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揽外商不过是政府的最初举动，很多外商也很给宋朝面子，但当外商真的开始和宋朝商户进行贸易之后，朝廷的工作才算是真正开展。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障外商在宋朝的人身安全，以及他们的财产，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市舶司常常会派兵保护那些进入宋朝领土的外商们，主要就是专门设置押伴官员，沿途保护他们的财产，禁止途中被人强买强卖。当然宋朝在这方面可不像他们在战争中那样，明面上吃大亏，在对待外商行贿朝廷官员这样的事情，宋朝的皇帝可是严惩不贷。如果外商的船只在海上遇到了自然灾害，宋朝的官兵有责任进行人道救助；舶主失踪或溺死，货物要清点造册，妥为保管，待其亲属前来认领并严防盗窃或冒领；如果买卖双方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之中存在分歧，也可以报官，就跟现在打官司一样。
这些举动看着是在保护外来商人，实际上也是在保护宋朝的商人。也正是因为宋朝在法律上给予外商或这样、或那样的法律支持，宋朝的海上贸易才能够空前繁荣。在宋朝，海上贸易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驶向东北方的高丽和日本，一是向南方驶往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和西亚、北非。根据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南海有53个国家和地区与南宋通商贸易，南宋商人出海去贸易的也有20多个国家，形成了通向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主要来说说宋朝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北宋年间，主要还是民商贸易，所以在关于宋代的中国史料之中，记载的并不多，可是日本的史书却有记载。
根据日方的记载，北宋年间，宋朝商人到达日本进行贸易，大概有将近70次之多；经常赴日贸易的宋商如朱仁聪、周文德、周文裔、陈文佑、孙忠、李充等，其名字为当时日本贵族、公卿、富豪等所熟知。
宋朝商人到了日本之后，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进行交易的，日本方面肯定也不太放心这些来到自己国家的外国商人，一般来说，商船进入博多湾，监视所派人去检查并上报大宰府。大宰府派通事至该船验看市舶司发给的公凭，这估计也是最早的护照吧，除此之外，还有船员名单、所载货物的品种名称，然后呈报太政宫，等待批准交关贸易。
这个太政宫就是当时负责接待外商的机构，不过并没有全权负责的权力，还需要报给日本的大宰府。大宰府的官员们听到之后，要一一核对来的都是什么人啊，人数有多少啊，来这里做什么买卖啊，交易量预计是多少啊等等，事无巨细，都要问个清楚明白。等他们确定来到日本的这些商人都是真正的商人之后，他们就会带着商人们去当时的使馆区域，供应饮食和居住条件。
商船赴日所载货物大体为：锦、绫等丝织品，还有瓷器、药材、香料、书籍、文房具等。这些东西在日本的售价非常高，因为在日本，这些都属于稀罕物品，不过不要担心没有人买，日本的很多贵族都是宋商的主要经营对象。当然光卖，宋商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还要购进日货运回宋朝出售。购自日本的货物大体为：砂金、水银、硫磺、木材、工艺品、日本刀等。此外，日本的工艺品别具特色，工艺水平很高。如金银蔚绘、螺钿器皿、水晶、日本玉、木念珠、真珠、屏风、日本扇、日本刀等，很受宋人的喜爱。宋都东京相国寺市场上出卖的日本漆柄折扇，极为精美，扇面的淡粉画，被人誉为“笔势精妙”。螺钿器皿也深受欢迎，被誉称“物象百态，颇极工巧”。
日本刀尤为宋人所爱，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写“宝刀歌”诗一首，赞美日本刀。一把精巧的日本刀，在宋价值“百金”。
宋治平时期（10641067年），宋商在博多湾以70贯或60正绢买一颗“阿久也玉”，就是日本的尾张蚌珠，回国后可卖5万贯。宋商在对日贸易中一个往返所获之利，是难以估计的。因此，宋商赴日的船只逐年增加。
宋商船入日船次，最初大体上为一年一船次。到了日本永延二年，也就是公元988年开始，由于商业贸易的需求量变大，一年为二船次，后来又逐渐增加到了一年4次。
不过，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造成大宰府鸿胪馆接待要花费更多的费用。而且在那个时候，日本国内的农民破产，造成了税收来源枯竭，国库空虚，想要拿出巨额款项来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真可谓是捉襟见肘，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这可该如何是好呢？
于是，日本朝廷开始对来日的宋商船发放官牒，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但是，宋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想遵守规定，经常提前来日贸易。不按规定年限来日的船只被查出后，有时则拒绝该船入港。
如果说北宋时期基本上只是宋朝商人自己到日本去，卖掉宋朝的特产，然后买进日本的特产，再运回宋朝进行贩卖，这是一种单向的贸易往来。可是到了南宋，不仅宋朝商人会到日本进行贸易，日本的商人也会驾船来到中国进行贸易。这种贸易往来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元军占领明州之后，赴明州的日商船因元军不准进港贸易被迫回国，这才中断了宋朝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
民生富足，安居乐业
