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天以后，陕甘宁边区周围稍微平静了几个月。当时许多同志真诚地希望国民党当局会从此改弦易辙，以民族解放事业为重，不再干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暂时的平静掩盖着一场新的更大的风暴。从这年9月开始，顽固派构筑包围边区的碉堡封锁线，历时八九个月，才大体完工。这条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北接长城，东迄河滨，绵亘数省，其规模之宏大，有类万里长城；而其纵深宽度，且凌驾于当时驰名全球的马其诺防线之上。封锁线分为五道，每道之间相距数十里，整个封锁线的纵深达百里以上。每道封锁线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所组成，每个碉堡群，有一至二个母堡，还有许多个子堡。碉堡群多构筑于可通行之道路、开阔地或制高点。每座碉堡大的可容一连人，小的也可容—排人。碉堡的形状有圆的、四方的、六角的、八角的，有二层、三层的。每座碉堡的周围有一道道散兵壕、外壕和鹿砦。各个碉堡群之间，有战沟相通。这种战沟宽约丈余，车马可通。其工程之大，并不亚于碉堡本身。碉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例如洛川至中部县相距不过八十里，第一道封锁线的碉堡就有518座之多。以后的实践说明，这大规模的构筑封锁线是顽固派的一种新的摩擦方式，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利用这条封锁线，在军事上加强警戒，阻挠行人通过，发现边区工作人员外出，不是捕捉，便是射击；在经济上对边区进行封锁，禁止一切物品进入边区。对于一般商人、脚户也不放过。除了公开扣留、没收其人畜、财物以外，还纵容兵匪沿途抢劫，以至行人裹足，交通断绝。但是，顽固派构筑的这一个个碉堡群，终究无法阻挡住历史前进的步伐，相反，倒成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罪证！
在加紧构筑碉堡封锁线的同时，反共顽固派对边区的武装进攻也并没有停止。仅1940年11月，驻关中地区的国民党预三师等部，就向边区境内发动了七八次进攻，强占了近20个村镇。我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到严重损失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们更加得意忘形，气焰嚣张。洛川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竟在我边区大门口召开军民大会，庆祝他们血腥屠杀我新四军官兵的“伟大胜利”。有位军长召集联保主任训话时，毫不加掩饰地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皖南事变的硝烟未散，国民党一○九师的三二七团，便配合保安二旅等部，于这年一月底二月初，先后两次发起进攻，强占了我鄜县的姚渠等地。
据当时统计，在大约三年的时间内，顽固派通过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先后侵占了我镇原等四座县城和为数不少的村镇，打死打伤我军800余人，给边区军民带来了严重损失。但是，在边区军民的英勇反击下，顽固派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了全国的民心，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边区军民共消灭顽军2000余人，缴获枪支3400余支。特别是经过反摩擦斗争，我军官兵经受了锻炼，斗志更加旺盛。而顽军内部矛盾重重，那些反共头目成天在琢磨怎样制造更多的摩擦事件；下级官兵则害怕我军反击，一有动静就心惊肉跳，有的部队甚至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1940年11月，国民党六十一师驻左家镇的一个营，正在边界线上加紧构筑碉堡工事，并对边区军民实行严密警戒、封锁。一天晚上，当地村民有四头牛，从野外自行回家。该营警戒哨听到牛奔跑的声音，误以为是我骑兵迫近。当即发问：“口令！”并大喝“站住！”牛哪里听得懂，继续奔跑。哨兵便断定是八路军骑兵夜袭，一面报告营部，一面进入阵地，开枪射击。当场击毙牛两头，其余两头受惊突奔。该营竟认为是骑兵冲锋，一面后撤，一面调集援军。附近的保安队也急忙撤到了一座山上。师部闻讯后，不问青红皂白，连夜将我派驻秋林镇联络处的人员、电台一并拘押、收缴，并给我打电报责问我军为什么夜袭友军，我回电说明并无袭击事情。开始对方还不相信，第二天经过调查，才弄清原来是四头牛引起的一场虚惊。对方这才将我联络处人员、电台送回，并赔偿了牛主数十元。这件事，在边区内外，一时传为笑谈。
1940年底，毛泽东同志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全面论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毛泽东同志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指引下，1941年5月，留守兵团对于反摩擦斗争的得失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全体干部结合斗争实践，受到一次生动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教育。与此同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了两年多来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摩擦事件，译成外文，向全世界人民披露事实真相，以驳斥顽固派的造谣中伤。文章的题目是《谈陕甘宁边区的形势》。全文约4000字，在比较全面地叙述和分析了边区周围顽固分子在各个时期制造摩擦的主要方式、特点和一些重大事件以后，还严正申明：如果顽固派继续执迷不悟，挑起事端，我方只有被迫自卫。毛泽东、张闻天同志等审阅和认真修改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同志把文章后面的—段话，即“那么，我们必然以武装力量，配合饱经斗争的有组织的民众，给他们（指顽固派）以应有的教训，我们完全有把握和他们作持久的斗争，并予以有力的回击。”改写成：“那么，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唯有准备自卫，予进攻者以坚决的反击。但这完全是不得已的，只要反共派稍有觉悟，我们仍准备同他们言归于好。”这样一改，语气既坚决，又很有策略。看完全文，毛泽东同志觉得言犹未尽，又增写了这样一段话：“劲光留守后方，责任重大，为使前线战士安心抗战起见，对于反共派捣乱后方之行为，不能不采取自卫步骤，用以保护后方之安全。反共分子的内战计划，将丧失全国的人心，我相信，他们的计划是必然要失败的。”文章经余光生同志译成英文发表，并对外广播了。
