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5日，我们早饭过后直接被带到了摩加迪沙媒体中心。媒体中心里有电视台和电台。因为在之前了解到的资料中说这个媒体中心也经常会成为一些武装势力攻击的目标，所以早晨我们去的时候经过了层层安检，才终于得以进入大门。刚好遇见了索马里电视台的一位著名主持人（当然是向导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大堂碰上，他正要出外景，就顺理成章地跟他们一行人合影留念。然后我们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索马里电台和电视台。摩加迪沙媒体中心的内部环境和国内电台、电视台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非常简陋。
今天因为有内部人员的陪同，所以我们得以进入正在录制电台直播节目的演播室。我们旁观了节目的录制过程，还挺好玩的，和在国内的感觉很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又去了电视台，电视台工作人员特别热心地帮我们找到了来自中国的电视节目信号，当然这个频道我在中国没有见过，好像是叫F-CCTV，里面正在播放中国连续剧，而且竟然没有配音，直接就是讲中文的，大概面向的观众主要是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吧。不管怎么说，在异国他乡看到这样的电视节目还是感觉格外亲切的。
工作人员带我们去了一个资料库，里面保存着索马里电视台从1951年成立至今的大量重要的媒体资料，这种超乎寻常的待遇真是让我们受宠若惊。一位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老员工为我们放了一支来自中国的歌曲，那是索马里访华团在1986年从中国回到索马里之后录制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听到这首歌的一刹那，我们几个人都激动莫名。梁红在与他们交流时用了“超出我们想象”这句话，这真是发自肺腑的，试想一下我们当时的那种感觉，在一个饱受战乱困扰，贫穷、饥饿、满目疮痍的国家里，你一直紧绷的神经因为突然听到了一支来自祖国的歌曲而突然松弛下来。那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伴着我们长大的旋律，虽然唱歌的人中文有点儿不太标准，但是仍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感触和震撼。那种心情用语言实在难以描述。
说真的，只有来到异国他乡，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对你的重要性。我这绝不是唱高调，即使来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只要想到我们身后有那么强大的力量在支持着，我们内心就会产生极大的安全感。虽然这很虚幻，看不见也摸不着，但这确实是一种武器和防弹衣所不能给予你的安全感。
接下来，我们又参观了电视台里的各个演播室以及各个录制环节，采访了编辑、制片人、儿童节目主持人和正在现场参加节目录制的一些官员。虽然电视台的规模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有的功能职能非常齐全。
陪同参观的人跟我们介绍说，刚才参观时录制的儿童节目会在周五上午9点在电视上播出，我们也希望到时候能够见证一下索马里的电视节目制作是一个怎样的水平。我们以前也走过很多地方，并且在国内经营着自己的广告和传播公司，但是从没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媒体人。可是今天进入到电视台和电台采访的时候，突然觉得我们和他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原来我们也是媒体中的一员，这一重大发现让我们有了归属感。
从电视台出来之后，已经是当地时间12点了，时间很紧，我们被催促赶紧上车，离开电视台去机场。因为机场今明两天有非常重要的会议，对于索马里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会议。有很多领导人会在会上做一些发言，我们也希望可以以外媒的身份去采访一下。但是我们在电视台逗留的时间可能有点儿长，所以我们到达机场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照例须通过层层的安检，每个人被要求出示护照，然后搜身、搜包，甚至对我们乘坐的车辆也进行了爆炸装置的检测。总之是很复杂的一套流程之后，我们仍然没有被许可进入会议现场。也许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时间有些晚了。我们的向导跟机场负责会议接待的工作人员提议，让我们在会议室旁边的餐厅吃中午饭，但是这个请求同样没有被许可。整个会议区现在都已经被重兵把守，我们连下车透透气都不行。就这么僵持了大概有20分钟之后，我们无奈地离开了机场。
