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与交流，保持先进的秘密武器
每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诞生，都代表了新鲜与鼎盛，也证明了自身的先进。而同时，每一个开国帝王，都希望自己打起来的江山如铁桶一般，世代永存。但他们都失败了。
怎么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与强大？这个问题不仅考验着古人，同时也考验着我们。而不断地与外界保持接触与交流，学习外面的世界，了解外面的世界，是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因素。
在唐代，我们曾经无比强大，同时也非常的开放。看起来，这种强大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周秦汉唐是至今令国人自豪的盛世王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具备了开放的气度，博大的胸怀，才能如饥似渴地招揽人才，惠施仁政；秦始皇虽然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数百年各国征战的局面，但他却倒行逆施，使得秦王朝短命而终；汉朝实施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从社会的落实层面来看，颇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开放、搞活。正是因为开放、搞活，才会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正是因为开放、搞活，刘秀才会励精图治、转危为安，实现“光武中兴”。
到了唐朝，封建帝王们把开放政策使用得淋漓尽致！
政治领域。唐朝实行科举制度，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的选人用人机制，冲破了以出身门第取人的羁绊，使得那些出身卑微的寒士阶层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难怪唐太宗看到当年人才济济的盛况，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更为有趣的是，在当时开放的政治氛围中，知识分子对当官的热情毫不隐讳，不像后代知识分子那样羞羞答答。只要看看唐代著名诗人的早期诗歌，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仕途、对功业的热切追求和向往。
最典型的就是高宗时期一位叫元余庆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早年师从名士王义方，王义方特别欣赏他，曾对他说：“五百年一贤，足下当之矣。”于是，他就改名为“元半千”。此人曾向皇帝上《陈情表》，大肆鼓吹自己的才能，然后向皇帝要官做。其中有一段话的大意是，皇帝可以召集“天下才子三五千人”，和我一同比赛，考诗、策（策论、政论）、表（奏章）、判（判词）、笺等文体。如果有一个人的成绩排在我前面，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城门楼上，把我的骨头碾成粉末，向天下才子谢罪。陛下你就收下我吧，给我官做吧。你要是听了我的建议，我以后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说。如果你不采纳我的建议，我就把诗书全烧了，把笔墨全烧了，独自一个人坐在深山里，我看你还能选取什么样的士？
这种几乎近于无赖式的“跑官要官”，在唐朝却是大行其道的。连武则天这样的人都能容忍这样的行为，最终还是给了他官做。
有这样开放、清明的政治环境，人的潜在的欲望才能得到激活、释放。在唐朝，不仅中国人可以在朝为官，连外国人也可以分得“一杯羹”。日本、印度、波斯、朝鲜等国人都在唐朝担任过要职。唐朝在政治上的开放，最直接的效应就是《贞观政要》里的一句话：令“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
经济领域。唐朝的开放，在经济领域直接表现为商贸市场的繁荣。著名的东市、西市是唐朝商贸最为集中的两大市场，市场商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许多异域商品都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运往长安的。外国商人常年生活在长安，和中国商人互通有无。当时因经商而定居长安的有著名的西域昭武九姓，他们为长安市场的繁荣和唐朝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化领域。唐朝文化的繁荣，无疑得益于这个王朝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胸怀。唐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壮丽景观，除了前朝艺术方面的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外，与唐朝最高统治者对文化持开放的、不设防的政策有很大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宽松政策下，诗人队伍才能不断壮大，名家名篇才会层出不穷。可以断言，诗歌发展至唐代，其参与创作人数之多、创作数量之丰、题材领域之广、风格流派之众，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唐代乐舞的开放性特点，表现为西部乐舞、中原鼓乐和江南丝竹三大艺术的渗透交融。唐初最为有名的三大乐舞《秦王破阵乐》《九功舞》《上元舞》，都是在皇帝的亲自主持下完成创作的。《秦王破阵乐》表达的是唐太宗发扬蹈厉的精神气质和昂扬激越的战斗情怀，表现出一种阳刚之美；《九功舞》则表达了唐太宗以文德治天下，天下安乐的情怀；《上元舞》是在唐高宗李治的主持下完成的宫廷乐舞，其风格迥异于《秦王破阵乐》和《九功舞》，虽然在场面上追求宏大的气势，但表达的却是一种声情摇曳、温婉柔媚的审美情趣。
