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波斯语作为波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语言载体，历史上，在东西方文化的沟通和交流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大范围西进东渐，波斯语在中亚地区以及我国西部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应用，并对包括我国穆斯林少数民族语言在内的许多语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历史事实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波斯语较早传人并开展有关教学活动的国家之一，我国各族人民开展的波斯语教学活动，如同中伊（伊朗）友好关系一样，历史悠久，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和丰富的实践活动，为促进中伊（朗）文化交流的长期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伊（朗）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不但是我国外语教学史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伊（朗）文化交流和中伊（朗）人民友好交往史的重要内容。
中国与古代波斯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就与波斯有了联系。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8年），张骞（？一公元前114）两度出使西域，凿通中亚、西亚，开辟出后来著称于世的“丝绸之路”，期间就曾抵达波斯地区。张骞之后，又有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的班超、甘英两度再出西域，进一步获取了有关波斯的信息。唐（公元618～907年）、宋（公元960—1279年）时期，中西（西域）交往日趋频繁，丝绸之路愈加繁荣，大量波斯商人来华贸易，其中不少人长期定居中国，与来华贸易的阿拉伯人等西域各族穆斯林一道被称为“蕃客”。这些蕃客们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东南沿海的一些大城市里逐渐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蕃坊，并建立起社区清真寺，开始在寺内讲习教义和波斯语、阿拉伯语语言知识，拉开了我国波斯语教学漫长历史的序幕。
到了元代（公元1271～1368年），中国乃至中亚、西亚地区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外交流和人员流动极为频繁，包括士兵、工匠、商人、学者等各类人员在内的大批波斯、中亚和阿拉伯穆斯林纷纷来华。在元帝国的立国、建国过程中，这些被称作“回回”的西域穆斯林，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外交等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波斯语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不仅是大量东来的“西域回回”日常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用语，而且是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开展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中国的印刷、造纸、制瓷、纺织等先进技术和工艺以及丝绸、瓷器、火药、指南针等手工艺产品和科技产品经波斯、阿拉伯穆斯林之手而西传，远及欧洲。同时，波斯、阿拉伯相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大量科技文献也东传中国，涉及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军事、建筑等各个领域。波斯语作为元王朝内政、外交方面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受到朝廷的重视。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中央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培养“译史”的高级官学——回回国子学，“译史”即在政府各部门负责公文往来翻译及财务管理工作的职员，后又称“回回国子监”，教授“亦思替非文”，“亦思替非文”实际上是以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为基础的一种用于财务管理的特殊符号。回回国子监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外国语学校。同时，唐、宋以来世居中国的“土生蕃客”以及元朝开国时期大量东来的西域“回回人”开始不断华化，逐渐形成回回民族，散居全国，在各地建立清真寺，在寺内开展对波斯语、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教经典的研习活动。
概言之，唐、宋、元以来，丝绸之路的持续繁荣、伊斯兰教的东传、中西先进科技文化的相互交流、回回民族的诞生等许多重大历史事项，都是包括中伊（伊朗）交往在内的中外文明交往的重要成果，其发生和发展无不与当时国际交往主要交际工具之一的波斯语密切相关。
（二）
明朝前期，回族航海家郑和（公元1371—1435年）七下西洋的壮举，是元代之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最值得称道的大事。郑和遍访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岸的3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今天的伊朗，有力地促进了包括中伊（朗）文化交流在内的中外文化交流，对此这里不再赘言，因为在这次旨在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有许多论文专门论及。
不过，总体而言，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时期的中西（西域）交往不及前朝，由于封建王朝基本上推行一种“不务远略”、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唐、宋、元历代王朝曾长期奉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日趋萎缩，加之欧洲殖民主义开始大举入侵东方各国，致使中伊（朗）交往日颓，波斯语在中国国家层面的需求及其国际交际作用逐渐弱化，在国家层面上的实际需求也远不及元时那样要紧。尽管如此，我国的波斯语教学活动并未中辍。国家层面上，明清两朝都设立有旨在研习和翻译外语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四夷馆”和“四译馆”，其中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对包括波斯语在内的“回回语”的教习和翻译活动，对中伊（朗）文化交往多有助益。
