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日本人把国王和天皇称为天神派到人间的最高神，公元1世纪左右的邪马台国国王卑弥呼本来是一个巫女，但被立为国王，放到尊神的位置。公元3世纪至5世纪，日本出现了统一的大和国，大和国的国王叫倭王，后来把倭王大泊濑稚武称为雄略天皇。自此以后，天皇被尊为太阳神在人间的代表，君权神授的思想统治着日本人，日本被尊为“万世一系”的神权国家，天皇就是人间的最高神。自大化革新到奈良时代，天皇是日本疆土的最高统治者。后来天皇的实权被武士所篡夺，而到19世纪中期出了“王政复古”运动，天皇又成为日本唯一的统治者，日本从此又出现了现代天皇制。《明治宪法》明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对外代表国家，对内立于议会、内阁、法院之上，总揽立法、行政、司法大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一些神道崇拜者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度大加吹捧，认为这是天授的一种制度，同天地一样地长寿。吉田松阴在他的《坐狱目录》里这样神化天皇道统：
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绝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当初天照皇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的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他们的皇统怎么样，我是不晓得，却是日本皇统的命运就是和天地一样长寿的。
日本把天皇看作至尊神之后，在对外战争中号召全民为天皇而献身。二战中有位日本教授大串兔代夫在讲授民族精神时这样要求臣民为天皇献身：“我们臣民的生命是贡献给天皇陛下的……国家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为皇国的兴隆不惜献出一命。倒在战场上的士兵要欢呼‘天皇陛下万岁’而死去，这是最简洁而且最完全地表白和实践臣民之道。”日本为历代天皇都修建了神宫和神社，让日本人世世代代祈祷崇拜，如明治神宫每月都要接待成千上万祈祷者。
日本人的生死观是视死如归，他们把那些为民族、为天皇、为君主或为少数人利益而死的人称为大义大节者，特别是把那些以武士道方式死的人称为英雄，他们塑造了一大批人间神。在明治天皇初期就创建了招魂社，把那些在国内战争和明治维新中牺牲的人供奉在其中。后来他们把招魂社改建为靖国神社，供奉了246万多位亡者的灵位，其中有一些确实是为日本民族而牺牲的，但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军人。他把二战后受到审判的1068名战犯也作为尊神敬奉在靖国神社，扩大靖国神社的亡灵规模。从民间百姓到政府官员都川流不息地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新军国主义的丑恶表演。尽管深受日本战争伤害的亚洲人民对参拜靖国神社提出了抗议，但日本仍有一些人顽固地坚持辩解，称参拜靖国神社是祈祷和平与独立。至今靖国神社的导游单上还写着这样的错误语言：“靖国神社的神，为日本永远的独立与和平、为祖先传承下来的日本的优良传统与历史存续到永远，甘愿将宝贵的生命献给战争。日本今天的和平昌盛盛托他们的福。”
日本还是一个佛教信仰意识浓厚的国家。日本的佛教大约是在公元2世纪至6世纪由中国和朝鲜传人日本的。《日本书纪》日：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像一尊，蟠盖若干，金论若干卷。日本的另一本古籍《扶桑略记》中记载：继体天皇时，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入朝，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结草堂，安置木佛一尊，皈依礼拜。公元6世纪，大和国的社会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反佛与尊佛的斗争。反佛的大伴氏和物部氏相继衰落，倡佛的苏我氏取胜，佛教在日本有了较快传播。几世纪以来，日本历代统治者都尊奉佛教，在全国大建佛寺。圣德太子时，建立了著名的四天王寺、法隆寺、法兴寺。到了奈良时期，中国佛教的各宗派都传入日本，空海创立的真言宗和最澄创立的天台宗最为流行。741年天皇下令在各地建立国分寺各一座。741年，在奈良兴建的东大寺和铸造的五丈三尺高的金铜卢舍那佛像，表现出很高的建筑和铸造水平。为建造东大寺和大佛，动员了42万信徒，使用218万民俘，动用了无数的黄金，花费了20年时间才竣工。圣武天皇在诏书中写道：“朕拥有天下之富，朕也拥有天下之势，以此富势造此尊像。事成易，而心至难。”
