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由很多因素决定，我想敏感可能是第一位的。我恰好是个敏感的人，而且生活处处给我荒诞。
证明自己
第一天报道的时候，门口武警拦住我，要证明。给单位打了电话，才被放进去。办公室开了一张证明，证明我是这个单位的人。但是武警再也没有拦住我要证明。一拨一拨的武警换来换去，有的陌生面孔偶尔拦住我。
问，干什么？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上班。
回答之后，上楼的时候，心里苦笑，我怎么能算这个单位的人呢？只是临时借用而已。那个证明我身份的证明不知被丢在什么地方。
局外人
2008年5月19日上午，快下班的时候，办公室通知下午两点在办公楼前一起集合，哀悼汶川遇难的同胞。通知时只通知了正式人员，我想到时自己一人默哀吧。下午1点40分早早来到办公室，两点的时候，楼下边人开始集合，排位置、整队行。我呆在楼上想起昆德拉的一篇小说《爱德华和上帝》，觉得开始那几段描写的就是我现在。2点28的时候，默哀开始了，楼下汽笛长鸣，我站起来，对着国旗，默默向死者祈祷。我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这也许暗喻了以后的路。
借宿的地方两年搬了三次家
在忻州两年时间，借宿的地方搬了三次家。第一次，是国庆节的时候，好好的楼房拆了，要修草坪。机关后勤管理中心在和平西路临时租了些房子，我随着杂志社搬过去。和平西路离单位很远。有五里多路，坐车不方便，每天步行四趟，二十多里。那是一幢刚竣工的大楼，临时办公，单位又大都没有钱，没有装修就那样搬了进去。前后楼盘相互之间离得很近，还有一些没有竣工。为了防火，或者什么原因，没有窗户，玻璃都打不开。一进去，就有股窒息的石灰、水泥和不知名的混合气体的味道。每天中午，一到下班时间，急冲冲往回赶，为了能多睡一会儿。晚上，回去之后，看门的老头咯哒一下把门从外边锁上了。他还同时看着几幢未竣工的楼。整个大楼里就住着我一个人，咚咚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我的脑海里出现无数恐怖电影的镜头。然后笑笑，进了住的那间屋子，呼吸着窒息的气味，看《我弥留之际》、《百年孤独》等现代文学。后来，大概又过了一年，也是一次假后回来，发觉单位大楼前的鱼池填了，几个工人正在上面抹水泥。过了几天，原来是鱼池的地方建起一座汉白玉台阶，上面竖了一根金属杆，用来升国旗。一下子有种沧海桑田的感觉。不知道以前那些金鱼哪里去了？国旗一直飘扬，没有见升过，也没有见降过。后来，杂志社又搬到单位对面一个院子里，我跟了去，想起战争时代的动荡不安。
把饭解决掉
刚来忻州，在机关后面一个灶上吃饭。老板兼厨师，胖乎乎的一个家伙，很爱笑。每天的饭菜没有一点油花，像日历一样苍白和重复，而且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吃饭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几乎只我一个每顿都吃。国庆节后，住的地方搬到和平西路，不愿意每天吃完饭再回多跑路，而且也实在吃腻了，便在半路找一小饭店或大排挡，把饭解决掉。在这些地方吃饭的人大多是民工和学生，洗碗的面前放两大盆子，把刚用过的碗筷放进其中一个水十分浑浊的盆里，摸布呼啦一次，再在另一个里涮一下，还滴着水就又端出来。老板们把饭上得很满，有几次看见端饭的人拇指插进碗里，开始觉得恶心，后来竟能隐忍不发了。每天东游西荡乱吃，几百天时间，每日三餐，吃遍了单位周围的小饭店。我知道了这个城市哪个小饭店的米线好吃，哪里的盖饭又便宜又量足，哪儿的饭店是正宗四川风味，各种有特色的风味小吃一一吃遍。而且，让我奇怪的是我喜欢吃的东西都不是忻州的，四川腊味、云南米线、武汉鸭头。每年正月初七上班。忻州这个城市大部分小饭店不营业。2009年春节过后上班，每天一到吃饭时间，就发愁去哪里吃。在县里的时候，这个时候单位上班并不忙，人们拜年、喝酒。在村里，过完二月二，年才算真正过完。可是城市没有多少人情味，也没有民俗味。我埋头电脑前，开始弄工作报告，规划这个系统全市一年的工作，这是一个单位每年最重要的一个材料。同时，心里盘算哪个饭店离住的地方最近。有时，想吃一碗面，得走好远。打车，车钱要比面钱贵好多。
寂寞如此庞大
新鲜感很快过去了，一心想的是怎么快点调下来，把家安顿住。忻州这个地方没有多少朋友，寂寞缠住了我。杂志社的那间房子兼做库房，每一期出来的杂志都堆在那儿，整整半屋子书。床下、柜子里、桌子下，都塞满了书。我喜欢书，躺在这些书堆中间，没有坐拥书城的感觉，有时会想，地震来了，往哪儿跑呢？没有一丝空隙。办公桌上有一台破旧的286机子，显示屏也打不开，古董一样摆在那儿，开始还擦擦，后来灰尘越来越多。公家的东西谁也不好扔，也不能卖，它只能摆在那儿，被尘埃淹没。同时被尘埃淹没的还有我焦虑的心。