1941年夏季以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陕甘宁边区周围虽然再没有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但是，小的摩擦事件却仍然到处发生。到了1943年5月，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了60万大军，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同时准备对华北、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边区军民，运用各种方式，对国民党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抽调部队，大大增强了边区的防御力量，终于迫使顽军改变了大规模进攻边区的计划。这时，我虽然还在延安，也参与了一些工作，但由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已经成立，按照联司首长分工，对于反摩擦斗争，我已经不负主要责任，详细情况就不赘述了。
回顾当年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的全过程，我最深切的一条体会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同志的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的确，在那样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进行指导，这场斗争会是怎样的结果，是很难设想的。就当年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的情况来说，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政策和策略，我体会较深的是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
一是反对顽固势力和争取中间势力。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对于这两种势力，不加分析，同等看待，那就只能壮大顽固势力，削弱抗战力量，不但不可能打击顽固势力反动的一面，争取他们留在统一战线内，而且还可能把中间势力推向顽固势力的营垒中去，因为顽固势力也在极力争取他们。当年我们对于边区内外像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阎锡山以及何绍南、钟竟成、蒋隆延、张中堂这些大大小小顽固派制造摩擦的倒行逆施，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其中对何绍南这个死不悔改的反共摩擦专家，斗争更加坚决，终于迫使他无法继续待在边区境内。这就不但严厉警告了边区境内那一大批国民党县长、保安队长等官吏，对那些地位很高的顽固分子也有所震动。而对邓宝珊以至程潜、高双成这些对我友好或在某些问题上还能持中间态度的国民党将领，我们则采取了积极争取的政策。尤其是对邓宝珊将军，不但我们做工作，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做了大量工作。邓宝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能够一直同我们和睦相处，固然同他具有强烈的抗日热情有关，但也显示了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当时，边区东边有日军骚扰，南边、西边有几十万顽军频繁制造摩擦，如果争取他的工作做得不好，他在北边也给我们制造麻烦，那么，我们同顽固派的斗争，就不知还要困难多少倍！
二是团结和斗争。又团结，又斗争。团结抗战是目的，斗争是手段。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团结和斗争的辩证关系，两者缺一不可。开始，有的同志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坚持斗争就会破坏团结，要团结就不能强调斗争。事实却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摩擦事件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过错引起的。我党我军真诚地希望与友党友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而反共顽固派虽然口头上也叫喊要抗日，内心里却总在想着如何削弱以至消灭我党我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放弃斗争，一味退让、妥协，那么，在陕甘宁边区来说，不要说鄜县、甘泉一带，恐怕连延安以至整个边区，都很可能被国民党强占了！那样，党中央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团结和抗日统一战线呢！当然，在斗争的时候，我们决不可忘了是为了争取顽固派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共同抗日，而不是同他们争地盘，争高低。八年抗战期间，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和大批特工人员在陕甘宁边区内外制造的摩擦事件数以千计，但两党两军团结抗日这个大局，终究没有彻底破坏，这不能不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以斗争求团结”这一政策的结果。
三是原则性和灵活性。对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必须坚持斗争，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损害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原则性，是无产阶级的党性；但斗争又必须讲究策略，讲究方式。有军事上的斗争，还有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究竟采用哪种斗争方式，要依具体情况而定。斗争不但要考虑是否有理、有利，还要有节，要掌握分寸，适可而止。这些都需要灵活性。例如在关中，当顽固派惨杀我伤残员兵、强占我栒邑县城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加克制，立即增兵进行武力还击，那就可能大打起来，一打就不可收拾，整个边区的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大局也会遭到破坏。我们忍让了一下，虽然受了点损失，却维护了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陇东的反摩擦斗争中，我们就更加重视了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顽固派对我宁县、镇原等县城，两次发动武装进攻，我们不但针锋相对地进行了还击，而且审时度势，两次主动提出派代表进行谈判，同时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顽固派虽然侵占了我两座县城，在政治上却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推卸不掉制造摩擦的罪责，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