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应当指出的是，这时期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学术队伍得以壮大，除了回族学者继承传统，继续致力于这项事业之外，一些汉族学者也开始关注乃至亲自参与到有关领域的研究当中，而且颇有建树，如汉族学者铁铮由日文转译的《可兰经》于1927年由北平中华书局出版，首开我国《古兰经》汉语通译之先河；陈汉章（1864～1938年）、陈垣（1880～1971年）先生则开拓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新领域；顾颉刚（1893～1980年）先生曾在《大公报》（1937年3月7日）发表星期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予以特别关注，他还提出在中国大学开设中国回教史课程、组建“回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倡议（第7卷第四期），并在他和谭其骧（1911～）先生主办的《禹贡》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介绍和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文章，先后推出《回教与回族专号》及《回教专号》两期专刊，推动有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纳忠的《回教与阿拉伯文明序目》（第7卷第10期）、白寿彝的《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第5卷第11期）、赵振武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第5卷第11期）、庞士谦的《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第5卷第11期）等都是发表在《禹贡》上的颇有开创性和学术影响的文章。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中，我国学界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在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除了马坚、白寿彝、纳忠等学界前辈继续开拓创新，并有出色成绩之外，更有不少学术新人不断涌现，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涉及宗教、哲学、语言、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许多方面都有突破性的成绩，学者众多，著述颇丰，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述及。
（二）
对我国开展的伊斯兰文化研究的学术历程作简要回顾，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我国关于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历史长久，成绩突出，更是为了彰往知今，述往事以思来者，以便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未来的研究。尽管我国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历史长，成绩大，但从总体上看，现状并不容乐观，基础仍然比较薄弱，研究范围也很不全面，而且至今没有形成完备的学科体系，与我国对世界其他文化如欧美文化、俄罗斯文化、日本文化的研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不但有不少盲点空白，甚至还有一些问题和误区。
首先，学术界对伊斯兰文化普遍比较陌生，不知其详，甚至有不少偏见和误解。对于从古到今的西方历史文化名人，即便是中学生，也能说出长长一串人名来，例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但丁、培根、笛卡尔、莎士比亚、卢梭、康德、歌德、黑格尔、罗素、尼采、弗洛伊德等等，这些名人在中国学术界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名。而对伊斯兰文化名人，不要说中学生，就是学术界非专业的一般学者，怕也是说不出几人的名字，更遑论他们有什么代表著作和重要思想建树，诸如艾布·哈尼法、沙斐仪、贾希兹、肯迪、泰伯里、艾什阿里、法拉比、穆泰奈比、比鲁尼、麦斯欧迪、伊本·西那、安萨里、伊本·图菲利、伊本·鲁世德、法赫鲁丁·拉齐、伊本·阿拉比、伊本·赫勒顿、伊本·泰米叶、哲拉鲁丁·苏尤蒂等等，这些人的思想和著作，至今仍是中国学术界所陌生的，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古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文化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也是文艺复兴以来许多西方学术大师的先师，在人类思想上有过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卓越建树。无知导致偏见和误解，对伊斯兰文化的普遍误解和偏见，与对这种文化的生疏有直接关系。
其次，在具体研究中存在自觉不自觉的步西方后尘的现象，大量引述西方人加工过的资料，较少获取第一手资料，甚至以西方学者的视角看待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文化，在研究我们的西邻、近邻时，往往绕道西方，在采用“中东”、“原教旨主义”、“圣战”等等大量西方语境中解读伊斯兰世界历史文化的概念术语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造成自我立场的错位，使我们的西邻似乎真的成为我们的“中东”了，以致难以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特声音。“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及其文化？是西方人怎么看，我们也跟着他们的视角看，还是我们自己认真地去看个明白？其实，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愿意通过自己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苦于不懂第三世界国家语言，只好顺着西方的视角去看，因为他们只能借助翻译过来的材料，即便他们懂英文或其他西文，也只能靠英文和西文材料，而这些材料是经过西方记者和学者精心选择过的，是为他们的西方利益和西方立场服务的，久而久之，我们的这类学者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西方的立场和观点。然而，西方看待东方、看待第三世界国家往往用的是‘他者’的眼光，把非西方看成是愚昧落后、专制腐败的民族。这样的立场我们岂能苟同？我们自己就是这样被西方看待的，难道我们也这样看待那些和我们同是难兄难弟的第三世界国家？可是那些被西方立场同化了的学者意识不到这一点，反而觉得自己站在了国际研究的前沿，因为他们已经了解了西方的观点而且他们认为西方人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种现状，显然与我国以往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漫长历史和业已取得的卓著成绩不相符，也与伊斯兰文化本身在世界上占有的重要位置以及我国作为一个泱泱文化大国的国际学术地位不相称。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打破各种陈腐观念，跳出言必称西方的窠臼，解放思想，努力创新，多方参与，广泛合作，构建起新的学科体系。