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4月，心痒不已的敏体尼也在租房上升起了法国的三色旗。不是职业外交家的敏体尼，在最初几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处理传教士事务，并没有急着找中国要“居留地”，直到一个叫多米尼克·雷米（Dominique Remi）的法国商人出现，情况开始改变了。雷米原本在广州经营钟表和酒类生意，在广州待了六年时间，他的买卖一直处于小铺子级别。中国有句古话“三十而立”，当时已经32岁的雷米颇为沮丧。1848年7月，雷米决定到上海试试运气。树挪死，人挪活，雷米见到敏体尼后，他的好运果然来了。
有了英国的先例，敏体尼依据中法签订的条约以及以法商雷米申请租地建洋行为借口，向上海道台提出在洋泾浜南岸的狭长地带辟作法国居留区，这块地皮东临黄浦江，处于英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地理位置绝好。
时任上海道台的吴健彰原本是广州的一个行商，他甚至还是美国旗昌洋行的股东，1842年花钱“捐”了一个候补道台身份来到上海，1848年有英美关系背景的吴健彰正式就任上海自开埠以来的第三任道台。对敏体尼的要求，吴健彰回复：同意在英租界内划出一块土地供法人租借，但是“贵领事应先征得英国领事的同意”。混迹于商场和官场的吴健彰深得晚清政治中让洋人互掐、“以夷制夷”的手腕，但这个答复显然是愚蠢的、不能让人满意的搪塞。果然，敏体尼毫不客气地说：“我将要求法国政府向北京朝廷控告你，你这种做法太不符合礼仪了，对于法兰西国家的代表，竟然提议租用属于英国租界的地皮，我强大的法国是向中国政府租地，而不是英国。”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来往信函中，敏体尼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对租地使用“居留地”（settlement）一词，而是最先使用了“租界”（concession）的概念。风行中国百年历史的“租界”自此滥觞。
没能替皇上解忧的吴健彰在上海道台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捂热就被撤调，他的下一任是原任浙江宁绍台道、镶白旗出身的满族贵族麟桂。1849年4月6日，麟桂以《上海土地章程》为蓝本发布告示：南至护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今西藏南路附近），东至广东潮州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南角，986亩土地为法国人的居留地。此外，告示上还加了一条：“倘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随至随议。”这实在是一个极其“添足”的条文，为日后租界的扩张埋下了伏笔。
敏体尼为法国在上海黄浦江边“拿到”了近千亩地，功不可没的敏体尼的名字，最后成为了今天上海西藏南路的最早路名。法商雷米也紧锣密鼓地开始租地建房，他看中了与领事馆毗邻的12亩地。谁知这块地竟然分属于12户人家，而且上面还有46间房子以及若干的坟墓和树木，这12户人家连成一气提出每亩地300两、每间房100两、每副棺材50两的高价搬迁要求，甚至连茅坑都要了几十两银子，这也许是上海史上最早的“钉子户”了。
这样的“狮子大开口”让雷米难以接受，他找到了敏体尼，敏体尼又找上海道麟桂，请他出面“协调”黄浦江边的这些“钉子户”。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在官府的威逼利诱下，“钉子户”们保住了房子，但以低价租让了洋泾浜南畔的2385亩地给雷米。1849年1月9日，支付了457银元后，雷米得到了土地的道契。纵观历史现场，每当民众与不法商人纠纷时，唯利是图的权势往往总是站在“钱”的一边，对外妥协、外内镇压实在愧为百姓“父母官”之名。
尽管出了段“不和谐”的小插曲，但雷米的商途却变得平坦起来。1854年，他调整经营项目，和侄儿爱德华·施米特（Edward Schmitt）合伙开办了雷米·施米特公司，专营丝绸进出口贸易，这是除鸦片之外19世纪中叶洋商最赚钱的买卖。当时上海出口欧洲的丝绸，最主要的流向就是法国。3年后，雷米成为了法租界的首富。
一个十分有趣而鲜为人知的小故事是，1861年，敏体尼将大女儿嫁给了赚得盆满钵满的雷米，不久之后又将小女儿许配给了雷米的侄儿施米特。叔侄成连襟，姐妹变侄嫂，敏体尼一家的中国之行可谓“鱼与熊掌”兼得。
功成名就的敏体尼回法国安享晚年了，雷米的洋行伙计爱棠（Edan）从一名领事馆一等主事一跃成为继任的法国领事。从1853—1863年就任期间，他做了不少事情。尤其是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爱棠与英、美国领事拉起了一支民兵级别的义勇队，这是租界间第一次开展军事合作，而租界也由此开始拥有装备武器的“警察”组织，也为日后公共租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租界当局在宣布武装中立后，同时联合通告改组海关，“代”逃跑的清政府征收关税，这一“代”就是近百年。但小刀会与清政府的“内讧”造成了租界混乱、商业萎缩，依仗停靠在黄浦江上的几艘战船，爱棠对这股城市游民和乡村农民汇集的小刀会有了怨言：“你们妨碍了我们，断送了我们的商机，让侨民每天处于危险境地。9个月来，我们耐心地观察着你们的造反，在我们看来，它并没有任何足以使我们尊重的政治性质，你们走开吧。”租界当局的立场开始转变。
1854年12月9日，小刀会和清军在法租界东北附近交战，法军出来拉偏架。黄浦江上的“高尔拜”号军舰两个小时内向小刀会阵营发射了140多发炮弹。5天后，法军正式向小刀会宣战。1855年1月6日，法军用大炮轰开城墙，联合清军进攻小刀会占领的县城，史称“北门之战”，小刀会起义失败。