2008年刚到忻州那个漫长又寂寥的夏天，在办公室呆得闷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站在楼顶上，望着天光云影和缩小了的汽车人群，觉得自己异常渺小，随时会消失在空气中。傍晚的时候，单位人们下了班，一辆一辆小车鱼贯而出，院子里一下空旷起来。人们三三俩俩结伴回了家属院，过一会儿，换上裙子、短裤等随便的衣服，出来溜狗，一大群人围在一张石桌前打扑克，不时发出争吵和大笑，他们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下了班同事或同事的孩子经常用单位的电脑玩游戏，习惯电脑写字和网络的我像缺了手脚，去一个住在文印室的老乡那儿蹭电脑。一次喝了酒后，老乡说，你以后不要老来我这儿玩了，影响睡觉。以为他开玩笑，但他说完话之后一本正经，还有种翻脸也不怕的表情，我大窘，不知道他想说这句话多长时间了。狗一样溜走。去网吧，都是些小孩子们在打游戏、看电影、聊天，去了两三次，不再去了。晚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被异常放大，每天去广场上散散步，天黑的时候，和一大群民工、流浪汉坐在广场的栅栏上，屁股下垫一张散发的广告纸，看大屏幕电影。一个夏天，演过些什么电影，一个也记不住了。后来，发现这个城市有一个迪厅，花五元钱门票进去可以一直坐到十一、二点。要一瓶啤酒或饮料十元钱。便经常去那儿。到了九点，场子里人就多了，一大群男男女女站在舞池中间摇头呐喊、狂舞，我静静地坐在吧凳上，看这些疯狂的人，有时也想下去跳跳，可是不会跳，也比那些疯狂的年轻人大了许多，不好意思下去。整个夏天，一直静静坐在那儿，坐着坐着感觉时光飞逝，自己真的老了。搬到和平西路后，晚上不加班的时候，回去时慢慢溜达着，从不同的大路小路回去。其中有一条路过忻州师范学院，每次从那儿走过的时候，总是怀念自己的学校生活。看着结伴而行的一群群学生，恨不得自己缩小多少岁，加入到他们中间。有时，实在寂寞得慌，胃里也空得慌，希望找一个人去酒店里坐坐，酩酊大醉，可是没有合适的人。一次，在快到那幢楼的十字路口，看到一辆小车停在路边，几个男人把一个女人的腿往车里面塞，女人穿着一件绿色的夹克，拼命挣扎，后来被塞进去，车走了。我想，是绑架还是逃婚，或者什么？应该去报警。但我的视力，没有看清楚那个车牌号。而且觉得这个城市和我实在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每天注意新闻和小道消息，好多天也没有听到凶杀和绑架的消息，才感觉好了些。
回家的路
忻州的秋天短的像乌龟脖子，一眨眼就冬天来了。每个星期一早上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黑暗还很粘稠，风嗖嗖的像磨了一晚上的刀子。路灯还没有亮，我脚步匆匆地赶往汽车站。白炽灯惨白惨白，照在睡意朦胧的售票员脸上，像蒙了一层白纸。车还没有来，几个买好票的人把手插在袖筒里不停地跺脚。
“忻州。”
“二十六。”
他们并不抬头，只是机械地把手伸出来接过钱，在电脑上打出票，然后再递出来，像机器人一样。
有一个月，我们经常加班，尤其是一到星期五越想回家，单位越忙。好不容易捱到工作做完，领导走了，打车到汽车站，没有车了。妻子在那边打电话，坐上车没有？没车了。五岁的女儿在电话那头哇一下哭了。挂了电话，望着绽放的霓虹灯和一群一群急匆匆的行人，感觉异常寂寞和凄凉。街头那些扇着扇子说说笑笑卖羊肉串的异乡人，散发着粉红色灯光发廊里打麻将的小姐，都成了我羡慕的人，他们的生活艰辛和卑微，但有一帮子人一起和他们一起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或许在藐视整个世界。有个星期五加班，熬了半晚，星期六继续忙，傍晚才回来。女儿生气了，不理我。晚上饭也没有吃，搂着美羊羊布娃娃在一块小地毯上睡着了。看着她孤单可怜的样子，觉得自己很虚弱和无奈。每次回到家里，女儿总是问，爸爸，你什么时候能调回代县来？前几天，女儿忽然问我，爸爸，你和妈妈都不在的话，我跟谁？我说，爸爸妈妈肯定有一个带你。她说，你们要是死了呢？我跟谁？我愣了一下，说，怎么问这个问题？她严肃地说，只问这一次，以后再不问了？女儿这么小，竟然有了这样一种沧桑感。
写材料的小杨和写小说的杨遥