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民间层面的波斯语教学活动主要在各地清真寺中以经堂教育的方式开展，并且很有成绩。元朝之后，波斯语在国家层面的需求虽然减弱，但在民族宗教层面上的需求依旧，甚至比过去更为迫切，因为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民族而言，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在明时已不再是他们的母语，懂得波斯语（还有阿拉伯语）的人日渐稀少，以至出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的局面，回回人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求保存本民族固有文化的途径。以陕西胡登洲（公元1522～1597年）为代表的伊斯兰教经学家首创的经堂教育模式便应运而生。经堂教育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教学体系，有统一的教材和相对稳定的教学模式，还创设了一套讲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语法、修辞及伊斯兰教教法的特殊经堂用语，传承数百年，绵延不绝，在我国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教学、翻译及伊斯兰研究方面做了艰苦探索，培养出不少颇有造诣的经师，使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教学及伊斯兰文化研习活动在我国得以长期延续和发展。
经堂教育历来注重波斯语教学，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经堂教育的传统教材中。经堂教育传统教材即所谓“赛伯格”经典共有13部：
1．《连五本》，阿拉伯语词法和语法教材；
2．《遭五·米斯巴哈》，阿拉伯语，语法教材；
3．《满俩》，又名《舍拉哈·卡非耶》，阿拉伯语语法教材，作者是波斯人阿卜杜·拉合曼·加米；
4．《白亚尼》，又名《台洛黑素·米夫特哈》，阿拉伯语，修辞学教材，作者是呼罗珊地区著名学者赛尔德丁·台夫塔札尼；
5．《阿戛伊德·伊斯俩目》，又名《阿戛伊德·奈赛斐》，加有边注，边注作者是《白亚尼》的作者赛尔德丁·台夫塔札尼；
6．《舍莱哈·伟戛耶》，阿拉伯语教法学教材；
7．《虎托布》，40段圣训的波斯语注解本，有李虞宸阿訇的汉译本《圣谕详解》；
8．《艾尔白欧》，也是对40段圣训的波斯语注解本；
9．《米尔萨德》，波斯语，哲学著作，有伍遵契（约1598～1698）的汉译本《归真要道释义》；
10．《艾什阿·莱麦阿特》，波斯语认主学著作，著者也是《满俩》的作者，有舍起灵（公元1630～1670年）的汉译本《昭元秘诀》；
11．《海瓦依·米诺哈吉》，波斯语语法著作，著者是中国伊斯兰学者常志美（公元1610～1670年）；
12．《古洛司汤》，即《真境花园》，又译《蔷薇园》，波斯语，文学著作，是波斯著名诗人萨迪（1200～1290年）的著名诗文集，有王静斋阿訇（公元1879～1948年）的汉译本《真境花园》及杨万宝阿訇的同名新译本；
13．《古兰经》。
在这13部教材中，波斯语有6部，除去《古兰经》，实际上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各占一半，而其中有的阿拉伯语教材，作者也是波斯人，波斯语语法教材还是中国学者所著，由此足见经堂教育中对波斯语的重视程度，也足见波斯语伊斯兰典籍对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影响之大。历代出身于经堂教育的不少经学大师，除阿拉伯语外，大都精通波斯语，熟知波斯伊斯兰文化，掌握波斯语并对波斯伊斯兰文化有足够了解，是中国回族穆斯林传统经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学术素养。
除了内地回族穆斯林开展的经堂教育活动外，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还有新疆地区的经堂教育。实际上，新疆地区的经堂教育历史更为久远，而且独具特色，成绩卓著，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我国新疆地区与波斯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活动，波斯伊斯兰文化对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产生过深刻影响。早在10世纪中叶的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文在开始采用阿拉伯字母的同时，便增补了4个波斯语字母，一直延续至今，维吾尔语中吸收了大量波斯语词汇。在波斯、中亚及阿拉伯地区教育模式的影响下，维吾尔族穆斯林很早就创立有自己独特的经堂教育模式——麦德莱赛，积极开展波斯语、阿拉伯语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培养出许多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学者。如公元10世纪时在喀什创办的“萨吉耶麦德莱赛”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经学院，它仿照当时巴格达的“尼扎米亚学院”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旨在培养教职人员和学者、法官等高级人才，传播伊斯兰文化。开设课程除了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外，还有文学、历史、逻辑、哲学、数学等。公元11世纪时，著名维吾尔语言学家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约公元1008～1105年）用阿拉伯语编纂出百科全书式的语言学巨著《突厥语大字典》，收词多达7000余条，其中还对突厥语语言学、语法学、词汇学及方言学资料与波斯语、阿拉伯语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古代比较语言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喀喇汗王朝后的叶尔羌汗国（公元1514—1680年）也在喀什等地建立了不少经学院，在波斯语的教学方面都很有成就，还开展了大量有关比较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研究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新疆地区与中亚、波斯地区的文化交流。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