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姚远同学常常会因为人力三轮发生争执。“人力三轮”成了他生活中最敏感的词汇之一，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一提到它姚远就不认我这个班主任了。你会说我在上纲上线，至于么，不就是一辆人力三轮吗？的确，就是一辆人力三轮，但你得承认，生活中的琐事完全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乃至起到极端的作用。比如我自己，就对本市的人力三轮持相当复杂的态度。我对它通常怀有戒备，甚至恐惧。
那是我工作的第一年。除了抽象的地理概念，我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来学校匆匆报过到后，我打算回一趟老家。因为急着赶车，我想打的去车站。偏偏出了校门找不到一辆出租，正东张西望，神出鬼没地驶过来一辆人力三轮。车夫是个彪悍的男人，眉毛胡子浓黑，满面油光可鉴。先生，要人力三轮吗？他迅速把车子停在我面前，向我展示了他的肌肉发达的胳膊。很快的，他说。我别无选择，盘算着两块钱到车站还是挺划算，打的要六块呢，而且这师傅蹬得的确也卖力。我们一边向车站行驶一边聊天，和我猜测的完全吻合，他原来是杀猪的，因为现在屠夫越来越多，大有超过生猪数量之势，才不得不改行蹬三轮。他对这一行很满意，用他的话说，是无本生意，不就出点力气么，留着也在老婆身上耗掉了，现在多少还能挣壶酒钱。
我们聊得投机，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当时甚至希望车站遥遥无期，就这么一路走下去，一路聊下去。到了一剪梅超市门前，车子突然停下了，一点先兆都没有，由于惯性，我和怀里的背包差点一起栽下车去。车夫下了车，抓着车把让我下来。我脸上还挂着刚才的笑，我想他很可能在和我开玩笑，他是一个不乏幽默感的人。事实证明是我的幽默感过了头。他指着前面不远处的车站和来回巡逻的交警，说车站就在前面，他的车子是个没牌照的黑户，所以只好到此结束。我表示不能理解，我去的是车站，不是一剪梅超市。说好的。车夫突然不耐烦了，猛地一拍车头，十二分严肃地说，下来！我是想到了他曾是个屠夫才下车的，但又不打算示弱，只给了他一块钱，“行百里路，半于九十”，我只能给他一块钱。这时候车夫彻底回到了过去的职业习惯中，两眼瞪得溜圆，胡子眉毛头发一起抖起来。我见过杀猪的场面，屠夫一般都是以这种神态热身的。他抛弃了所有幽默和友善的好品质，像面对一头束手待宰的猪一样对我大喊，少一分钱你都走不掉！这是我来到这座城市第一次遭遇恐吓，路上的行人近于不见，本市市民还沉醉在清早的梦里。我一时间忘了与邪恶之风作斗争的勇气，尽管嘴里嘟嘟囔囔，还是顺从地递上了另一块钱。
那天早上差点就错过班车。到了车站门口，标有“连云港”字样的汽车已经出了站门，我大声叫喊让它停下，它不听，我只好抱着包跟在后面追，边跑边叫，追了近五百米司机才从后视镜里看到我。在车上我心情一直不好，那车夫把我气坏了，以致两个多小时的旅途中我第一次没有犯晕车的毛病，我把晕车这事给气忘了。也就是说，从客观效果来看，车夫消除了我晕车的痛苦，但他留给我的负面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从那以后，我一个人时从不坐人力三轮，看到面目峥嵘、眉须奔放者更是躲得远远的。有时候我还会极端地想像，如果人力三轮载着我一直走下去，会把我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想不明白，也看不清楚，因为那车一定会驶进漆黑的夜里，那样一来，结局就更加难以预料了。
刚刚说过，我对人力三轮的态度是复杂的。像做生意一样，“无商不奸”几乎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共识。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大老板一定是像大鲨鱼一样狡猾凶残，但我们看不见那些跨国交易中间暗藏了多少机锋和惊涛骇浪，因此“无商不奸”常常并不针对他们，而是针对每天为块儿八毛的小钱奔波的小商小贩。他们的小买卖整天在我们眼皮底下进行，稍稍玩那么一点花招就像浅水河里的鱼虾，直视无碍。我相信许多貌似科学和精确的出租车计价器也存在疑问，他们赚的稀里糊涂的钱一定比人力三轮要多得多，他们人品也不会比人力三轮车夫好到哪儿去，但是我们能够容忍，并且信任他们，心甘情愿地把钱夹向他们敞开。而对三轮车夫，那些靠出卖两条无可奈何的老腿挣饭吃的车夫，我们却一个都不宽恕，到底是为了什么？
若干时间来我都在思考这一问题，并请教了几位在社会学方面造诣精深的老教授。他们语焉不详（也可能是过于深奥，我没能理解）之后，通常会以右手虎口处支起光亮的脑门，沉重地说一句：这的确是存在于发展中城市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一个大的社会问题。既然社会学专家都不能说清楚，我的一篇小说显然也无济于事，我只是想让大家听几个有关人力三轮的故事。
他们把我们的生活放在身后的坐垫上向前跑。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些坐垫突然抽掉，就是说他们突然消失，我们的生活将会怎样？我们的生活将会像气球一样被悬在半空，没有足够数量的出租车来接应，我们的双腿又不能在瞬间按照意愿迅速增长，结果就再明显不过了，我们的生活从空中摔下来，瘫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