唐代乐舞在玄宗朝进入最为繁荣的时期。唐玄宗李隆基贵为天子，却是一个有着极高艺术天分的音乐家。由他亲自改编的《霓裳羽衣曲》，其声韵婉转，美妙绝伦。多才多艺的杨玉环（杨贵妃）根据乐曲创编的舞蹈，柔美动人，更为此曲锦上添花。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其《霓裳羽衣舞歌》中对其有传神的描绘。在唐玄宗的倡导下，唐代宫廷乐舞创作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也涌现出许多名垂青史的音乐家、舞蹈家，如李龟年、雷海青、杨玉环、江采萍等。
其他如书法、绘画等领域，也都出现了像虞世南、欧阳询、吴道子、韩干各领风骚的书画家和千古流芳的书画作品。
社会生活领域。开放，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强盛的外在特征，而这样的特征是需要通过作为个体的人的活动来体现的。唐朝的开放，更多地体现为人们充满自信、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就拿唐代妇女的服饰来说吧，唐高宗以前，宫人出行还得遮住面部。到了唐玄宗时，宫中女子便戴上了胡帽，英姿飒爽地“靓妆露面”了。一般官人的老婆还可以穿上男子的服装招摇过市。再到后来，女子上衣领口变得宽大、前胸上部袒露，为诗人们留下许多创作的素材。什么“雪胸”、“粉胸”云云，说的就是女子穿这种衣服在男人眼里的视觉效果。
再拿唐人对两性关系的态度来说。由于李唐发家于陇西，陇西自秦汉以来一直是胡、汉杂居地带，其婚姻制度受鲜卑人影响甚深。所以，唐太宗杀掉同胞兄弟李元吉，然后又纳李元吉的妃子为自己妃子的行为，在胡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按胡人婚制的逻辑推理，唐高宗娶其父才人武则天为妻，唐玄宗娶其子寿王妃为妻，也是很正常的事。大约正是在皇室家族的影响下，民间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也显得开放而自由。
从唐初著名诗人骆宾王在四川曾经为两位痴情女子打抱不平，作诗谴责负心汉的故事，多少能够看出一些端倪。
第一个故事是为被卢照邻抛弃的郭氏打抱不平。原来，卢照邻在成都做官期间，和当地一女子郭氏相爱并同居，二人两情缱绻以至于谈婚论嫁。可后来卢照邻因故未能践诺。郭氏忍受巨大压力生下一个女孩，不久又夭折。在苦苦等待卢照邻未果的情况下，郭氏得知骆宾王在成都，便寄希望于骆宾王以老朋友的身份劝说卢照邻回到自己身边。骆宾王深表同情，创作了《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的长篇歌行。
第二个故事是为被著名道士李荣抛弃的女道士王灵妃打抱不平。当时，李荣在四川，而王灵妃则在长安。当年李荣在长安期间，以其渊博的学识、显赫的声望博得王灵妃的爱慕。两人同居一段时间后，李荣不辞而别，玄游蜀中。王灵妃则整日以泪洗面，衣带渐宽。王灵妃曾托骆宾王代言，希望李荣回到长安重温旧好。骆宾王有感于王灵妃一片痴情，写下了《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的长篇歌行。
从以上两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唐代人们对两性关系的开放态度。据史学家考证，在唐代，夫妻离异很容易，人们对离婚也很宽容，女子离婚和寡妇改嫁都很正常。有人依照《新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做了统计，唐代共有134位公主嫁人，其中二嫁者25位，三嫁者3位，四嫁者1位。由于两性关系相对自由，不论是在民间还是在上流社会，男女偷情私通之事也时有发生。即便在传统观念里清心寡欲、修身养性的道观，也常演绎一出出男女间的风流韵事。
唐朝的开放是全方位的，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唐朝的开放，在我国封建社会也是空前绝后的。开放，让大唐充满自信，魅力无穷；开放，让大唐一往无前，所向披靡。挂一漏万式的叙述，永远无法替代那个盛世王朝曾经的鲜活和强大，但是，开放的胸怀和气度，开放的政策和法制，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开放，才能国富民强；开放，才能所向无敌！
闭关锁国，封山禁海，不可想象之事
“闭关锁国”这个词只要是中国人就不会陌生，因为这带给了我们太多的伤痛与遗憾。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开放与革新才能不断地保持进步；历史同样告诉我们，没有谁能够关起门来一直保持强大。
有史以来，中国王朝第一次开始讨论放弃与外界的接触，发生在汉朝。汉朝作为一个强大到极致的大一统帝国——与其他各个时代不同，这种强大甚至一直保持到它灭亡的时候——对于西域、凉州等地实在是又爱又恨。那些地方交通不便、少数民族众多，时不时的就有刀兵之乱，得派精兵良将去镇守边关。人派少了吧，没什么作用，人派多了吧，又禁不起那样的消耗。东汉时期每年为了保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得花数亿钱，就算是以中国的富裕，这也是难以承受的。
不过，当时的皇帝与大臣们讨论归讨论，却没有付诸行动。毕竟祖宗之地不可弃这样一个淳朴的理论就足以使他们咬着牙支撑下去。东汉末年，西凉依然属于中原管辖，董卓就来自于西凉，马家在西凉声势一时无两，甚至于司马懿也是在西凉练出了一支精兵。
而真正采取实际行动的，那就得推明太祖朱元璋了。在这之前，要么是没有那个必要，要么是天下大乱谁也想不起来。
朱元璋作为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最顶层的代表性人物，其思维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固执与狭隘。终其一生，对权力的执著以及对政治的缺乏远见都挥之不去。也正是他一手主导了中华大地上第一次的禁海令——这可以看做是闭关锁国的开端。虽然朱元璋的禁海之策没有多久就被自己的儿子打破了，但作为一种祖制，后世的皇帝们时不时还会学一学。于是，明朝禁海与开禁轮着来已经成为历史奇观之一。
