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古兰经》（49：13）
我的使命就是为了完善人类的道德。
——穆罕默德（圣训）
引言
关于文明对话与文明冲突的争论以及对构建全球伦理的讨论，可以说是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20多文中圣训均引自本书及相关圣训集，不再一一注明。年问最热门的话题，这显然与世纪之交国际政治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密不可分。
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将不再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伊斯兰世界与中国联手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是未来最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因素。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出台，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由此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关于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的讨论。
凑巧的是，就在同年（1993）9月，为纪念第一届“世界宗教议会”一百周年而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通过了一份呼吁建立全球伦理的宣言——《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宣言指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从而又引起国际学术界对构建全球伦理的讨论。
中国学者也积极参与国际间有关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讨论，表达了中国学者对有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和不同认识，不少学者还对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儒家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开掘和研究，进而从儒家学说乃至新儒学的视阈就开展文明对话和构建全球伦理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意见，指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庸和谐，不但不存在跳起冲突的思想，而且可以成为构建全球伦理的某种思想基础。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被誉为新儒学大师的杜维明先生多年来从新儒学的独特视角围绕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议题发表了不少高屋建瓴的论著和演讲，都是非常精彩的宏论，例如杜先生在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及岳麓书院的学术报告等。同时，中国学界也介绍了不少国外特别是西方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不过，我国学界似乎较少注意到或者听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学者在这方面的见解和声音，对于伊斯兰文明在开展文明对话和构建全球伦理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尚缺乏必要的理解和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就伊斯兰视阈中的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略陈浅见，就教于杜先生及各位与会专家学者。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是多种多样的，不过，人口众多、影响广远、绵延发展千百年而仍具活力的文明，其实并不很多。阿拉伯一伊斯兰文明便是这为数不多的几大文明之一，它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沟通东西的历史作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伊斯兰视阈中的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论题，一时很难谈得全面透彻，这里仅从宏观的层面就个人的理解粗浅地谈以下几个方面，至于微观的具体解析则需作进一步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此为抛砖，意在引玉。
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则认为，世界上的文化共可划分为四大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体系，这四大体系又可合为两大体系，即前三者合为东方文化体系，后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先生不同意汤因比所说东方文化正在衰落或解体的说法，并且认为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
一、倡导文明对话是伊斯兰文明固有的人文品质
只要对伊斯兰文明及其精神内涵稍加考察研究，就会发现倡导文明对话是伊斯兰文明与生俱来的人文品质，是伊斯兰文明最重要的人文精神之一。这一点，与作为伊斯兰文明核心的伊斯兰教对人类社会的基本观点有直接关系。伊斯兰教认为，人类是真主创造的万物中最神圣的，肩负着代理真主治理世界的重大使命，全人类各民族都是同根所生，都是阿丹（亚当）的子孙。为了完成治理大地的重任，人类被赋予智慧和理智，具有分辨真伪和正邪、远恶择善的自由和能力。同时，人类的理性和认识又不是整齐划一、同在一个等次上的，而是互有差异的，因而人类认识的多样性是必然的，文明的多样性和信仰的差异也就不可避免。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信仰的人类群体之间，只有通过相互沟通与交流，才能不断趋于一致，获得共识，达到共同认识真理的目的。正如《古兰经》中所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49：13）又说：“他（真主）的一种迹象是：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对于有学问的人，此中确有许多迹象。”（30：22）显而易见，伊斯兰教不仅认为人类大家庭的多样性是真主的“常道”，是人间的常态，而且积极营造这种多样性之间的和谐关系，鼓励不同人类群体之间开展相互对话，以增进了解。因此，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认识、了解、沟通和学习，是人类社会各民族肩负的重要使命之一，相互对话交流也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
伊斯兰教强调，人类生而平等，肤色、语言、民族的不同不能成为相互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种族优劣的理由。伊斯兰文明带给人类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和平、公正和平等，人类共同担负着维护和平、保持人际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重任。这一点与西方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文明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经久不衰的精神和观念，即殖民征战精神和种族优劣观念，白人是“天之娇子”，理当君临天下，不但要“教化”异族，而且要征服自然，作自然的主宰。这与倡导通过平等的文明对话原则而达至宇宙与社会的和谐和平的观念迥然不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明冲突论”出自于西方（特别是出自于谋求全球霸权的超级大国），而伊斯兰世界却表达出要开展文明对话的强烈吁求。
伊斯兰文明不仅将文明对话视为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一项原则，甚至还对对话的态度和方式提出了要求。对话要平等友好，以理服人，要尊重异己，求同存异，不可居高临下，蛮横无理，将自己的信仰或观念强加与人。伊斯兰教认为，信仰自由，不可强迫，只可劝导。《古兰经》中说：“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2：256）“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16：125）又说：“你们应当对人说善言”（2：83），“有人以祝词祝贺你们的时候，你们当以更好的祝词祝贺他，或以同样的祝词回答他。”（4：86）《古兰经》中还特别强调要与“有经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友好对话：“你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我们大家只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配他，除真主外，不以同类为主宰。”（3：64）“除以最优的方式外，你们不要与信奉天经的人辩论，除非他们中不义的人。你们应当说：我们确信降示我们的经典，和降示你们的经典；我们所崇拜的和你们所崇拜的是同一个神明，我们是归顺他的。”（29：46）由此可见，倡导文明对话的思想直接源于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古兰经》，因而是伊斯兰文明与生俱来的人文品质。
