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草莽时代】
1843年，三次应试落第的秀才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851年1月，这个民间宗教组织揭竿“革命”，两年后演变为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国，势力遍及中国十省。
鸦片战争赔款已经让清政府勒紧了裤腰带，如今围剿太平军又使军费支出浩繁。与此同时，黄河连年决堤，清政府不得不兴修水利。财政窘迫，国库空虚，农民的赋税已经不堪重负，如果再横征暴敛，势必将激起更大的民变，一系列事件使清政府迫不得已采用了过去一直拒绝考虑的纸币。
历史事实证明，超发纸币就像一场赌博，嗜好赌博的政府常常输得很惨：轻则引起政局动荡，重则导致政权崩溃。因此，清政府对纸币发行的态度是谨慎的，认为纸币不宜作为国家正式的货币制咸丰七年的大清宝钞度，只能作为权宜之计。顺治年间，为平定明朝的余部，曾一度发行过纸币，但时间很短，数量有限，不久即废，此后清政府均未发行过纸币。
两百年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起义军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和黄淮一带，导致清政府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整个清廷岌岌可危，人心浮动。为了筹措军费，镇压起义军，走投无路的咸丰皇帝于1853年发行了名为“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纸币。“宝钞”以铜钱为单位，又称为“钱钞”；“官票”则以银两为单位，也叫“银票”。由于“宝钞”和“官票”可以相互兑换，“钞票”一词也因此产生，并沿用至今。
尽管发行时政府规定“银票即是实银，钱钞即是制钱”，但因政府信用缺失，清朝的纸币成为不可兑现的“政府白条”，再加上各地执行阳奉阴违和人为炒作，引发了通货膨胀，“钞票”迅速贬值，成为政府的累赘。
与官方发行纸币的失败相比，民间市场的私人钱庄和票号，以银票和钱票的形式发行的私人票据，则成为晚清最醒目的金融风景，这些“纸币”在局部范围内替代了白银和铜钱的流通，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货币领域呈现出白银、铜钱和“私票”并存的局面。可以肯定地说，晚清一度出现了货币非国家化的现象。
需要强调的是，或是由于晚清政府缺乏经济力量，或是偶然间实行了一种无为而治的管理，以至于在长达八十余年时间里，在货币领域形成了小政府大市场格局。尤其是私票性质的纸币发行，催生大面积的商贸行为，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商业发展。19世纪后，民间私人票据的使用，已经是普遍的现象，500两以上的白银交易，基本都采用钱票来结算。1841年，上海县就告示民众：大豆、麦子、棉布等产品的贸易，都需凭银票往来。
清政府发行的官票和民间市场发行的私票，构成了一种有意思的竞争，最终官票因无法兑现，在推行八年后被清理停用。一直到1905年，清政府主持的官办近代银行“户部银行”在北京成立，正式发行纸币，纸币才成为能够影响商业流通的货币形式。
一个时代的商业经济，必须有强大的资本为后盾。民间市场力量走出了传统的大政府垄断，以及对货币形式的探索，形成多样化的货币格局，让晚清的货币供应总量潜滋暗长，这也是清朝“同治中兴”形成“洋务运动”景气周期的原因之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某地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提出对于金融服务业的更高要求，这时，如果市场中存在阻碍，市场参与者会自己创造出适合需要的金融机构。但在鸦片战争前，除了钱庄、票号等旧式的金融机构外，整个中国都还没有一家银行。就在清政府为发行“钞票”苦恼不已的时候，香港、广州、上海先后出现了银行。
“银行”在英语中叫“bank”，据说其发音来自意大利语banco（板凳）一词。在既没有欧盟也没有欧元的时期，欧洲各国各自发行货币，做生意的人每到一个国家，就到街头找坐在板凳上专门为人兑换钱币的“黄牛”，这些钱币兑换商就是最初的“银行家”。此后，钱币兑换商除了兑换外，也开始做借贷、汇兑、票据等业务，由此出现了“银行”。
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金融也是玩得得心应手。1833年，英国政府赋予英格兰银行无限法偿资格，允许其发行货币，金融业随之迅速发展，到184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已有115家股份制银行。1844年，英国又通过“英格兰银行条例”，改组英格兰银行，令其获得独家发行货币的权力，这被普遍认为是真正的国家中央银行的开始。
时值英国与清朝签订《南京条约》，中国沿海的五口通商，随着英国殖民地“租界”的出现，银行这种完全新式的金融事物，也从西方输送到了东方。
最先渗透进入中国的是一家英文名为Oriental Bank的银行，这家银行成立于1842年，原名为西印度银行（Bank of Western India），是由英国和印度商人在印度孟买合资组建的，早期业务以鸦片押汇为主；1845年，西印度银行与锡兰（今斯里兰卡）的锡兰银行（Bank of Ceylon）合并，并将总部从孟买迁往伦敦，同时名称由“西印度”改为“东方”，显示其业务范围和经营重心已超出印度而扩大至远东，特别是中国。