从机场出来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像之前在酒店楼顶俯瞰时所见的那些重型武器装备，包括一些很夸张的非盟战车，上面都装备着重型武器，同时有士兵在把守。这样拍战争片一样的景象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和平世界的人而言确实难得一见，感觉还是极为震撼的，但是我们却没办法真实记录下这一切，因为这里禁止拍摄。只要你举起了手里的“长枪短炮”，就会有人冲过来制止。所以我们只有寄希望于我们的车载神器——用吸盘绑在我们车上的摄像机。后来我们大概翻看一下，还是拍到了一些内容，真是幸运。在索马里这个地方偷拍有时候是必要的。刚才在过安检的时候，因为是女士，所以梁红被单独带到一个安检区。做安全检查的也都是当地的妇女，她们隔着外衣摸到了梁红贴身穿着的防弹衣，问这是什么，然后梁红就打开衣服拉链给她们看，她们看了之后表情没有丝毫的异样，看来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可能对她们来说，要是你没有穿这个东西才是很奇怪的事情。
机场这一趟行程可以算得上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饥肠辘辘的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家私人餐馆，餐馆的老板是向导的朋友，我们边吃饭边和他聊了起来。餐馆老板说，他的家人都在伦敦，他是从英国回来的，在摩加迪沙开了这样一家餐馆。这让我们联想到了酒店里的那个“黑老大”，那个家伙也声称是从英国回到索马里的。不知怎么回事，自从昨天见面之后我们心里对于那个人始终有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后话少叙，还是回到正题。这个餐馆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整个装修的感觉，包括整体环境和安保级别在索马里来说，应该是“first club”，这是他们喜欢用的形容词，也就是“头等”或者“一流”的意思。当然食物的水准比起我们在酒店吃的那些，也绝对堪称是珍馐美味！虽然我觉得他们的安保未必有我们自己聘请的安保好，但是就吃个饭来说，还是够用了。
向导为我们准备了当地的货币，厚厚的一沓，是准备结账用的。我们都以为要给很多美元才行，因为根据这几天的观察和经验，摩加迪沙的店铺通常更欢迎美元结算。这一方面是因为兵荒马乱，国际货币相对本国货币自然是要稳定得多；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索马里常年处于无政府状态，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央行负责发钞，市面上流通的索马里先令钞票都是使用时间超过20年的旧钞，而且在陷入战乱之前索马里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通货膨胀极其严重，随便上街买点儿东西就得准备一大捆先令（有点儿类似中国民国末期的金圆券）。这是我们第一次用先令来埋单，向导拿的这一沓钞票都是千元面值的，二十多张才相当于1美元，只够买一小瓶矿泉水。花这种币值极低的货币有一个好处，就是能体验一把挥金如土的感觉，吃完饭给服务生的小费随手就是二三十张“千元大钞”，太酷了！
当我们酒足饭饱要离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惊喜。餐馆里来了一群白种人，其中有几个还操着中文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就也跟他们打招呼，然后聊了起来。他们实际上是两拨人，其中一拨平时在摩加迪沙工作，另外一拨会讲中文的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工作，他们来到摩加迪沙这个地方是为了拍摄摩加迪沙二十年来第一家银行的开业典礼。
这时梁红想起来，今天我们在街上抓拍到的一张照片上就有“BANK”字样，真没想到竟然是第一家，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听这几个老外说，银行是5月12号刚刚开业的，主要的业务是储蓄和汇款，可以把钱从索马里汇到国外，也可以接收从国外汇往索马里的资金。不过这么多年了，索马里的老百姓普遍都已习惯了把钱随身携带或者藏在家里，对于银行这一“新生事物”还是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所以银行开业之初主要还是面向索马里的上流社会。
我们跟这两个白种人聊得很开心，因为他们会说一点儿中文，沟通起来自然是方便得多，加上我们用的相机又是同样的型号，共同语言越来越多。我们还交流了各自的拍摄利器，我给他们展示了车顶吸盘，他们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叫sun light的滤光镜。临别时我们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和他们在另一个地方见面。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全世界各地跑，所以真没准儿哪一天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我们就又碰面了。他们的下一站是乌干达，我们的下一站是乌克兰，真巧，都带个“乌”字。