宋朝有钱，宋朝的皇帝有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那么宋朝的百姓生活又当如何呢？关于宋朝最有名的小说绝对是《水浒传》，在很多人的心中，《水浒传》中的北宋末年，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搜刮着民脂民膏，只为了自己的奢侈享受，遇上这样的统治者，宋朝的百姓“杯具”啊！
可是，我们仔细再来看看《水浒传》中那些被逼上梁山的绿林好汉们，他们落草为寇的理由多半都是因为触犯了宋朝的法律，或者杀了人、或者是抢劫。不管你杀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杀人终究是要受到法律制裁，抢劫同样如此，这就是法律。而真正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才逼上梁山的人，几乎没有。我们不能因为《水浒传》就断言说宋朝的百姓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水浒传》也只是反映了北宋末年这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故事，还是虚构的，要想真正了解宋朝百姓的生活，我们还是要研究真正的史料。
外国史学家无比惊讶中国早在1000多年前还有这样一个朝代，《中国大历史》中是这样描述宋朝的——“历史进入了宋朝就好像从古代进到了现代”。之所以能让外国史学家这样惊叹，不仅仅是宋朝的财政收入，更多的是宋朝对于百姓的各种福利和人性化管理。看到这里，或许有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难不成一个封建社会之中还能够出现这样先进的管理制度？
前面我们说过，朝廷不仅重视农业，同样也重视商业贸易，并且还很重视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国家对于妇女和未成年人的保护政策，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可是早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在1138年，宋朝就曾经颁布了一条法令《胎养助产令》，主要针对的就是孕妇和孤儿。妇女在孕期，她的丈夫不能以任何理由对其进行虐待。如果家境实在贫困，无法确保婴儿的出生，没有钱请接生婆，就要到地方政府申请救助，朝廷专门派官方接生婆去帮助孕妇临盆。在孩子出生之后，家境困难的父母每个月还能申请一部分的孩童教育基金。如果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就被送到宋朝专门设置的机构之中，也就相当于现如今的孤儿院，进行教育和抚养。
因为宋朝的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很多留在宋朝的外国商人也曾经记载过这样的福利政策：
其国（南宋）诸州弃婴，国王尽收养之。记录各儿出生时之十二生肖以及日曜，旋在数处命人乳哺之……诸儿长大成人，国王为之婚配……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南宋时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弃婴，或者是孤儿，宋朝的皇帝就要收养这些孩子，并且每年都由政府拨款对这些孩子进行照顾。最多的一年之中，宋朝各个地方政府收养的孤儿高达2万多人。除了要照顾这些孩童们的日常起居之外，还要教会他们一些求生本领，比如种地、读书、做小买卖等等。等这些孩子长大了，朝廷还有义务要为这些孩子进行婚配……这简直就是一条龙服务，比现在的孤儿院管的还要多！
宋朝的皇帝懂得这些孩子就是明日的主人这个浅显的道理，所以才会如此重视孤儿的抚养工作，那么对于孩子的教育，更是朝廷的重中之重。根据史料记载，宋朝的百姓是中国封建社会之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百姓，大字不识的几乎没有几人，当真应了那句“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这绝对不是吹嘘，南宋叶适等人也记录当时每家都能著书：“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舆地纪胜》则记录了农村的百姓们过着“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的日子。
我们不难想象，这是一幅怎样惬意的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景啊！或许有人问了，难道宋朝没有乞丐吗，那为什么还会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中出现一个人数众多、体系繁琐的“丐帮”呢？这还真让读者们失望了，宋朝专门设置了收留乞丐的机构。在《宋史·卷一百七十八》中记载着：“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遂以为常。”所谓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是职能不同的社会福利机构，所以乞丐们吃、住、看病到死国家都承担了它对公民的责任。这一点就连现如今很多国家都不能做到，可是宋朝却做到了！
正是因为宋朝有了这样那样的福利措施，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使这个朝代的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在唐朝，哪怕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最高值一直都在六七千万左右徘徊，然而到了1102年，也就是北宋崇宁元年，北宋全国总户数达到了2026万户。宋朝的人口计算以户为计算单位，假设一户为5人（父母、夫妻及其子女），那全国人口就已经突破了1亿大关。当然这还是保守的估计，毕竟在宋朝并没有“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每户5口已经是最低的计算方式。到了1223年，也就是南宋嘉定十六年，南宋全国总数是1267万户。在经过了“靖康之耻”、丢失了北边一半的土地之后，南宋还能够恢复到这样的水平，是对南宋统治者的一种肯定。