同年，东方银行即到香港设立分行，对外营业，译名为“金宝银行”，不久就到隔江的广州设代理处，由于当地人没见过银行，都称之为银房。1847年，东方银行以“丽如银行”为译名进入开埠四年的上海，在“只有三名外国医生，律师们的脚步还没有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于外滩挂起了招牌，成为上海最早出现的现代商业银行；此后，东方银行又在福州、汉口、厦门、天津和澳门开设分支机构。
十分有趣的是，东方银行总是经常变换中文译名，在香港称为金宝银行，在上海称为丽如银行，在福州等地则称为东藩汇兑银行，因地制宜地换“马甲”。1851年，英国政府颁给东方银行“皇家特许状”，允许其在“好望角以东任何地区建立机构，经营兑换、存款和汇划事宜”，并同意其改名为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该行势力随之迅速扩展至科伦坡、加尔各答、毛里求斯、墨尔本、悉尼、新西兰、日本横滨、爱丁堡和南非等地，40多处分支机构遍及亚非澳三大洲。
东方银行在中国最初的主业是国际汇兑，为英国、印度、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提供金融便利，可以说，在洋行的鸦片贸易中，东方银行是黑色利益链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它的另一项业务是吸收社会游资，用于发放高利贷。它是最早为清政府提供政治借贷的银行，其中最为知名的借贷，是1874年贷给左宗棠的200万两“西征借款”，借洋债的经办人是胡雪岩，从此一个钱权的利益结盟走上了悬崖钢丝。
因为是“特许银行”，东方银行得到了英国政府的特别庇护和支持，“皇家特许状”甚至授予其在中国发行纸币的资格。东方银行因此成为在中国境内最早发行和流通纸币的外国银行。据资料记载，1847年在广东、香港发行的流通纸币达56万元，而19世纪50年代，上海市面流通的钞票也大都是由丽如银行发行的。它在远东的地位，正如当时的报纸载文所说：“差不多像英格兰银行在英国的地位。”
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纸币，必然会与白银发生兑换关系，相当于外国人用纸来兑换中国人的白银，然后又在中国就地投资，赚取利润，如此之大的金融黑洞，清政府竟然既没有制止，也没有过问发行数量和金属货币准备金，实在荒唐至极。
造币权是一个国家的神圣权力，充当价值符号的纸币，本质上是透支未来的钱进行投资，即使拥有百分之百的金属货币准备金，也等于把货币发行量扩大了一倍，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危险。尽管清政府自己没有滥发纸币，实际上却让外国银行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财富，鸦片战争以后错误的货币政策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丽如银行的兴旺发达，让眼红的英国其他银行接踵而至，纷纷到中国淘金。1858年7月31日，上海《字林西报》上发布了渣打银行的一条启事：“蒙董事会之许可，渣打银行本日在上海设立分行，行址在北门街。”在19世纪50年代，共有汇隆、阿加刺、有利、渣打四家英商银行在上海开设分支行。此后数十年间，被称为英商“小四行”的汇川、利生、利华、利升四家银行也来到上海，简单置个门面就挂出招牌营业了。
后几家小银行是趁着金融热潮创设的，它们的金库中空空荡荡，却打着资本金一两百万英镑的招牌开业。例如利生银行，名义上开办资本是200万英镑，但实际资本金只有17万英镑，连规定额的十分之一都没达到，只不过一副空架子而已。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期，长三角的地主豪富涌进上海租界，大量金银流入，地产价格飞涨；另外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棉输出受阻，国际棉业出现了一个投机的热潮，促使上海等对外商埠金融升温，由此酝酿了一个金融投机环境。随着英国对华贸易额不断上升，英资银行的势力逐日庞大，几乎独霸上海滩。
其他列强也不甘落后。1860年，法兰西银行选择上海作为其第一家亚洲办事处，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非英资外商银行，打破了英资银行“吃独食”的局面；而那个后来居上，且长期居于金融重要地位的汇丰银行，亦于1865年在香港建立总行后的第一个月在上海设立分行。汇丰银行的官方注册全名为“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中文译名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从名称中可见汇丰银行对上海市场的重视。此后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国的银行纷沓而至：1890年德华银行、1893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896年俄国华俄道胜银行、1899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1902年美国花旗银行先后到上海设点。