镰仓幕府时期，佛教信仰普遍化，统治者利用它作为统治工具。农民在幕府统治下不堪其苦，幻想来世的幸福，在民间产生了一些新的佛教宗派，如净土宗、真宗、法华宗。新宗派只重信仰，不拘形式，不重经文，不分贵贱，在农民和下级武士中广泛传播，并且利用宗教来反对幕府和大名专制的统治和血腥剥削。因此，幕府统治者和旧教派展开对新教派的迫害活动。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日本传播过程中同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发生过摩擦和对立。从奈良时代开始，朝廷有意识地将唐传佛典中宣扬王权佛授的思想与日本天皇神授的精神相调和，将佛教的出家思想与神道的现世观相调和，从而使佛教更符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贵族对现世的享乐要求。8世纪中期以后，神道与佛教的融合趋势增强。一些人提出“神悦佛法，护卫佛法”，神也是一个众生，通过佛法也可以免除苦恼。日本开始把神道所尊崇的神也称为菩萨，例如，他们把天照大神之子多度神称为多度菩萨。日本各地的神也同佛与菩萨相结合，使当地不同的佛有相应的本地神。统治者自上而下完成了对佛教与神道信仰的融合，从而使本地神成了佛，外来佛也成了神，出现了佛是神的本体、神是佛的化身的“垂迹思想”。当时在日本的许多佛寺中都建立了神社，神社中又有佛寺，还把一些神社用做国家祭祀，提高了神的地位。日本从神佛摩擦过渡到神佛融合，不断完善了神祗制度。平安时代朝廷推行新政，佛教由国家经营改为由寺院自行经营，朝廷可以将佛教作为国家经济的精神支柱。日本佛教也积极主张护国，因此得到了国家的保护，佛教与国家建立了相互的支持关系。佛教教义主张的来世思想与神道主张的现世思想本来是相冲突的，而一些人将观世音菩萨主张现世利益的含义加以发挥，找到了佛教与神道的结合点。通过这样的转化，使佛教走向日本化。
16世纪中期，欧洲商船来到日本，随之带来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天主教也进入了日本。1552年，日本的山口成立了天主教会，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后来，一些将军和大名也信奉了天主教。布教者为了适应当地习俗，就身穿佛教法衣在大街小巷宣教，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信长执政时期，他极力倡导天主教，全国布教活动兴盛起来，建立了大小教堂200余座，天主教和基督教向广大民众渗透。随着天主教的普及，各种宗教艺术也传入日本，圣母玛利亚像尤其在日本受到尊敬，人们对圣像顶礼膜拜。丰臣秀吉执政以后，曾对天主教开展了排斥，甚至杀害了26名天主教传教士和信徒。丰臣秀吉还颁布了禁教令，禁止天主教传播。到德川幕府时期，由于发展海外贸易的需要又开始天主教的传播，信众很快达到了70多万。后来，荷兰为了取代葡萄牙在日本的贸易地位，其国王致信德川家康中伤传教士，在日本教民内制造混乱。于是，在1613年幕府于庆长又下令禁止天主教传播，还驱逐了葡萄牙传教士，焚毁了教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开放了门户，在西方文化传播中，天主教又在日本复活。尽管一些日本人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的口号，实际上在“西洋艺”的传人过程中，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也在日本大量传播。明治政府开始把基督教当作“邪宗门”加以禁止。后来，各国公使提出了抗议，认为把基督教当作邪教是污辱西方基督教国家。同时，日本宗教界的呼声渐高，于是明治政府于1873年宣布撤销禁令，从此，基督教在日本又很快传播。到1886年，全国已有193所教会。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承认基督教。天主教教堂也逐渐由日本人经营，并且与日本政治、文化逐渐结合。甲午战争时期，东京基督教各派组织开展慰问伤员、鼓励军队、祈祷战胜等活动，把侵略战争当成正义战争。到明治末年，基督教已经同佛教、神道一起成为宗教界的三大支柱。基督教对日本近代文化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日本的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除了受法国的民权思想影响外，还主要受基督教博爱主义的影响。至今，基督教在日本还有广泛的活动。
日本可以说是一个神权国家和神学民族，日本本土的神道宗教在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下不断变换自己的内容和形式，使神道日益世俗化、政治化，曾经发展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武器。日本对于外来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采取既吸收又采取改造的方式，使外来宗教为其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使外来宗教同神道融为一体，把具有矛盾性质的信仰变为具有统一性质的信仰。目前，日本的绝大多数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而这些信仰都是日本政治、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柱，神与人达到了巧妙的结合。