很多人在谈论宋朝的时候会说到，因为宋朝没有经历什么战争，也没有经历太多的自然灾害，所以发展空间一直都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我们来看看史书中的记载就不难发现，两宋灾害频度之密，盖与唐代相若，而其强度与广度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因宋朝在赈灾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食货志上四》说，汉有常平仓，隋有义仓，都是“利民之良法”。而“义仓以备凶灾”，是赈救灾民的主要储备。“周显德中，又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代的制度继承了前代这些基于“利民”考虑的仓制，“兼存其法焉”。宋太祖承五代之乱，海内多事，义仓制度废弛。乾德初年，诏令诸州于各县置义仓。“民饥欲贷充钟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贷讫，然后奏问”。随后因输送烦劳，这一制度未能坚持。淳化三年（992年），京畿丰收，分遣使臣“增价以籴，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岁饥即下其直予民”。宋真宗咸平年间，有臣下建议福建“增置惠民仓”，于是“诏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1006年），“言事者请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皆立常平仓”，根据年景适当籴粜以平抑粟价，以救助“灾伤州郡”。天禧四年（1020年），“荆湖、川陕、广南皆增置常平仓”。后来朝臣或有建议“复义仓”者，宋仁宗曾经“命天下立义仓”，然而不久“复罢”。对于义仓置废，朝廷数次发生争议。实际的政策也多有反复。
大自然对宋朝并没有太多的优惠政策，它同样历经了旱灾、涝灾，而且次数也非常之多。在应对这样无法抵抗的天灾时，宋朝则是采取了最直接有效的办法——食物救助。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讨个媳妇、生个孩子，有饭吃、有衣穿，偶尔喝上两盅小酒，这就足矣。尽管世界上总会有一些有野心、有抱负的人，但是那毕竟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当灾难来了之后，很多普通人的普通生活被打乱了，他们或者是失去了亲人，或者是失去了家园，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可更为关键的是什么？那就是他们的温饱。
如果灾民们没有了可以果腹的食物，就会选择离开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寻找食物，这是人的本能行为。在宋朝，这样的人群被称之为“流民”。可是，流民问题对于朝廷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直能够稳定前行的人口普查工作遇到了障碍，紧接着就会影响到农业生产。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一直就是按照“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样的方式进行的，大量的人口无法控制地转移了，那么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就会留下一大片空白，第二年就会成了荒地，造成耕地的流失。这些说的是受灾的地方，那么那些“流民”又过着怎样的日子呢？他们或者是来到没有受灾的富庶之地，寻求一份能够填饱肚子的工作；又或者是迫于现实而做起了小偷；如果身体强壮点的，或许又会进入山林之中做起强盗；而后者因为对社会的不满，或许会做出更为出格的事情……
估计宋朝的皇帝学过心理学，他太清楚这些灾民在受灾之后最需要的是什么，那就是食物。在宋仁宗在位的时候，他设置了一个机构叫做“广惠仓”。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详细地记载了此事：
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内之数上之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田有余，则鬻如旧。四年，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余乃及诸县，量大小均给之。
这段史料详细地道出了“广惠仓”的实际用途和操作方法。简单点来说，就是在太平的年月里，每年朝廷拨一部分的粮食储存到“广惠仓”之中；如果哪一方遇到了灾害，就照地区的人口数量提供部分应急的赈灾粮食，而且就连数量也是仔细研究之后定下的。
别看一个小小的“广惠仓”的设置，但是对于宋朝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很多百姓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拍手称快，就算是遇到了灾难，心里也有底了，至少朝廷早就有了应对办法，他们不用担心吃不饱饭了。百姓就是百姓，如果朝廷能够善待他们，他们又怎么想要过上颠沛流离、刀口舔血的日子呢？
灾年还是少数的，在此之后，“广惠仓”又多了新的功能，那就是扶持社会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食货志上六》在关于“振恤”的内容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