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用异族为将镇边关
一个国家的强大，其实往往体现在自己的胸怀，而不是疆域、财富、军队或者其他。元朝时候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无比辽阔的大帝国，它的领土宽广到极目之处再无敌人，同样的，它的军队放眼世界也无敌手可言。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强大到看起来无懈可击的国家，却很快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胸怀。
他们永远将自己当成客人而不是主人，对每一个异族保持着充足到过分的戒心，所以才会将自己国家的子民人为地分成4个等级。这种行为相当于不断地提醒自己和别人：我们是征服者，我们跟你们不是一路人。这种情况之下，又怎么可能长治久安？
那么，唐帝国是怎么处理民族问题的呢？
在唐帝国前期，不单是突厥、匈奴、鲜卑、西域、高句丽、吐蕃等这些民族的人才为帝国所用，连日本、大食的人才也可以在帝国的政府做官。这些人才使用政策之开放性、开明性都是其他王朝所不能比拟的。
也正是这样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人才策略，将当时东亚以及中亚地区的人才引进到唐帝国的庞大统治机构中来，使得唐帝国前期能够在其辽阔的疆域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短短百年的时间里塑造出一个疆土广阔、民族众多，世界上最富足、强盛的大帝国，与后来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对峙于东西方。也只有唐帝国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只论能力，毫无民族歧视的人才政策，才能够创造出中国古代史上最为辉煌、壮丽的盛世帝国。
首先，在唐帝国统治集团中心就存在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圈。作为皇族的李氏集团，就是一个掺杂着少数民族血脉的家族。李氏为陇西大贵族，在北周、隋都受到重用，如李渊的父亲李昞在北周建立之初就是得势权贵，成为北周亲信贵族。这也不能说明李氏的祖先就是鲜卑族或者非汉族，但是，李虎的妻子独孤氏、李渊的妻子窦氏、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都是胡族出身，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此一来，入主中原的李氏家族看待少数民族的眼光自然就与其他朝代有所不同。
从基业草创期开始，李唐起兵之初的谋臣武将圈子里，已经多是胡族出身：长孙顺德，李世民之妻长孙氏的族叔，就是北魏宗亲，与元、窦、宇文氏并为第一等的贵姓；刘文静，祖上匈奴族；阿史那大奈，突厥族；刘宏基，匈奴族；窦抗，匈奴族；宇文士及，匈奴族；党仁弘，出身西羌；长孙无忌，长孙顺德族侄；丘行恭，鲜卑人；刘政会，匈奴族；高士廉，鲜卑族（鲜卑化的汉人）；尉迟敬德，羌人；屈突通，奚人……如此，不一而足。
众多的少数民族谋臣武将，仅仅闻名于凌烟阁的就有长孙无忌、尉迟敬德、高士廉、刘弘基、屈突通、长孙顺德、刘政会等7人之多，几乎占去凌烟阁功臣中的三分之一。这样一个统治集团，在历代中原王朝中都是不多见的。这也显示出，在唐建立之初以及平定中原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就已经开始为李氏皇族所接受，甚至所信任，成为这个新生王朝的重要支柱。就算说没有少数民族的出谋划策，就没有唐帝国的出现，也不为过。
在唐前期，亦即唐帝国扩张时期，史书上也留下许多其他民族武将的名字。而这些名留青史的少数民族名字，也正是这个时期唐帝国民族政策的现实反映。
从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个民族融合、民族同化刚刚完成的时期，作为皇族的杨、李二氏都是数代与胡姓通婚，如独孤氏、窦氏、长孙氏虽然都已成为汉姓，但他们原来均属胡姓。在这种条件下，大多数统治者（个别者除外，像隋炀帝）心目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大为淡薄了，“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亦不十分严重，这就为减少民族隔阂、增加少数民族的向心力创造了气氛。唐朝番臣、番将殷庭，《新唐书》特置《诸夷蕃将》类传，就是证明。唐太宗所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确实是时代的产物，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唐初名将李靖曾讲：
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故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
这充分体现了唐人的民族观。这种开明的民族意识又自然地导致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当然，唐朝统治者不可能真正做到“爱华夷如一”，但其民族政策之开明的确堪称历代之冠。