值得庆幸的是，关于伊斯兰文化的研究愈来愈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例如，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就长期以来致力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更为推进学科建设制定出一系列具体计划，开展了一些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经典文献便是其中之一。该所所长朱威烈教授等更是为建立中国特色的“中东学”、“东方学”、“阿拉伯学”和“伊斯兰学”而孜孜追求，努力不懈，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的“阿拉伯学”也被列入上海市重点学科而受到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存在人才少、资料缺、问题多、难度大等各种困难，但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研究体系的建立将不会是遥远的梦想，因为对作为世界诸大文化体系之一的伊斯兰文化的全面研究，绝不会是一个励精图治、涵容万象的文化大国所能长期忽视的。
（三）
关于上述学科建设问题，在拙著《伊斯兰文化巡礼》（2002年6月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导言部分（——面向新世纪，创建伊斯兰文化研究的新体系）曾有较详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伊斯兰文化散论》可视为《伊斯兰文化巡礼》的姊妹篇。回想《伊斯兰文化巡礼》出版之际，正遇费孝通先生来西北民族大学视察讲学，费老在浏览样稿之后，欣然挥毫，为《伊斯兰文化巡礼》题签，那种提携后学、激励学术的热情令人感念不忘。费老已于2005年4月24日作古，在《伊斯兰文化巡礼》姊妹篇出版之际，也谨以此文表达对费老的缅怀铭念之情。
《伊斯兰文化散论》选录了近年来的一些文章，或引述大家之高论，或略陈一己之浅见，或作宏观的纵览，或有微观的解析，或是最新国际学术成果的译介，或是对某一方面的拾遗补缺，虽够不上全面系统，但也是点面结合，言之有物，持之有据。全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伊斯兰典籍文献”。伊斯兰文化的典籍文献浩若烟海，但最重要者莫过于《古兰经》和圣训，对《古兰经》和圣训的研究很早就形成了“古兰学”和“圣训学”两门独特的学科。《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文化的原典，也是伊斯兰文化不断发展演进的思想源泉，对伊斯兰文化诸学科都有深远影响，我国对古兰学和圣训学的研究还很欠缺，因此这部分选录的几篇都是关于《古兰经》和圣训方面的文章。
第二部分是“伊斯兰文化与文明对话”，收入6篇有关方面的文章。关于“文明对话”和“文明冲突”的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认为冷战后的国际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对西方文明构成严重威胁，是最有可能导致世界冲突的因素。除了“文明冲突论”之外，还有所谓“伊斯兰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绿祸论”、“黄祸论”、“新殖民论”、“新帝国论”等各种论调也甚嚣尘上，所有这些，都与美国谋求全球单极霸权、遏制异己文明复兴的政治动机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文明多元共存、相互吸收、相互影响，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常态。倡导文明对话是伊斯兰文明的人文特征和历史传统，“文明冲突论”、“新帝国论”等奇谈怪论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学者们纷纷著文予以批驳，强调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主张和平宽容、追求中正和谐的精神实质，倡导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努力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和交流。
第三部分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穆斯林”。研习伊斯兰文化是中国穆斯林的重要学术传统，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卓有建树。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民为促进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部分收录有关文章6篇，其中两篇译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外学者对中伊文化交流研究的关注和取得的最新成绩。
第四部分是“‘东方学’与伊斯兰文化研究”。西方传统的“东方学”是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研究对象包括中国、伊斯兰世界在内的整个东方世界的历史文化，其实质是为殖民主义服务，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伊斯兰研究也承袭了传统东方学的基本立场，直接为西方利益及其地缘政治战略服务。本部分收录的两篇文章，主要讨论了西方“东方学”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影响以及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文化研究体系的问题。
第五部分是“伊斯兰文化常识”，向读者介绍了阿拉伯穆斯林的一些常用名。阿拉伯穆斯林的人名颇有特色，从这些名字中可以看出他们独特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例如“阿卜杜拉”，实际是“阿卜杜·安拉”之连读，意思是“安拉的仆人”，表现出穆斯林对真主的顺从和信仰，真主安拉有99个美名，以“阿卜杜·真主99个美名之一”为结构的人名便是很常见的名字，这样的名字不可省去前部分“阿卜杜”而简称后部分；再如“艾布·某某”，即“某某之父”的意思，“伊本-某某”，即“某某之子”的意思，这种结构也不可省去前部分的“艾布”或“伊本”。由于不了解阿拉伯人名结构而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也不在少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中人名翻译方面的混乱现象至今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介绍人名实际上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书不是对伊斯兰文化全面研究的论著，而只是自己一鳞半爪的学习体会和心得，故名《伊斯兰文化散论》，本着为我国伊斯兰文化研究添砖加瓦的心意拿来与读者交流，或许连良砖好瓦也够不上，因为其中必有不少差错讹误之处，尚乞识者赐正，抛劣砖意欲引佳玉，期待有更全面、更透彻的伊斯兰文化研究力作问世，是所愿也。
本书出版得到甘肃省重点学科“宗教学”所在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宗教研究中心资助，同时，还有赖甘肃人民出版社在各个环节所做的悉心工作，在此谨致谢忱。
丁俊
2006年1月于兰州龙尾山下
伊斯兰典籍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