晚清时期，外国资本在华经济机构除了洋行外，主要的投资方向就是：造船、航运业；铁路运输业；银行金融业。此时的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外国资本家以上海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贸易融资，他们不断买地盖高楼，在外滩出现了一条被称作“万国建筑博物馆”的金融街。
租界内，各家银行最多的业务是接受华人的存款。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有钱人认为外国银行比钱庄安全，他们纷纷将钱款和黄金等贵重物品送到外国银行存管。在钱庄、票号林立的五口通商口岸，银行逐步撼动着钱庄的金融地位。老百姓很快适应、熟悉了这种金融“舶来品”，到银行开账户成了一件时髦的事情。人气和资本的聚集与提升，使当时的外滩很快成为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钱庄、票号都是商品交易衍生出来的金融机构。在以金银为主流货币的情况下，钱庄的利润空间在于对客户资金最大程度的占用，然后通过代管、放贷获利；票号则是在钱庄的基础上，为不同地区的资金调拨服务、汇兑。总而言之，钱庄以信用贷款为主，而票号以货币汇兑为主，通俗地说票号玩的是票，而钱庄玩的是钱。
应该说，中国的钱庄和西方的银行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甚至从银行身上能够看到钱庄的影子，然而是什么原因导致发展了千百年之久的钱庄，没能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呢？两者本质的差别在于：银行的目的不是方便货币流通，而是汇集资金投资获利。尽管钱庄、票号也会借助放贷赢利，但它们存在的基础依然是为金银货币的流通提供便利。
快速“滚大雪球”，上海的外资银行深知“让钱生钱”的职责。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影响了美国棉花的出口，引起了世界棉业投机狂潮，原本每磅2便士的棉花，价格陡然升至7便士，于是英国投机商对印度、中国的棉花趋之若鹜。据资料显示，1865年，仅从上海载运棉花到英国去的船只，就多达250艘。
英国纺织业因为需求大增而极为繁荣，很多进出口贸易洋行都在从事棉花投机买卖，英国金融业特别是海外殖民地银行也陷了进去。1864年，上海出现了金融投机活动高潮，当时几乎没有一家外资银行不从事汇兑投机业务，上海金融市场被搅得“日夜不宁”，汇率波动异常剧烈，利率也经常是在18%、24%乃至36%波动，从来不曾低于12%。
棉业投机带动着金融投机，事情就容易坏了。果然，美国内战的枪声一停，棉花价格应声而落。英国金融业参与的棉花投机失败，再加上纺织业不景气，又加重了金融业的灾难，使得贷款无法收回，股票行情大跌。
1866年，一场因棉花而触发的恐慌，最后形成金融风潮而在英国首先爆发，一年内倒闭了17家银行。很快，这股风潮从英国伦敦波及中国上海。立足未稳、资本薄弱、投机过多的英商银行都未能幸免于难：5月23日，汇隆银行倒闭!5月30日，利升银行倒闭!11月30日，利华银行倒闭!12月29日，汇川银行倒闭!暴风雨过后，当年的英商“小四行”，只剩利生银行咬牙硬撑，但到第二年的1月25日，它还是没能撑住，被迫关门大吉。一度有11家外国银行的上海，只有丽如、有利、麦加利、法兰西以及成立一年的汇丰这5家银行幸存了下来。
由于当时金融国际化程度尚低，未受影响的中国钱庄一旁看外国人的“棉花洋相”，却不知二十多年后，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为首，在上海坐庄囤积生丝，与洋行展开“生丝外贸”战，最终因投机失利使“坚如磐石”的钱庄遭遇挤兑风潮，只留下一地鸡毛。
1866年的金融风潮，是上海开埠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遭受的第一次金融风潮。受此冲击，包括大名鼎鼎的宝顺洋行在内的不少洋行破产倒闭，而向银行借贷的地产投机商，也因资金链断裂纷纷宣告破产，使上海租界的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动荡。
可以看出，在上海开埠的前二十年时间里，外资银行并没形成一股控制中国金融的势力，但这种势力已在酝酿之中，崭露头角的正是这场风潮中的幸存者——汇丰银行。
说上海的金融，汇丰银行是不能绕开的话题。它是由英国怡和、仁记、沙逊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和德国、波斯等国商人发起的股份制银行，所谓汇丰即“汇款丰厚”之意。它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将总行设在香港的银行。英国政府很关照汇丰银行，不仅将香港当局的政府存款放在汇丰银行，还给予其印钞的权利。但从金融风潮中活下来的汇丰银行，并非完好无损，大股东宝顺洋行的倒闭，几乎把羽翼未丰的汇丰拖死。这时另一大股东沙逊洋行站出来力撑危局，将沙逊家族经营的鸦片款项，全部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汇兑，才挽回危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