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当他听说小朝廷的人马来到城外的时候，还出城迎接，请行朝“驻跸”泉州。张世杰想了想，觉得这样不成，如果要停在了泉州，就和他制定的“南下”方针起了冲突，于是他决定，还是要走，一定要往南逃。
可是经过了长途跋涉的行朝船只早就破败不堪，就连粮草都快被吃光了，哪里还能往南走呢？要说这张世杰做起事情来可真是不管不顾，他当下决定强征泉州港里蒲氏的船只，籍没其财产。
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就是激怒了蒲寿庚。原本他还想要在两方势力之间做个墙头草，说好听点就是保持中立，可是张世杰的这种做法，让他非常生气，于是一怒之下，纠集地方势力，以武力将端宗船队逐出泉州港，第二个月就投降了元朝。
端宗的海上行朝从泉州经潮州到达惠州，仍感到不安全，在景炎二年四月到达官富场，也就是现在的香港九龙以南。要说他们也真能跑啊，硬生生的从中原地区跑到了香港，决定在这里立足，开始营建行宫。
可是凳子还没坐稳当呢，元军就已经杀过来了。最终，就在广东中山这个地方，遭到元军水师袭击。张世杰部被俘将士颇多，陈宜中率领的数千人与800艘战舰遇飓风溺死，陈宜中仅以身免。
陈宜中对这种流亡抗元已彻底灰心丧气，提议行朝移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去，并借口欲作准备就逃之夭夭。国难当头，他已是第二次逃脱了，这是这位“宝祐六君子”领袖留在历史上的最后表现。
第二年四月，宋端宗因病而逝。对于南宋小朝廷来说，这种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很多大臣们都觉得，这是天要亡我啊！于是打算拆了行李散伙，只有陆秀夫在这个时候非常沉着，他拿出了自己代笔撰写的《景炎皇帝遗诏》，也就是宋端宗的遗诏，将皇位传给了卫王赵昺。
在面对其他大臣的时候，他满脸严肃地说道：“古人有以一旅成就中兴大业的，如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难道不能立国吗？”
众人一听，都羞愧不已，决心要将抗元的道路坚持下去。于是立赵昺为帝，是为帝昺，改元祥兴。杨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张世杰任枢密使，陆秀夫任左相。他还每天亲自书写《大学章句》，为年仅8岁的帝昺讲课。
雷州的辖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雷州半岛，是碙洲的陆上屏障，对行朝的安全至关重要。五六月间，张世杰遣将与元军展开了雷州争夺战，但最终失败。行朝不得不转移到珠江口海中的崖山，这也是张世杰的决定。
崖山与其西的汤瓶山对峙如门，阔仅里许，故称崖门，门内形成天然避风港。在他看来，进可乘潮而战，退可据险而守，完全可以建设成一个根据地。于是，一上崖山，他就命兵士造行宫30间，建军屋3000间，作长期据守的打算。
元军下定斩草除根的决心，对南宋小朝廷紧追不舍。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朝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从潮阳由海路到达崖山，包围了张世杰的部队。几天后，副帅、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也从广州率战舰120艘入海前来会合。
张弘范包围张世杰的次日，恰是元宵佳节，在双方战舰云集的海面上，当地居民依旧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海上元夕竞渡。喧阗的鼓乐，与密布的战云形成强烈反差。
唉，国家兴亡，生活依旧，老百姓该做什么的还是做什么。
这时，包括官军与民兵，宋军大约还有20万左右，战舰至少近千艘。而张弘范所率元军是水陆共2万，加上李恒的部队，总数估计不会超过3万，战舰大约400余艘。从崖山之战的绝对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并不处于劣势。
但张世杰其人，虽是宿将，却不知兵，这时的心态也是有点失常，不是做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两手准备，而是孤注一掷，打算与元军一决胜负。当时有人建议他先据海口：“幸而胜，国家之福；不胜，还可西走。”他不耐烦地说：“连年航海，何日是头，成败就看今日！”
张世杰决定不派战舰扼守崖门，却把千余艘战舰背山面海围成方阵，贯以大索，四周围起楼栅，一如城堞模样，帝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放弃入海口的控制权，是一大失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更是一大失误。他在4年前的焦山之战中就因为将10船连成一舫，最后被动挨打，大败而归。如今，他不但无视前车之鉴，还把同样错误犯得更大，崖山之战的结局这时已经铁定了。
张世杰的战舰方阵准备了半年的干粮，但所需燃料与淡水仍来自崖山，每天派快船前往砍柴与汲水。张弘范一方面派重兵把守崖山上的淡水源，一方面派出小型哨船袭击宋军的运水船。10余天后，宋军淡水供应成了问题，一饮海水就上吐下泻，战斗力大减，水战优势逐渐丧失。
元军在崖山西山头上架炮射击帝昺的御舰，但御舰张起布帘抵挡炮石，纵受炮击仍岿然不动。张弘范派出满载柴草的小船，点火直冲宋军方阵。但宋军以泥涂舰，外缚长竿顶住火船，再用水桶浇灭火苗，使火攻不能得逞。
正式开战前，张弘范让不久前被捕的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文天祥答道：“我救不得父母，怎么还能叫别人背叛父母呢！”还把日前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连声称赞“好人好诗”，不再勉强他。张世杰在元军中的外甥3次奉命前往劝降，回答他的是：“我知道投降能活命，而且能富贵，但忠义之志决不动摇！”
二月六日，乌云密布，阴风怒号，元军兵分4路，从东、南、北三面向崖山发起总攻。张世杰的方阵南北受敌，士兵都疲惫无力再战。战争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元军摧毁了宋军7艘战舰，突破了对方的防线。张世杰见水师阵脚大乱，但大索贯联，进退不得，这才下令砍断绳索，率10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
这时候，暮色四合，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帝昺的座舰被其外围的战舰壅塞阻隔在中间，自己无法接近它，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帝昺。陆秀夫唯恐小船是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帝昺接走。张世杰只得率领10余战舰，护卫着杨太后，借着退潮的水势，杀出崖门。最终宋军全军覆没，战船沉没，海上浮尸10万，给南宋王朝画上了句号。
南宋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帝昺投海而死。为了复兴宋室，陆秀夫一直不停奋战，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
