文中发表了一些观察报告，假如它们能被证实，那么就能结束对思维迁移真实性所保留的怀疑。她利用一种不再稀奇的条件，对一位母亲及其孩子同时进行精神分析，并报告了下述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有一天，在接受精神分析中，母亲说起一枚在她童年某一时期中具有特殊作用的金币。后不久，当她回到家里时，十岁左右的小儿子跑到她的房间，带给她一枚金币，并求她代为保管。她惊讶地问他从哪里弄来的金币。他说是在过生日的那天得到的：但他的生日是在几个月前过的，没有任何理由让人相信，为什么恰好在那时她的孩子记起这枚金币。母亲把这个偶然事件报告给儿子的精神分析者，要求她找到孩子这一行为的原由。但孩子的精神分析者并没有对这件事做出说明，孩子那一天的举动与其生活没有任何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母亲正遵循医嘱，坐在写字台前记录下这一经历时，儿子走了进来，并想要回这枚金币，因为他想在下次做精神分析时，将这枚金币拿给精神分析者看。当然，孩子的精神分析者也不能对孩子的这一行为做出解释。
而这些就足使我们又回到了精神分析中去——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想讨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