到了清朝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少数民族政权有其天然的特性，每一次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征服都代表着文明的倒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为了保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长期统治，必须时刻保持着对多数人的压制，这种压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禁锢，还包括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于是，闭关锁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这一切在唐朝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呢？
唐朝从广义上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朝代，外国人在唐朝学习、生活、经商甚至做官的比比皆是。在唐朝人的眼中，这一切已经成为自己生活当中的常态，完全不用去刻意地接纳，当然也不会去盲目地排斥。
虽然碍于当时的科技条件或者对世界认知的不足，当时的人不完全明白开放与交流的重大意义及不可替代性，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自身现状的满足。比如在唐朝的时候，很难派出大规模的官方船队去验证地球是不是圆的——当然，一般来说，他们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保持着对大海的向往并且努力地去探寻在海的尽头会有什么。这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来说，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探索精神。因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无时无刻都处于变化当中，所以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保持着这种探索精神并且拥有能够接纳一切颠覆性思维的心态。
这一点上，唐朝人是做得非常好的，他们可以接纳外族人为官，可以接纳国外的宗教，甚至还可以接受女人当皇帝。
作为中央政府，唐朝一直对四周的所有国家保持着一种开明的态度：如果打算跟我们搞好关系，这没问题，我们也很乐意；如果打算没事儿的时候派些人过来捡点便宜，同样我们也调好军队乐意奉陪。所以直到现在为止，唐朝一直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央王朝为人们所熟知。
如果跟他们提闭关锁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从朝中大臣一直到民间百姓，都会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神色。因为闭关锁国的那些理由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保护自己的文化，不受外来的文化侵蚀；
（二）保障自己的经济，以免受到外来的影响；
（三）从国家安全的角度，防止外国势力进来搞破坏；
（四）避免外国间谍窃取国家机密。
这些理由在唐朝时期能够说得通吗？说不通。唐朝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输出的大国，唐文化就算是在世界范围来讲，也可以称得上最为强势。所以他们完全不用考虑怎么才能免遭别人的文化侵蚀，往往想的是怎么去同化别人。当然，这也非常有成果，曾经显赫一时的突厥就被唐朝又打又拉分为几部分，其中一部分还永久性地与汉民族融为一体再也无法分离。而最为人所称道的是，这种融合还是唐朝政府从上到下主动作出的政治选择，而不是被动地接受。
而除了唐朝以外，其他时候的民族融合总充满了许多偶然的因子。要么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然后回不去了不得不被同化；要么是因为民族感情互相攻伐，最后剩者为王——因为汉族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具有人数优势，自然而然就将别人吸收了。唐之后的五代十国与晋之后的南北朝体现得特别明显。
至于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要闭关锁国，在唐朝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首先他们不必太担心国家的安全，因为动乱的原因都来自于内部而非外部。几次大规模的叛乱、农民起义对唐朝的伤害，远远超过了外部的入侵——以当时来说，别说是周边的一些长期受到打压的国家，就算是放眼整个世界，也没有说能够稳胜唐朝的存在。如日中天的阿拉伯帝国，也仅仅只靠一个节度使的力量就可以势均力敌，至于吐蕃等国家与唐军在边境展开长期的拉锯战，就算占了一时的上风，也会迅速因为国力上的巨大差距而失败。
那么，唐朝人需不需要考虑外国经济入侵的因素呢？
说起来中国古代的贸易大概分为民间与官方两种，官方贸易主要是通过进贡与回赐来达成。即一个国家宣称自己是中原王朝的属国，然后就派人送一些土特产过来，中原王朝觉得很高兴，你来送礼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回，于是再赏赐一些东西让你带回去。这可以看做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时间固定，周期固定，连对象都固定。虽然在大多数时候中原王朝的回赐物品价值总是高于进贡物品，但如果考虑到路途遥远、物品稀奇所带来的增值效应，两方差不多还是对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