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式的“及时行乐”在如下几首诗中表现得较集中：
经：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其一）
传：人生如尘飘忽不定，有缘相聚即当视作兄弟而同欢共乐，不必计较骨肉同胞之亲。陶诗此句本《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中说：“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陶渊明曾告诉儿子应善待仆人，因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陶渊明的“安贫乐道”中有一大内容是“安贫且不失善待万物”，真正是“肝肠煦若春风，虽囊乏一文，还怜茕独。” “贫士肯济人，才是性天中惠泽。” 陶渊明那种阔落博大的胸怀口吻，当代学者叶嘉莹先生认为是释迦、耶稣一流“人物”才有的胸怀口吻。这又是一种“及时行乐”，情调同乎圣贤共深情博爱。此诗若无“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则仅为一普通“人生无常而当及时行乐并及时勉励”之慨叹，其气格襟怀便会差次减缓很多！ 怵惕于“盛年不重来”，则盛年其可长恃耶？ “一日难再晨”，则一日其可暂忽耶？ 所以贵及时也。我们曾论述陶渊明是一个如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者”，而“自我实现者”的一大特点就是“他们对人类怀有一种很深的认同、同情和爱的感情。” 或者说“自我实现者比其他成年人（当然不必与儿童相比），具有更深刻和深厚的人际关系。他们比一般人具有更多的融合、更崇高的爱，更完美的认同，以及更多的摆脱自我限制的能力。”而这就是陶渊明“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意义。
经：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
传：当凄凄风露之秋而至时，他哀感人生之劳与人生“皆有没”，而“中心焦”然痛苦。“何以称我情”？ 况千载之后情形难以测知，姑且让这“浊酒且自陶”的时刻尽量长久一些。这是一种“及时行乐”，情怀与靡靡秋景俱凄清，却非放纵沉迷！ 辛弃疾有首词亦可作此诗注脚：
“归去来兮，行乐休迟。命由天，富贵何时。百年光景，七十者稀。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名利奔驰，宠辱惊疑，旧家时都有些儿。而今老矣，识破机关，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经：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急，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九日闲居》）
传：此诗颇具汉代文人古诗的风韵。“乐生”而非“贪生”的旷达使诗人的心境亦如明澈的秋天气象， 因而能深情地享受自然之季节物候的美好。虽有菊而无酒，依然能“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将诗人平和的“安贫”之心与高雅的意趣恰到好处地点化出来，令人味之不尽。能在为“乐道”而“安贫”的生活中完成一种“诗意地栖居”，将物质性境况并不理想的生活升华成了诗意的境界，此何人耶？！
经：蕤宾五月中，清朝起南飔。不驶亦不迟，飘飘吹我衣。重云蔽白日，闲雨纷微微。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传：陶渊明式的“及时行乐”还是一种“感物愿及时”的人生智慧，它无关乎人生境遇之穷通，故随所遇而安，而能及时抓住享受生活中本已存在的种种意趣。士不逢时，如物不逢春，当自为其春也。亦当有儒家“无入而不自得”之“素位”（安于其素常所处的地位）之乐，如此“天地山川无不自我而成荣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一类诗，正显示陶渊明于世间一切直是无物不佳，亦无物不乐。
比如《读山海经》第一首“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迴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叶嘉莹先生《汉魏六朝诗讲录》分析此诗说：“这首诗中连用了好几个‘我’字，里边透露着诗人的一种欢欣喜悦之情。《圣经》中说：‘该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该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在这里，‘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等所表现的，也是与此类似的心情。而且，不但人的心情好，天气也很舒适。凉爽的风从东南吹来，还带着湿润的小雨。在这个时候，诗人便在自己的茅屋里，‘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这首诗就是“感物愿及时”的最好注解。陶渊明《游斜川》一诗也是写“感物愿及时”的：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节选）
气和天澄，二三佳友，依流班坐，文鲂戏水，鸥鸣闲谷……此时但觉人生安乐，孰知其他！