天宝之前，唐朝不断出兵征服四境各族，对于这些被征服者，唐朝大多采取安抚政策。如唐太宗征辽东，掳得高句丽百姓14000口，本当分赏将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
此外，唐朝对于少数民族人才也大胆地予以重用。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黑齿常之、李谨行等都深受重用，有的还成了驸马。开元、天宝之际，少数民族将帅甚至成了唐军主力。安禄山、哥舒翰还晋升为王爵。这类现象在其他王朝是绝对见不到的，更非蒙元的以族分等，清朝的虽尚满汉一体实则行满汉大防政策所比拟。
对于周围的那些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唐帝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唐朝在对突厥的问题上，采用了恩威并用的策略。如唐太宗先用武力征服了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当面数明他的罪状，最后授予他官爵，赐给他田宅，还时常宴请他。对于突厥的其他首领，唐朝也给予优厚待遇，仍令他们管理旧部。朝廷里也大量任用突厥贵族为官。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各民族共同爱戴。他们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在对待吐蕃的问题上，采用了和亲的策略。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明，几次派使者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是个有才识的女子，她出嫁时带去了许多书籍和谷物、蔬菜种子，还带去了大批手工业工匠。文成公主入吐蕃，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8世纪初，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又迎娶金城公主，并给唐朝皇帝上书：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唐朝在对待回纥、六诏、靺鞨的关系上，采用了册封的策略。唐玄宗册封了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
这种怀柔政策已经超越了汉朝时单一的和亲。也正因为如此，当唐帝国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们才能完成向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平乱并且完事儿之后让他们走这样的高难度动作。
到了唐朝中后期，手握重兵的往往已经是外族将领，因为他们能征善战，心性淳朴并且忠心——当然，很快就会有人出来证明这种理论是胡扯。这些外族将领权力越来越大，不仅可以自行任命属下官吏，甚至还可以自行决定对外发动战争。当一个人的权力大到一定地步，而约束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萌生出本来没有的贪念。
这是人性，跟个人无关，也跟民族无关。
很快的，唐朝君臣就会为他们的这种放纵付出代价——他们的成功与兴盛都得益于外族人的使用，那么，他们的衰败，外族人也脱不了关系。
盛世：霓裳羽衣掩危机
大唐的发展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已经如日中天。经过几代人的辛苦与勤劳之后，唐朝终于能够向世界展示它最为华丽的乐舞。
唐玄宗公元712年至756年在位。公元685年，他出生于洛阳城，性格英明果断，多才多艺，知晓音律，擅长书法，仪表雄伟俊丽。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说，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多才多艺高富帅”。这样的人，能够将唐朝推向顶峰，也就不足为奇了。
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他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玄宗亦将全国分为15道，于各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而在选拔人才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据杜佑《通典》所记：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荆州、襄阳），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7861236（最多时逾千万），人口45431265，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如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
唐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成（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国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