回到酒店后，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还是想去第一天没能进入的那座剧院看一看。因为我们在出发前搜集关于索马里的新闻资料时，对于在那里发生的那起爆炸事件印象特别深刻（那里发生过许多次爆炸，我们所指的是最近一次导致索马里奥委会官员罹难的事件）。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向导，向导起初不同意，反复强调那里的危险性，但是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他终于联络到临时政府的官员，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便利（当然，花点儿小钱是免不了的）。
5月17日一早，我们终于亲临了爆炸案现场,还拍到了爆炸案的一些遗迹——遇难者的鞋子。我们问向导那次爆炸案的具体遇难人数是多少，我们在北京听说的是有两名官员。他说那只是官员的人数，总共约有20人在那次的爆炸案里遇难。
参观剧院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在此工作了40年的老人，他和他的妻子到现在还住在这里看守剧院。他曾去过中国两次，得知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之后，老人特别兴奋，放开歌喉为我们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居然还是用中文唱的。中非友谊在他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由始至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中索人民友谊万岁！”这样一句听起来如同口号的话，在当时、当地那个特定环境下说起来似乎很正常，就连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说了好几遍。
离开剧院，我们去了港口。港口重地，迎接我们的当然还是层层安检。在等候安检的同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非盟的官员，他说这里也在举行重要会议。他也曾经到过中国，到过长城，因此和我们聊得很愉快。
（所有的人都在告诉我们，禁止拍照、禁止拍照、禁止拍照！但是我们也挺不厚道的，车上架了两台机器，我身上还背了一个偷拍机，一直在拍。当然，我们并没有拍照，我们是在摄像。）
在港口里面遇到一个小朋友，梁红给了他糖吃。让人挺郁闷的是，小朋友拿了糖还追着她说：“One dollar，one dollar（1美元、1美元）！”梁红很无奈，跟他说自己没钱。
我们现在坐在港务局的外面，重要会议散场了，高官、政要从里面出来，每个人都带着保镖。很明显这些都应该是索马里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基本上都穿着民族服装，还拿着会议礼品。我们还注意到，他们也用平板电脑。梁红跟他们说：“中索人民友谊长存！”他们报以微笑和感谢。有一个人见我们拿着照相和摄像的器材，以为我们是外国媒体，就主动过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索马里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室的特别助理，你们想采访总统吗？”有机会采访一个国家的元首，这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于是我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希望能在明天或后天预约一个时间。
我们这几个人里英语最好的是梁红，而且梁红是女人，我们就瞅准了一个政府官员模样的女人，让梁红去采访她。还别说，女人和女人之间就是容易交流，通过采访，我们了解到，她为临时政府工作，而今天来开会的这些人，各式各样，有些人她也不知道来路，包括刚才这个所谓的总统办公室的人，她说索马里没有总统。她对我们解释说，虽然这里的人说着同样的语言，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相互之间会有纷争，派系斗争时常发生，甚至引发恶性事件。她告诫我们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可刚才那个男人的胸牌上确实是那么写的——索马里政府总统办公室，敢情这儿也有办假证的？这是这位女士的意见，她说那个人是不值得相信的。
一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下午吃完饭之后我们本来是和向导约好直接去银行的。但因为之前我跟我们的安保队长提过想去趟难民营和难民做一次深入的交流，所以中途他就带着我们去了那里。恰巧他的家人就住在那附近的社区，于是我们见到了他的孩子和他的妈妈。他妈妈做着相当于我们社区工作者、居委会主任性质的这么一个工作，看上去是个受过一定教育的女性。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难民营的事情，使我们受益匪浅。
从他们的话里能听出他们对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带有愤怒的情绪。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人，没有这些轰炸，没有这些战争，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难民营，很多所谓的派系斗争实际上背后都有境外势力的操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