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孝宗起用张浚、准备抗金的决心已定，向朝臣公开说：“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
隆兴元年，也就是1163年的正月，他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为右相，当时左相是陈康伯。
史浩是孝宗当太子时的老师，他在孝宗走向皇位的途中起过不少作用，号称“智囊”，因而颇受尊重。但在对金问题上，他却是个安于现状的主和派，对孝宗锐意北伐始终持反对态度。
当时，西线吴璘在金主完颜亮南侵时不仅成功抵挡了金军的攻势，还攻占了原所属北宋的16个州郡，收复失地之广前所未有。但史浩却以孤军深入为理由，让孝宗下诏命令吴璘退兵保蜀，不仅使这新占州郡得而复失，而且使撤退的宋军在金军的反攻下伤亡2万余人。孝宗知道真相后大呼“史浩误我”，再授权吴璘自行决定进退，但已机会难再了。在东线，史浩也主张放弃两淮，固守江南，因张浚抵制，才未实行。
这时候的金国皇帝是金世宗，他曾经派使节到南宋，想要进行讲和。但是“靖康之耻”刚刚过去多少个年头，南宋又岂能真的忘掉那些耻辱和仇恨？所以拒绝是肯定的。金世宗一看，完全没有议和的可能性，那就打吧，谁怕谁啊？于是派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东京，统一指挥黄河以南的各路金军，对南宋实行以战压和的政策。
在这种态势下，南宋朝廷中和战两派也不得不摊牌。张浚主张孝宗北上建康督战，下诏出师北伐。在朝廷之上，他说：“中原久陷，今不规复，其他豪杰必起而取之。”这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中原地区已经落入敌军手里太久了，如果今天我们不打，他日也会有其他人去攻打，真是这样的话，那对于南宋来说就是大大的不利。
唉，要说这个张浚还真有远见，若干年之后，蒙古就成了主动攻打金国的“豪杰”。
史浩则针锋相对地反驳：“若中原真有豪杰却不能亡金，正证明金人统治的稳固，未可贸然出兵。”如果有其他能人去攻打金国，但是金国的政权却依然如此坚固，正说明金国势力很强，我们不能贸然出兵。
双方你来我往地争论不休，这个争论一直持续了数日，都没有争出个结果来，最后还是宋孝宗拍了板——打！
隆兴元年四月，为了防止主和派的反对，孝宗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北伐的诏令。史浩因宰相不得与闻出兵大事愤而辞相，孝宗同意他出知绍兴府。史浩放弃陕西与两淮确是馊主意，但反对草率北伐仍有可取之处。
张浚接到北伐诏令后，日夜赶路，赶回了建康，调兵8万，号称20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另一路，则是由邵宏渊指挥攻虹县。
这个李显忠原本是陕西的一员猛将，宋孝宗任命他为急先锋也是有原因的。他也是可怜之人，一家20余口全部被金兵所杀害，这可是血淋淋的仇恨啊，所以在攻打金兵的时候，李显忠非常拼命。
很快，李显忠这一方就顺利攻克灵璧，但是邵宏渊却久攻虹县都没有攻克下来。还是李显忠派灵璧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
邵宏渊争强好胜，对虹县战功不出于己深以为耻。恰巧他的士兵抢了降卒的佩刀，被李显忠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因而对李显忠憋了一肚子气。
打仗的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军中发生争斗。尽管李显忠并没有和邵宏渊真的发生口角，可是在邵宏渊心里，李显忠却成为心中的一团妒火。
据说在攻打宿州的时候，李显忠曾经建议邵宏渊为主力，没想到邵宏渊根本就不领情，反而酸溜溜地说：“你可真是关西将军啊！”
无奈之下，李显忠只好自己带着士兵开始进攻。很快这座城池就被攻克了，守城的士兵也冲了出来，和李显忠的部下厮杀到了一起。直到这个时候，邵宏渊才投入战斗。
攻下军事重镇宿州的消息，令孝宗与张浚大受鼓舞，指示他们扩大战果。
但前线两将的矛盾却趋于激化。孝宗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他耻居李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李显忠的节制。张浚迁就了他的无理要求，使他更有恃无恐。他提议将宿州府库中的钱帛全部拿来赏赐给士兵，李显忠只同意每3个士兵赏1000钱，却放纵自己亲信部曲恣意搬取。其时南宋军队都是吃饱拿足的骄兵悍将，一经挑唆，拒绝受赏，人心立时浮动。
金将纥石烈志宁率先头部队万余人来攻宿州，被李显忠击败。但金军10万主力随即赶到，李显忠奋力苦战，邵宏渊不仅按兵不动，还对部众大讲风凉话：“这大热天的，摇着扇子还不凉快，何况在大日头下披甲苦战呢！”
这一句，不仅伤害了李显忠，同样也伤害了那些士兵的心。你想啊，连主将都说出这种不着调的话了，自己干什么还要用命去拼啊？
到了晚上，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自为鼓噪，扬言金军来攻，宋军不战自溃。金军乘虚攻城，李显忠杀敌2000余，终于独力难支，浩叹道：“老天未欲平中原耶？何苦阻挠如此！”遂率师而退。行未多远，宋军就全线崩溃，军资器械丧失略尽。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线稳住了阵脚。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这场溃败为“符离之败”。