在开元之治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弛，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
杨玉环，字太真，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出生地为广西容县十里乡。曾祖父杨汪是隋朝的上柱国、吏部尚书，唐初被李世民所杀，父杨玄琰，是蜀州（四川崇州）司户，其叔父杨玄璬曾任河南府士曹。
杨玉环自小习音律，善歌舞，姿色超群。杨玉环的童年是在四川度过的，10岁左右，父亲去世，她寄养在洛阳的三叔杨玄璬家。后来又迁往山西永乐（山西芮城）。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七月，唐玄宗的女儿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婚礼，杨玉环也应邀参加。咸阳公主之胞弟寿王李瑁对杨玉环一见钟情，唐玄宗在武惠妃的要求下当年就下诏册立她为寿王妃。次年，两人成婚，甜美异常。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十二月初七，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引荐下，唐玄宗把目光投向了与武惠妃相似的儿媳杨玉环。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十月，与李瑁成亲5年的杨玉环离开寿王府，来到骊山，此时她才22岁，玄宗则56岁。玄宗先令她出家为女道士，为自己的母亲窦太后荐福，并赐道号“太真”。
天宝四载（745年），唐玄宗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后，遂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玄宗自废掉王皇后就再未立后，因此杨贵妃就相当于皇后。
玄宗亲谱《霓裳羽衣曲》，召见杨贵妃时，令乐工奏此新乐，赐杨氏以金钗钿合，并亲自插在杨氏鬓发上。玄宗对后宫人说：“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古今宫闱秘记》卷三）。复制新曲《得宝子》，足见宠幸之隆。时宫中未立新皇后，宫人皆呼杨氏为“娘子”，实居后位。
郑处诲讲了一个故事，说在杨玉环晋为贵妃之后，岭南贡上一只白鹦鹉，能模仿人语。玄宗和杨贵妃十分喜欢，称它为“雪花女”，宫中左右则称它为“雪花娘”。玄宗令词臣教以诗篇，数遍之后，这只白鹦鹉就能吟诵出来，逗人喜爱。玄宗每与杨贵妃下棋，如果局面对玄宗不利，侍从的宦官怕玄宗输了棋，就叫声“雪花娘”。这只鹦鹉便飞入棋盘，张翼拍翅，“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明皇杂录》）。后来这只可爱的“雪花娘”被老鹰啄死，玄宗与杨贵妃十分伤心，将它葬于御苑中，称为“鹦鹉冢”。元朝诗人杨维桢《无题效商隐体诗》云：“金埒近收青海骏，锦笼初放雪衣娘。”就是咏及玄宗与杨贵妃的宠物白鹦鹉的。玄宗对宠物白鹦鹉尚且如此珍惜，其对杨贵妃的厚宠更不待言了。
杨贵妃有3位姐姐，皆国色，也应召入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10万钱。虢国夫人排行第三，以天生丽质自美，不假脂粉。杜甫《虢国夫人》诗云：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
却嫌脂粉宛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由于杨贵妃得到重宠，她的兄弟均赠高官，甚至远房兄弟杨钊，原为市井无赖，因善计筹，玄宗与杨氏诸姐妹赌博，令杨钊计算赌账，赐名国忠，身兼支部郎中等10余职，操纵朝政。玄宗游幸华清池，以杨氏五家为扈从，每家一队，穿一色衣，五家合队，五彩缤纷。沿途掉落首饰遍地，闪闪生光，其奢侈无以复加。杨家一族，还娶了两位公主、两位郡主。
为人要低调，是很多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如果当出头的鸟，迟早是要挨枪的。以杨国忠为首的杨氏家庭在贵妃得宠后，权倾朝野，一时不知道应该如何显摆了。《旧唐书》中记载：
每有请托，府县承迎，峻如诏敕，四方赂遗，其门如市。
《新唐书》记载亦然：
台省、州县奉请托，奔走期会过诏敕。四方献饷结纳，门若市然。
这两处记载说明了3个问题，一是杨氏家族接受招待的规格已超出皇帝的命令；二是存在大肆收受贿赂的行为；三是毫无顾忌，我行我素，大肆张扬，影响恶劣。这3条罪证已严重触犯朝廷法律，这让玄宗非常生气，已经到了非处理不可的地步。
另外，杨氏家族不知天高地厚，唐玄宗给一点阳光，他们马上就灿烂，给一个梯子，他们就想上天，竟然敢在皇亲国戚嘴上拔胡子。《新唐书》举证如山：
（三夫人）出入宫掖，恩宠声焰震天下。每命妇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让不敢就位。建平、信成二公主以与妃家忤，至追内封物，驸马都尉独孤明失官。
这里牵扯到了3个公主，她们都是玄宗的亲骨肉，如今在杨氏家族面前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