二、开展文明对话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传统
只要客观全面地考察一下伊斯兰文明的发展历程，就会清楚地看出，开展文明对话是伊斯兰文明的一个重要历史传统。熟悉人类文明史（不只是西方文明史）的人都清楚，从公元135年罗马皇帝从巴勒斯坦驱逐出犹太人，到1600年科学家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广场上，再到18世纪在美洲大陆屠杀印第安人，一直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再遭屠杀，宗教迫害与种族屠杀似乎成为西方文明史中无法抹去的主题，然而伊斯兰文明却是例外。在伊斯兰文明史上，既没有大规模的种族虐杀事件，也没有以残暴手段迫害异族、强制改宗的事件，更没有宗教裁判所来处死科学家；相反，倒是长期开展了宽容的文明对话，（中世纪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及“智慧宫”长达二百多年兼容并包的学术活动便是突出的例证），保护和尊重域内的异族异教，广泛吸纳多种异域文明，特别是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乃至中华文明，进而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在宗教学、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医学、数学、物理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造就出一大批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如肯迪、拉齐、法拉比、伊本·西那、比鲁尼、安萨里、伊本·鲁世德、伊本·赫勒敦等等，在亚、非、欧三大洲涌现出巴格达、大马士革、布哈拉、弗斯塔特（开罗）、科尔多瓦、格拉纳达等许多文明交流的中心。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繁荣灿烂，是文明对话的直接结果，在世界文明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作用，沟通东西，泽被三洲，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直接推动了中世纪后欧洲文明的复兴，正如美国学者基佐在其《欧洲文化通史》（纽约1928年版）中所指出的，伊斯兰世界涌来的知识的潮流，带来了“向心灵解放的大跃进，促进了发展自由思想的伟大进步”。
就是远在中国，自唐宋时期伊斯兰文明传人后，便开始了与中华文明的长期交往与对话。中国的印刷、造纸、火药等技术的西传，海陆“丝绸之路”的持续繁荣，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的广泛传播，西域“回回”的华化乃至回回民族的最终形成等诸多重大历史事项，无不与中（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交流密切相关。至明清时期，尽管中国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开始下滑，处境日趋艰难，却仍然秉承文明对话的传统，涌现出一些学贯中外、博通四教（儒、释、道、伊）的“回儒”，他们积极致力于“回、儒”对话，吸纳宋明理学，开展“以儒诠经”的学术活动，认为“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并努力提升这种对话的思想深度，着力构建回儒一体的理论体系，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尽管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限（如封建王朝奉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主流学界囿于华夷尊卑之别的成见等），使得这种对话实际上难以平等顺畅地进行并引起较为普遍的回应，但这种努力仍不失其重要的人文意义和独特价值。在倡导文明对话和文化自觉、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读王岱舆、马注、刘智的著作，考察他们为开展回儒对话所做的艰苦努力时，就会对其弥足珍贵的人文意义和价值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倡导文明对话是伊斯兰文明固有的人文精神，因此开展文明对话才成为伊斯兰文明的重要历史传统，穆斯林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都积极致力于与不同文明开展对话交流，成功地打破了血统、种族、民族、地域的界限，取得了异常显著的成就，使伊斯兰文明容前代文明与后代文明、本土文明与域外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于一体，将阿拉伯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等东西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伊斯兰精神加以融会贯通，兼容并蓄，形成开放的、丰富多彩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跨民族、跨区域的世界性文明体系。今天，穆斯林各民族人民继续坚持和发扬文明对话的优良传统，对推进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处和共同繁荣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构建全球伦理是伊斯兰文明追求的目标
“全球伦理”的理念对于伊斯兰文明而言，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思想，因为伊斯兰文明实际上自其兴起之时起便始终关注世界性伦理的构建。这一点，同样也与作为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伊斯兰教对人类及其使命和终极价值的基本观点密不可分。伊斯兰教认为，人类同为一个祖先，都是阿丹（亚当）的子孙，人人生而平等。同时，人类不是偶然来到世上，而是肩负着为真主代治大地的神圣责任，“认主独一”是人类应当追求的终极价值。宇宙万物都是为人类实现其使命而服务的，因此，整个宇宙都是统一的，和谐的，人类之间从根本上讲是不应有冲突的，正如巴基斯坦著名学者艾尼斯先生所说：“承认安拉为最高实在和独一的主宰就意味着人类不应该在他们的内在精神生活中允许冲突的存在，也不应该在他们与自然和宇宙的外在关系中允许冲突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和信仰，人类应该遵循内在与外在一体化的原则，而不应该去招惹冲突和矛盾……伊斯兰期望穆斯林，也期望全人类过一种内在和外在和谐的、一体化了的生活，正如宇宙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内在和外在和谐的一体化了的一样。”
然而，人类的认识有差异，人类并不能完全凭借自身的认识能力而达到认主独一的目的，实现内外一体的和谐统一，因此真主派遣了先知和使者，带来了经典和教诲，指导人类走上认主独一、敬主爱人的正道。伊斯兰教一开始就将其视野投向全世界和全人类，而不只是局限于某个地区和某个民族，所关注的是全体人类的福祉，而不是某一民族、某一集团或某一阶层的利益。《古兰经》中说：“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21：107）“我只派遣你为全人类的报喜者和警告者。”（34：28）“真主不欲亏枉众生。”（3：108）“但真主对于全世界是有恩惠的。”（2：251）“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真主曾为你们制服天地间的一切，他博施你们表里的恩惠。”（31：20）“我（真主）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上或海上都有所骑乘，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他们，我使他们大大地超过我所创造的。”（17：70）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说：“白人不比黑人优越，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最优越的人是最敬畏安拉的人。”但敬畏不是空洞的，而是与人的道德修养、行为举止直接相关。真切的敬畏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境界，要做到敬畏，就要修炼人格，戒恶行善，不断提升道德境界，这就是伊斯兰伦理的基本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