“符离之败”使宋金交涉发生了不利于南宋一方的倾斜，也使南宋主和派有了发难的把柄。张浚不得不提出辞呈，好在孝宗还不想立即放弃北伐计划，他给张浚回信说：“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张浚降为江淮宣抚使，部署两淮防线，抵挡金军南下。
“符离之败”对孝宗北伐雄心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也发现恢复大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开始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六月，孝宗让主和派代表汤思退复出，不到一月，就让他担任右相。与此同时，主战的张焘、辛次膺和王十朋等相继出朝。
根据史料记载说，在隆兴二年正月，金国的将领仆散忠义再次来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无外乎就是让南宋给他们岁币。只不过这次要价太高，口气很硬，让宋孝宗心里怒火中烧。再加上在主战派的鼓励下，将卢仲贤以擅许4州的罪名除名，编管郴州，改派胡昉出使金营，表明宋朝拒绝归还4州，否则将中止和议。和议陷入僵局。孝宗命张浚视师两淮，全力备战，准备与金军一决雌雄。
张浚招徕山东淮北的忠义之士万余人，补充建康、镇江的正规军，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江淮战舰，随时奉命待发。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污蔑他“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最终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四月，召张浚还朝，罢去了他的相位。4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遗嘱说：“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配葬在祖宗墓侧，葬在衡山下足矣。”
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来看，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盛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他的遗言倒是真情实话，道出了自己的终生遗憾。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张浚罢相，汤思退独相达半年之久，孝宗已倒向了主和派。在罢免汤思退的同时，孝宗重新召回因病出朝的陈康伯，任命他为左相，主持大局。但宋朝在军事较量上一再处于劣势，孝宗不得不再派王抃为使者赴仆散忠义的大营，表示愿意议和以换取金人的退兵。金国见以战迫和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停止进攻，重开和议。
经过各种争论之后，到了年底，双方终于达成和议条款：
（1）宋金世为叔侄之国；
（2）“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为20万两匹；
（3）南宋放弃所占的海、泗、唐、邓、商、秦6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
（4）双方交换战俘，但叛逃者不在其内。
与“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向金国称臣，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比“绍兴和议”减少5万两匹，这是金国最大的让步；而南宋在采石之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6州悉数还金，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
双方的让步都是基于一种新的政治地缘的实力平衡，金国的让步是出于内部的不够稳定，宋朝的让步是出于兵戎相见时太不争气。离开这点，空谈和议是否平等或屈辱是意义不大的。
“隆兴和议”以后，宋金关系再度恢复正常，直到开禧北伐才试图再次打破这种地缘政治的均衡状态。而“隆兴和议”到开禧北伐的40年间，对宋金双方来说，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
如果南宋想要反攻
经过了“靖康之耻”之后，南宋到底有没有机会进行北伐？到底有没有可能收复失地？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又有太多的原因，让他们完全不想着收复失地。即便是在庙堂之上，除了少数主战派的将领之外，似乎更多的文官都没有想着要将北方的大片土地收回来，更没有想着要攻打金国。
宋徽宗、宋钦宗被掳走之后，紧接着即位的就是宋高宗赵构，或许南宋时期最不愿意进行北伐、收复失地的皇帝就数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