而明代洪应明《菜根谈》中有段佳妙文字却又可以作为《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一诗绝佳的注解。比如“‘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此是无彼无此之真机。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常与水相连，此是彻上彻下之真境。吾人时时以此景象注之心目，何患心思不活泼，气象不宽平？”其“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之谓也！ 此亦陶渊明之大本领也。
对于“感物愿及时”，《菜根谈》里也有许多“英雄所见略同”处，如：“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又“席拥飞花落絮，坐林中锦绣团裀；炉烹白雪清冰，熬天上玲珑液髓。”重要的是在获得“感物愿及时”的智慧之前，还得先认同这样一个道理：“一场闲富贵，狠狠争来，虽得还是失；百岁好光阴，忙忙过了，纵寿亦为夭。”经：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新葵郁北墉，嘉穟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
传：《诗经·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似是陶诗中“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之句所本。陶渊明的“及时行乐”并非世俗之声色犬马一类，而是寄情于诗书琴酒、良日远游之雅趣，因此在其“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后面紧跟着的诗句是“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无此句，此诗之意旨意趣亦将大为简单狭隘，而堕入只知岩居穴处、餐霞饮露的“石隐之流”。
经：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 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
传：静思定虑唯觉田园美好，确实该辞别世俗官场了。人生壮年无多时，应放任情怀之所好归隐田园。圣人法天贵真，返天归真而不拘于俗者正在此也。惊奇喜异者，无远大之识；苦节独行者，非恒久之操。陶渊明的“无乐”之“至乐”及陶渊明式的“感物愿及时”的“及时行乐”都“高妙”地体现着一种人生的“远大之识”与“恒久之操”。陶渊明不妄求人生的丰功伟业，也不贪求世间的荣华富贵，只一个“静念园林好”，只一个“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再加一个“感物愿及时”便可完成法天贵真而返天归真矣！
经：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传：此句译成现代汉语，那就是：虽然世事变化有平顺与不平顺，我都要自由地伸展我精神的触角而不受生活窊隆的拘束与限制。陶渊明虽“委运任化”，但并非消极地一味地“顺化”，而是持定“精神的主宰”不使其随波逐流或放任自流。如此才真能于混俗中脱俗也！ “谁懂得了为什么生活，谁就能承受任何一种生活。”这据说是尼采的名言。生活质量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否健康，也就是在精神上他对生活的理解与定位如何。《菜根谈》说：“迷则乐境成苦海，如水凝为冰；悟则苦海为乐境，犹冰涣作水。可见苦乐无二境，迷悟非两心，只在一转念间耳。”人可以做到“人穷志不穷”，也可说是“由凡入圣”，因为在生存困境中依然活出了人性的美丽，正显示了人之为人的高贵与自由。陶渊明式的“及时行乐” 就是这样高妙地实现着儒家“无入而不自得”的“素位之乐”。
（六） “勤靡余劳，心有常闲”的洒脱经：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自祭文》）
传：“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给我们的生命放假！ 梁启超先生对这十六个字有极高的赞誉：“若文学家临死留下很有理趣的作品，除渊明外像没有第二位哩。我想把文中‘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十六个字，作为渊明先生人格的总赞。” “人格的总赞”就是人格的总评价。朱熹也看到：“晋、宋间诗多闲淡，杜工部等诗常忙了。” 那种“身有余劳，心无常闲”是一种人生的“非礼”状态。“礼”之建设性意义不正在于当言行举止皆合“礼”时，人生就将进入一种中庸的宽舒、从容、淡定的优雅境界。
“有余劳” 的生活很多时候是否意味着一种愚蠢的人生状态呢。
梭罗说：“人已在我所描写的几种方式下暖和了，其次他要干什么呢？
当然不会是同等样的更多的温暖。他不会要求更多更富足的食物，更大更光耀的房屋，更丰富更精美的衣服，更多更持久更灼热的火炉等等了。他在得到了这些生命所必需的事物之后，就不会要过剩品而要有另一些东西；那就是免于卑微工作的假期开始了，现在他要向生命迈进了。” “简单的生活”就是将人生从无谓的“过劳”与“过度享受”中解救出来，直面真实的人生。因为“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关于奢侈与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 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陶渊明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 ”所以他的琴是没有弦的，这是一种空灵。