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一般认为，陶渊明思想与行事中道家因素多于儒家，即使有儒家思想，也大多存在着把儒家思想道家化的倾向，“但在‘固穷’和‘安贫’上，陶渊明是纯粹的儒家思想。”从表面来看确实如此，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多次涉及与儒家“安贫乐道”有关的典故，然而笔者认为事实上的情况并非如此“纯粹”和简单。更重要的是，“安贫”与“固穷”在陶渊明的生活中大有深意，其意义可能远远落在“世俗”的理解与视域之外。
首先“固穷”和“安贫”在陶渊明那里不纯粹是一种道德节操，也不是其人生的目的和终点，而是其“真淳朴美”人生与艺术境界的出发点和基础。因此，在说“固穷”与“安贫”是“纯粹儒家思想”时，我们就流于把“固穷”与“安贫”仅仅局限于一般的世俗的“道德之善”，而不能更进一步看到“固穷”与“安贫”如何在陶渊明那里超越“道德之善”升华为“真”与“美”的哲学与艺术境界。因而也就无助于说明“固穷”与“安贫”对物质与环境的“淡泊”如何在精神上成就了陶渊明对“真淳朴美”人生与艺术境界的追求。其次，陶渊明“任真无所先”的人生归趣是道家所倡导的，而“固穷”与“安贫”是实现这种境界的基础，绝不可能出现建立在儒家基础上的道家境界这种荒诞情况。
再者，“固穷”与“安贫”的陶渊明最后所选择的“躬耕自资”的田园耕读生活方式也大别于一般儒家的隐士。他没有某些隐士“入山唯恐不深”的“过头”，也没有另一些隐士“终南捷径”式的“滑头”。他在田园耕读生活中觉悟到了人生的“真意”，并由此获得了一种可谓“精神上生态平衡”的真正“有深度的安足”！ 而儒家“修齐治平”的终极理想与泛道德主义恰恰是拒斥这种不以安邦治国为目的的，并且看起来似乎也不能“经世致用”的仅仅是个人精神上的“深度安足”。
事实上， 道家由于认为人们如果过多地依赖物质与外部环境会妨碍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因此它同样甚至更彻底地推崇“安贫乐道”。
如葛洪《抱朴子·明本》所言：“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为获致精神的独立与自由，道家所提倡的“无”之道极具辩证性，或者可以说道家所认可的是人生的“减法智慧”。不同于世俗的以增加的方式来求知求得，道家则倡导以减损、以退却、以否定的方式去获“知”获“得”，所以《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进道若退”。因而“虚心”、“少私”、“寡欲”的“固穷”与“安贫”便体现着“无”之精神性的存在对“有”之物质性的超越、升华和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