陆秀夫在临死之前，决定要带着年仅9岁的小皇帝一起跳海，以身殉国。但是他也有些担心，毕竟小皇帝年纪还小，如果他不是南宋的后裔，如果他身上没有血海深仇，现如今或许应该过着非常快乐的日子吧，至少能够拥有正常小孩的童年时光，可是命运却偏偏将他推向了风口浪尖处，想想真是心酸。
但是为了南宋的尊严，他还是跪倒在地，对小皇帝说：“皇上，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断然不可作出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这句话摆明了只有一个目的，让小皇帝安心赴死。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小皇帝这时候却出奇的平静，他说：“爱卿，这个时候朕仍然感激上苍，在最困难的时候，朕身边还有一个忠臣，肯在这种时刻还一直陪伴朕。”
相比于小皇帝的冷静和从容，一心寻死的陆秀夫也不禁泪流满面。最后他背起皇帝，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和他紧紧地绑在一起，投海自尽。据说在投海之前，陆秀夫高声喊道：“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
杨太后随张世杰突围的时候，听到小皇帝的死讯，失声痛哭道：“我忍死到今天，就为赵氏一块肉啊，现在没希望了！”说罢，南宋最后一任太后也投水自尽。
张世杰收拾残部，打算远走占城，但部下不愿背井离乡，只得仍回广东沿海。元军仍紧追不放。五月，张世杰率舰到达海陵港（今广东阳江南海陵岛），飓风突至，船队全部倾覆，他也堕海身亡。
宋朝人的气节，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出了名的。说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文天祥。
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文天祥接到朝廷专旨，命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也就是皇帝离京寄居之处。文天祥奉读诏书，痛哭流涕，立即发布榜文，征募义勇之士，同时筹集粮饷。他捐出全部家财作军费，把母亲和家人送到弟弟处赡养，以示毁家纾难。在文天祥的感召下，一支以农民为主、知识分子为辅的爱国义军在极短时间内组成，总数达3万人以上。起兵勤王在文天祥的生活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他的好友曾经这样对文天祥说：“现在元军3路进兵，你以乌合之众迎敌，无异驱群羊斗猛虎。”
文天祥回答：“我也知道如此。但国家养育臣民300多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竟无一人一骑应召，我万分悲痛。所以不自量力，以身赴难，希望天下忠义之士闻风而起，聚集众人力量，也许能保存社稷。”他还说，“受君之恩，食国之禄，应该以死报国。”
文天祥起兵后，积极要求奔赴前线阻击元军，扭转战局。但遭到朝廷中主和派权臣的阻挠，还有人诬告勤王军在乐安、宜黄一带抢劫。文天祥愤而上书抗辩，社会舆论普遍支持他，太学生也上书抨击投降派。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朝廷终于颁旨召文天祥领兵入京。八月，部队到达临安，一路秋毫无犯，文天祥声望大增。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能够改变历史的脚步，元朝的元帅张弘范率水陆两路军队直下广东，要彻底消灭南宋流亡政府。文天祥被他们用战船押解到珠江口外的伶仃洋（今属广东省）。张弘范派人请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当然坚拒写招降书，但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表明自己的心迹。
这首诗就是流芳千古的《过零丁洋》，其中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楷模。
据说，文天祥受刑刚毕，传来了忽必烈停止处死的诏旨。他是欣赏文天祥的，这是一个杰出人物对另一个杰出人物由衷的器重。他希望文天祥以对宋朝的忠诚来为新兴的元朝效忠出力，表现出一个一统天下的开国明君在网罗人才上的宽广胸怀。但是，倘若文天祥觍颜改事新朝，他就失去了流芳百世的固有价值，也就不再是后人心目中一身浩然正气的民族英雄。
纵观文天祥一生，任相于危难之际，却没能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毁家抗元，兵败被俘，也并没有建立惊天动地的功业。后人纪念他，以为是：“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肯定他的主要不是名相，而是以名相能为烈士；“事业虽无所成，大节亦已无愧”，钦仰他的是节概与操守。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坚贞气节，是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地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地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
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这段恐怖的时期，大量的人死于屠杀，死于瘟疫，死于战乱，北方中国的人口下降了80%，南方中国的人口则下降了超过30%，整个中亚几乎成为了无人区和荒漠，中东地区先进的灌溉系统受到完全破坏。虽然蒙古人客观上帮助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但是他们没有丝毫人性的残忍恶行，是整个世界史上所罕见的。蒙古人当时的行为就如成吉思汗自己说过的：“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把敌人斩尽杀绝，抢夺他们所有的财产，看着他们亲属痛哭流泪，骑他们的马，强奸他们的妻子和女儿。”
南宋的灭亡是中国历史发生的重大转折，不仅仅是汉族政权的彻底灭亡，更标志着在南宋时期得到长足发展的工商业、高科技、农业、科举与世族相结合的官僚制度、开始受限的皇权、先进的政治制度等等都中断了。文明相对落后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开始实行封闭、保守、轻工商业和更加集权的制度，并正式以程朱理学为科举的主要内容和政府的官方思想。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元朝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马背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明太祖朱元璋继承和加强了元朝的各种制度，而禁锢的文化思想、落后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在同为异族统治的清朝达到了最高峰，直到鸦片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