这场战事是20世纪以前发生在上海规模最大、对上海城市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此前，无论是吴越还是三国两晋，虽然烽烟四起但都未及上海；上海建县后即使有元末农民起义或倭寇骚扰也主要是波及松江府和乡间小镇，明亡清军南下造成“嘉定三屠”，上海也安全度过，最近一次的鸦片战争中，英军据城抢掠也不过数日。而这次，前后一年半时间，炮轰火烧、城破人亡，县城内最为繁盛的商业区变成废墟砖堆。由此，上海的繁华区开始逐渐转移到城外的租界，改变了城市的商业结构。
一个“小刀会”倒下去，千万个“太平军”站起来。1856年，趁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英国与法国趁火打劫联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获得了几个通商口岸以及居住权等，但是通商口岸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贸易扩张，“华夷分居”的隔离，让中国人不愿与他们接触，结果是《南京条约》签署后第10年，作为通商口岸的福州和宁波常住外侨数量仍只有12人；即使在寄以重望的上海租界内，此时也仅有300多名外国居民。作为鸦片战争的胜利者，这样的结果是英国人颇为失望的。
军事上的失利虽然让清政府意识到“器不如人”，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使“天朝上国”的自信丝毫没有动摇。因此，两次鸦片战争间关键性的十几年中，清王朝几乎什么都没有做，饭照吃、朝照上，既不派人出国考察，也没有任何革新，连美国主动提供制船造炮技术，也被婉言谢绝了。最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是，自认为“骑射无双”的冷兵器军队成了枪炮下的孤魂，惊吓过度的咸丰皇帝也在逃亡中病死。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紫禁城，抢劫“万园之园”圆明园，最后还放了一把火。圆明园内的精华文物很大一部分被搬到了法国，拿破仑三世在行宫枫丹白露宫中专门辟出房间存放中国文物。中国皇家之园毁了，却在西方国王家里得到了再现。
房子被烧，东西被抢，总是“无辜并被迫”的清政府与英、法、美、俄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条约，开放潮州、天津、镇江、汉口等新一批港口城市为通商口岸。其中以“调停有功”自居的沙俄，胁迫清政府割让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为最大的赢家。于是，位于俄、中和朝三国交界之处，历史上一直属于中国领土的海参崴成为了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城名意为“征服东方”。1860年7月2日，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这座三面临海，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的城市，日后成为了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旧上海主体：租界与华界划分图原本就已没了遮羞布的“天朝上国”之脸面再一次被撕得粉碎。
小刀会起义平息之后，法租界召开第一次租地人大会，筹划共同出资在洋泾浜上建造桥梁等公共设施。不久，爱棠发布领事令，模仿英租界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在法租界设立“大法国筹防公局”（后改名为“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由他们处理并掌管租界内征收捐税及市政建设事宜，敏体尼的小女婿施米特等5人为首任董事，当然最终的权力都掌控在领事手里。
法租界内广告牌的设立、路灯加装、人行道设立、邮筒和自来水笼头的安置、公厕的建造以及绿化树木的栽种等，都需要经过公董局的批准。与英美的公共租界相比，法租界似乎很注重规划，1900年公董局甚至宣布新扩展的区域内，新建房屋都必须按照欧洲的习惯用砖头和石块，其他任何情况，都不准用木材和土墙建房。
1862年，上海的法国人达到了100人左右，他们中有半数以上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北上后留驻上海的士兵，这些士兵退伍后，留在了上海谋生，他们一般充当洋行职员，或从事巡捕、钟表匠、厨师、车辆出租人等职业。从此，法国人在上海有了独立的地盘，并以自己的风格开发、经营着这片“国中之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法租界也乘机扩张，分别经过1861年、1900年、1914年三次扩展界址，最终使法租界总面积达到151万多亩。
英法国家在利用租界扩大对华侵略的同时，也“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着上海，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移植到租界里来。19世纪中叶开始，上海这座设有华夷分界线的城市，既处清朝统治边缘、又远离欧洲，因此洋人可以不受束缚地做出些随机性举措。无论是卖鸦片的还是买白面的，所有的冒险家都可以在这里随意泼墨挥毫。正是他们注定了这座城市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