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历尽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吴起镇是从甘南进入陕北的第一个市镇,处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一纵队先进了镇子,我们二纵、三纵在吴起镇以西约二十里的地方宿营。吃过晚饭的时候,又接到了进镇的命令,我们即率部队进入吴起镇。
透过苍茫的暮色,我们在镇上看到了久日不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看到了“工农民主政府”牌子,不禁心头一热,不少同志都流下了热泪。的确,离开了自己艰苦创业建立的革命之家——中央苏区根据地以后,每日行军打仗,翻雪山,过草地,不停地走,走,做梦都想有一个落脚生根的目的地,如今终于到“家”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十月的陕北已是深秋,高原气候,早晚已离不开棉衣。而我们的红军大多数都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有的还是从中央苏区出来时的那身灰衣服,如今已褴褛不堪。有的还穿着短裤,有的为了御寒,穿着缴获来的国民党的黄军服,还有的穿着沿途买来的,以及打土豪得来的各色花衣服……加上长途跋涉的劳顿,挨饿受冻的艰苦生活,个个面黄肌瘦,体力衰弱,不少同志拄着棍子。当时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自己像个叫花子,也真不算过分。特别是三纵队,收容了不少老弱病残的同志,还有女同志、家属、小孩,他们经过这样艰难的历程,吃的苦更多,更是衣衫褴褛,面有菜色。进吴起镇的时候,老百姓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开始还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主力红军,后来听说我们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凭着两条腿,爬雪山,过草地,涉江河,硬是走了二万五千里路时,人人都感叹不已。他们怀着深厚的感情,为红军筹集粮食、布匹,为我们烧饭、缝衣。伤病员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历时一年之久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
到吴起镇的时候,我们的背后还拖着一条“尾巴”——宁夏“二马”(马鸿逵、马步芳)的两个骑兵师还紧紧地尾追着我们。毛主席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我们的根据地,要坚决“切”掉这个尾巴。到吴起镇的第二天,毛主席召集一、二纵队的领导同志开会,部署了“切尾巴战斗”。他亲自向我们交代了任务,要我们在山川间布置一个口袋阵,让敌人钻进口袋后歼灭之。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梁起伏,大川沟壑纵横,地形很有利于打伏击战。我们在吴起镇以西敌人必经的一条大川中埋伏下,一纵队在正面,我二纵队在左翼。大家憋足了劲,准备狠狠打它一下。但这一仗收获不算大,原因一是敌人发现了我们有埋伏,掉头就跑;二来他们是骑兵,跑起来快得很,不容易追上。结果只消灭了大约一个团的兵力。我们的红军战士虽然经过长途跋涉,体力下降,但革命精神丝毫不减。特别是今天背靠根据地作战,更加斗志昂扬。战后大家觉得还有些遗憾,觉得只敲掉他一个团不够过瘾。这仗以后,这股骑兵再也没有跟踪,“尾巴”切掉了。
回到吴起镇,群众热烈地欢迎我们,镇上到处是送粮送衣的人,很令人感动。在这里,我们休整了几天,像回到家里,感到十分温暖。为了尽快解决部队的御寒冬衣,除了群众积极帮助外,也发动部队自己动手。我记得当时没收了土豪一批羊毛毡布,还发给了我一块棕色的,我自己动手,把它裁成三个筒子,一个做身子,两个做袖子,缝成一件毡衣。长征到陕北时,我还穿着一身夹衣。那时年轻,也苦惯了,不觉得怎么冷。第一次穿上这件相当粗呢面料的衣服,虽然做得不太高明,但很暖和,很解决问题。脚上又新穿了一双打土豪分的毡鞋,觉得很是不错。彭德怀同志看着我那样子,在一边偷偷笑我。我发现他在偷笑,便问他笑什么,他说我“汉人不像汉人,蛮子不像蛮子”,于是我俩开怀大笑。现在想起来,我那一身打扮也着实可笑得很。
从吴起镇出发,部队向甘泉进发。因为当时红十五军团指挥机关在甘泉下寺湾。在甘泉,我们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成立了西北军委。十五军团与一、三军团合编,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三军团也编入一军团为第四师。这时,我与李富春调到陕甘省委,省委书记开始是朱理治,后由富春同志担任,我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长,做了一个时期地方部队的工作。