3．武士道意识
武士道是指武士阶层的道德准则，最初表现以食禄报恩为特征。
日本的武士阶层从9世纪中期就产生。当时的在乡领主，又称庄官，他们为了镇压农民，并反抗藤原政权派驻地方的国司，就组织起以领主一族为骨干的私人武装。每个大庄园主都有这样的私人武装，这就是最早的武士团。后来，这种武士团成为公认的军事力量。
当时的武士和武士团分为两种，一种是农村土地上属于领主的武士，另一种是国有领地上属于国司的武士。武士是按照宗族结合、主从结合两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在乡领主都有一门庞大的宗族。领主本身是“本家”，是族长，其他分支系统为“分家”，分家奉“本家”为首领，听从本家命令，一旦发生事件，各“分家”都团结在首领的旗下进行战争。这种宗族结合的武士团是非常牢固的。另一种是主从关系的结合，就是主人从其宗族子弟和非宗族子弟中挑选出有能力者作为从者，从者如果是宗族中的子弟就称“从者”或“家子”，从者如果是非宗族子弟则称为“郎党”或“郎从”。从者在战时和平时都要尽战斗和保卫安全的义务，绝对效忠主人。10世纪以来，武士团有了很快发展，若干小武士团组合为大武士团。武士团的武力得到官方承认，国司常委任武士团的首领担任“押领使”等职，使他们掌握军事权、警察权，维护地方秩序。有的武士被召到京都的皇宫，保护中央贵族和神社寺庙。
1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两起武士团的叛乱事件。公元935年桓武平氏一族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赶关东北部地方官，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筑起宫殿，自称新皇，后被桓武平氏同族的武士集团平息。另一起是935年伊豫国的三等官藤原纯友武士集团从海上发起叛乱，袭击谈路、赞岐两国的国府，逼近九州大宰府，941年被源经基平息。由于朝廷的军力衰弱，无法镇压叛乱，必须供助武士的力量，从此武士的实力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
随着武士阶层形成和得势，武士道思想也逐渐形成。到镰仓幕府时代，早期武士道的伦理道德观念业已为统治思想。这种思想观念同宫廷贵族思想不同，它是以中世纪的家长制为中心的主从之间的道德规范。平安时代武士团的家长与家臣间通过主君恩赐给家臣以土地和身份、家臣对主君矢志忠节，形成主从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镰仓幕府时代，将军和御家人之间的主从观念体现出的权利与义务更具约束性。主从关系比父子关系都重要，违背这种关系会受到惩罚。武士道的基本道德信念是家臣对主君的绝对“忠节”，要求武士具有武勇轻生、爱名尚义的精神。武士道的伦理观念吸收了儒家的“德目”和佛教的唯心主义说教。后期武士道思想系统吸收儒家的封建道德和禅宗、朱子学说。德川时代的日本儒学信仰者中江藤树、山鹿素行、贝原益轩、大道寺友山等大力鼓吹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并撰写著作，使武士道精神理论化、系统化。武士道理论的开山鼻祖山鹿素行在其《士道》的论著中，活灵活现地将孔孟之道转化为武士道理论。他指出：“孔孟之教人曰‘死守善道’，曰‘舍生取义’，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志乎”。
山鹿素行的弟子道寺友山发挥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把武士道精神日本化。他在《武道初心集》中说：“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武士第一要义”。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武士道的第一要义是在战场上视死如归。武士一旦上了战场，就要忘弃家室和一切亲情感情，只有以生命付之一掷，才会换得传世名誉。一旦战败被敌人杀头，要正色向敌人用不屈的姿态讲出自己的名字，将脖子伸给敌人。如若在战斗中受重伤，生命垂危，也不应显露痛苦的表情，要以冷静无事之色向上司或同伙报告自己的状况。这就是要武士用精神来掩盖生命垂危时的痛苦，显示至死不畏的英雄人格。
武士道还极力利用佛教的教理增强武士道的神学力量。佛家否定现实世界，认为“万法皆空”，万事万物“如梦幻泡影”，要人们追求西方净土世界。武士团中就用这种轻现世重来世的思想，培养家臣对主君效死的精神。禅宗质朴节欲、一心修道的宗旨与镰仓武士崇尚勤俭朴素的志趣相符合，禅宗的威严礼仪也为重礼节尚志气的武士所欣赏。禅宗强调心即是佛，要信徒通过沉思静坐与大自然混为一体，在坐禅中严格约束自己，内无一物外无所求。这种克己主义精神正适合武士职业。禅宗严格的修行方式成为武士苦练尚武气质的楷模。日本人巧妙地把佛教的信仰变成尽忠奉上、杀身成仁的武士道精神，使武士道的伦理信念神圣化。
为报效国家和主君英勇献身或切腹自杀是武士道宣扬的基本实践方式。那些献身或切腹者都要进入靖国神社供人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