“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又是一种空灵。道法自然，故谓“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使其自己”就是从世俗喧闹中走向平复，从向外物驰骛中回归静寂，让心灵开敞出去，印合自然大化！ 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的风流还可以概括为简约玄淡、不滞于物八个字。唯简约方无累，唯玄淡方超远，唯不滞于物心灵方能得到最大的自由。”陶渊明的许多生活态度实在颇为“现代”。比如他的“勤靡余劳，心有常闲”等，几同于西方社会如今越来越风行的“挣有数的钱，过简单的生活”。此处的伟大超凡显示了陶渊明极大的生活能耐。我们已经提到过，陶渊明既不是一个“拿不动”锄头把儿的人，也不是一个拿起了又放不下的人。他是该拿起则毅然拿起，当放下则洒然放下，十分从容裕如。因此其诗中就可以轻松地说：“既耕亦已种， 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更令人钦然佩之的是他居然说：“晨出肆微勤。”（《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还能够“勤靡余劳，心有常闲”。（《自祭文》）南北朝时佚名者所著《莲社高贤传》中对陶渊明生活的描绘是：
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叩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常往来庐山，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而行。
其气象完全如虚闲之夏月、飒至之清风，直是羲皇以上之“天民”再世。
以前每读到陶渊明“勤靡余劳，心有常闲”、“晨出肆微勤”时，总觉得有种故作洒脱的矫情。田园农耕生活哪会如此轻松？ 这绝不可能！ 后来接触到一个日本农学家兼哲学家福岗正信的生活材料后，才发现这是可能的。这位日本人精通中国的《老子》思想，并将其“无为”智慧贯彻到自己的农耕实践中，大力倡导“自然农法”。他认为：“自然农法是自然之道，无主观的省力之道。‘什么也不要干’，这是自然农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手段，也是通向幸福之路的富民之道。‘什么也不要干’是稳操胜券的不败农法。不耕地、不施肥、不用农药、不除草，是自然农法的四大法则。” 而且“自然农法具有节能、省本、高产、无公害、土地越种越肥等优点，这一切都是科学农法无可比拟的。其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无’字，‘一切无用’论，即不耕地、不施肥、不除草、不用农药。”福岗正信的“自然农法”理念的核心是“无为”，而“无为”作为中国道家思想的核心， 在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定义中是：“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福岗正信的“自然农法”的四大法则正是这种对人类所谓“科学”农耕这种“违反自然的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抑制”。由于人类采取了过多违反自然的行动， 非但粮食产量越来越依赖化肥、农药，还导致土壤地力越来越板结退化，自然秩序与生态被严重破坏。
更要命的是人类自己也陷于这种灾难性的混乱，越来越劳累、越来越徒劳，最终失去了生活的本有的乐趣，人生的意义也茫然若失。福岗先生是对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进行极深刻的反省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现代农业是病态的农业，现代的生活方式是病态的。这使他反复思考“所谓人是什么？ ”“人生价值是什么？ ”也最终使他开始考虑实践“无为”的哲理，由此逐步产生了他的“自然农法”。
就拿“不耕地（免耕）论”来说，据葛荣晋先生《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一书介绍：“富岗先生所以提倡不耕地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用农机具耕地降低了地力（肥力）。在福岗先生看来，中耕固然可以起到一时松土透气的作用，但从大局看，中耕破坏了表土结构，加剧了水土流失，破坏了土壤团粒结构，不利于保水保肥。耕锄越勤，则土粒越细，孔隙越少，土壤越板结，降低了肥力。再加上耕锄破坏了草皮，致使土壤腐殖欠缺，封闭了微生物的通道。二是土壤本身具有自耕能力，无需人来干涉。人们在大自然中发现，未经耕地的森林长得挺拔高大而茂盛，而多次耕耘过的‘熟化土壤’却只能培育出矮小的农作物，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是人类依靠农机具耕地深度只有10厘米~20 厘米，而绿肥和杂草的根深可达30 厘米~40 厘米以上，随着根系扎深，水、肥可渗进下层；根系死后，又增加了土壤的腐殖质，促进了微生物的繁殖和土壤结构的形成，土壤便变得松疏，使土壤越来越肥沃。自然界的森林土壤所以能够使幼苗长成巨木，主要靠自然力量本身， 靠土壤中的蚯蚓和鼹鼠等承担起改善土壤和耕耘土壤的重任，这比单靠人为手段不知要强多少倍。”遵循老子无为智慧的“自然农法”使福岗正信先生最后实现了亩产八百斤乃至千斤的产量。福岗正信先生师法道家“无为”智慧的“自然农法”有力地证明了陶渊明的“勤靡余劳，心有常闲”及“晨出肆微勤”是一种可能的而且极其高妙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