1935年11月,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部署下,主力红军又进行了直罗镇战役。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歼灭我军。他调兵遣将,在合水、鄜县、甘泉、延安构成封锁线,妄图逐渐向北压缩,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西北地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在鄜县至合水中段的直罗镇,诱敌深入,集中主力,歼敌一至两个师。11月21日拂晓,红一方面军的一、十五军团分别从南、北两面包围了诱进直罗镇的敌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九师,经过激战,大获全胜,歼敌一○九师全部及一○六师一个团。当时,我刚到陕甘省委军事部,还人地生疏,连一个人都不认识,同志们也不认识我,只知道我是新来的负责干部。看到战斗打得激烈,我即带着陕甘省委军事部仅有的一个警卫连的几十个人,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的追击战。那时地方武装的装备很差,我们冲上去的时候,用的是一些破旧不堪的烂枪,回来时则换了缴获国民党正规军的好枪。指战员们都爱不释手地摆弄着,喜气洋洋。这一仗,正如毛主席所说:“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后,中央所在地移至瓦窑堡。12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红军主力东征奔赴抗日前线。鉴于红军主力都北上瓦窑堡附近休整准备东征,而南线苏区又扩大,地方武装蓬勃发展,中央决定由我们陕甘省委军事部组建红二十九军,由我兼任军长。我们首先抽调了宜川独立营两个连,中宜独立营和延安、甘泉独立营各一部,成立了四个连,以二十九军的名义在羊泉塬,中宜地区活动。1936年3月,在我陕甘省委军事部的主持下,在鄜县套通塬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当时只有五六百人。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是扩大兵源。由于陕北地广人稀,扩红非常困难,我们即在这一带的农村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青壮年参军。建立二十九军,主要是巩固发展根据地的需要,同时也是争取张国焘尽早北上的需要。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北上,主要是对形势估计右倾悲观,对北上建立根据地丧失信心,要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天全、芦山吃大米。中央到陕北以后,能站住脚,尽快地巩固根据地,扩大武装,奔赴抗日前线,就在实践上驳斥了张国焘的分裂理由,证明中央北上路线是正确的,以此来教育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争取张国焘尽早北上。另外,成立二十九军,从策略上来说,也是为了在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中,有更强大的武装做后盾。
二十九军成立以后,担负了南线根据地的巩固和向东发展的任务。二十九军在店头消灭了夏老幺红枪会匪帮,接着深入白区,以黄龙山为中心向东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剿灭土匪,阻止东北军、西北军向苏区进犯,配合主力东征。我们相继在宜川、洛川、韩城、合阳、白水地区开辟了游击区,并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决策,在东北军中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6月,北线榆林国民党二十二军一部准备偷袭瓦窑堡我党中央驻地,中央命令二十九军迅速北上,保卫瓦窑堡,保卫党中央。部队赶到时,中央机关已经撤离、迁往保安。奉中央命令,二十九军继续在东线活动,部队与东北军建立了秘密联系,使东北地区得到巩固和发展。为配合主力西征,红二十九军,开赴西线,一部到定边、盐池,一部到曲子、庆阳、合水一线,配合主力消灭马鸿逵匪兵,吸引胡宗南部队。同时开辟新的根据地,拔白旗,插红旗,逐步收复了三边、关中、庆环地区的一些县城,在这些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随着根据地的迅速扩大,中央决定将陕甘省改为陕甘宁省,省政府也迁至陇东环县。李富春任省委书记,我仍任省委军事部长,赖传珠任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