昼与夜在我的生活中分开，白天，我是一个面带谦和微笑的小公务员，还是借调的，写别人的讲话，别人单位的总结、计划、汇报等等。晚上，我在小说里建立自己的王国，杀人放火、蒙面剪径。我泾渭分明，白天付出劳动，挣工资养家。晚上经营自己的世界，自由飞翔。但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好多时候，并不能按时下班，熬通宵也是经常的事情。我们经常看到XX年的大事、喜事多，这就意味着这一年的活动多，材料也多。这么大的一个单位，没有几个人愿意动笔，而且也没有几个人能写出来。写着写着，对节假日有了恐惧症，因为几乎每个节假日都要开展活动，从年初的元宵节、到清明、七一、八一、国庆、中秋、元旦、春节，别人过节我们忙。再加上一些重大事件，写完一个又一个，整个单位的材料洪水一样向我涌来，上班时间就像钉子一样钉在电脑前，生活变得比高三生活还紧张。
大部分时间都是给别人写东西，给自己写只能抽时间。把闹钟上到六点，只要单位不太忙，就起来写小说。八点多去上班的时候，单位还有好多人没有来，来了的有的还没有吃早饭，而我已经为自己工作了两个小时。有时候半夜有了感觉，四、五点就起来写。经常写着写着，闻到一股血腥味儿，有时早上起来流鼻血，边用水洗边充满悲壮感。每个星期天，只要不加班，就把手机关了，在家里写东西。女儿想让我陪她玩，我总是对她说，等爸爸写完这点儿和你玩。女儿不一会儿跑到电脑前，指着屏幕问，写完这一点？写累了，我把女儿举过头顶，抱着她转几圈。后来女儿变得非常懂事，说电脑是爸爸的，我写东西的时候几乎不过来打搅了。
但有一次忽然说，要是停电就好了。
爸爸可以陪我玩。
我听了很不是滋味，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
生活以一种异形的姿态出现，写小说的杨遥和写材料的小杨是两个人，有时白天在单位有人叫杨遥，感觉非常陌生，好像是在叫另一个人。以前读卡夫卡，评论家说这是荒诞小说，自己也觉得荒诞。可是现在，却感觉他笔下的生活非常真实，那个去城堡的土地测量员K，根本不可能顺利到达城堡，世事就是如此艰辛。忻州就是我的城堡，我就是那个土地测量员，这不到一百公里的距离我足足走了二年，大概走了两万公里，还走不进来。在这种环境下，人非常容易异化。有段时间我经常胡思乱想，盼望发生一场大地震一切变为废墟，也希望碰上各种各样的歹徒自己当个英雄，甚至希望自己坐的车发生车祸。这种压力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并没有多大差别。
黑夜加班，熬到四、五点钟，回到杂志社，躺三、四个多小时，到了人家上班时间，赶忙起来收拾收拾，走在路上脚还在飘，又得投入紧张的工作。常常想起周润发主演的《英雄本色》中的一个场景，小马哥在纽约开餐馆，黑人欺负他，有一次把一盘炒米倒在地上，让他吃了。小马哥跪在地上，双手捧着米饭吃了。站起来几拳把黑人打趴下。十年前看的这部电影，这个细节竟然这么记忆深刻。我写下一系列反映这种生活的小说，《风从南方来》、《今天请你吃大碗面》、《怀念金鱼的夜晚》、《留下卡卡，他走了》、《大街上的人来来往往》、《从明天开始好好爱你》、《你到底在巴黎呆过没有》……生活以这种方式给我提供了素材。而且，我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卡佛，他笔下那种落魄的人物和我以及我接触的人根本没有区别。每个星期一和我一起坐早车到市里的人，大多是去市医院看病的人，他们夏天也穿着厚厚的衣服，裹着头巾或戴着帽子，但看起来还是轻飘飘的。有时，为了省钱，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我排一个小时队买火车票。坐在火车上，这种感觉更明显，大概所有没钱赶路的人都来坐火车，我见过形形色色可怜的人。我发过一个宏愿，等我有钱了，修一条北京到太原的专列，专门拉没钱的人，车上免费提供茶水、饮料、伙食，放忻州北路梆子和二人台。
文学让我看见了光。尤其在心情异常烦躁和忧郁的时候，读着喜欢的书渐渐心平静下来，从当前的琐事中挣脱，在冥想中构筑着一个一个美好的世界，现实消失，自己仿佛成了一缕清风或一片白云，融入自然世界。生性敏感和生活的荒诞，使我的小说有了自己的风格，我渐渐地看见了路，尽管路上有浓重的雾和未知的陷阱，可我知道那是真真实实的路。因为文学，我呆在忻州这个小小的城市认识了全国各地好多好多的朋友，他们有些人生活在大城市体面地上班，有些人四处流浪衣食不足比我处境还糟糕，我们在文学的光下面一起取暖，用文字维护着做人的平等和尊严。因为文学，我确认了世界上真的有精神独立的男儿，有天使般美丽的女孩，在这个什么都日渐萎缩，什么都冒牌做假的时代，他们纯粹地活着，像真正的人一样活着。文学没有改变我的处境，也没有使我变得更加强大，可是文学使我内心越来越平和，使我感觉越来越灵敏，我能听到树的声音，我能看到风的影子，我能感受到一种力量在心中拔节生长。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许多有理想有信念的人，和我一起在路上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