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040720。
在封建官场，同僚或上下级之间的送往迎来，作为正常的人际交往，本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是，在吏治败坏的大环境下，这种官场迎送往往变成一种真正的灾难。
曾经在道光、咸丰年间担任过知府、按察使直至署理巡抚等中高级官职的张集馨，在其笔记和书信中，就屡屡无奈地慨叹自己的从政岁月，“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道咸宦海见闻录》，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同上书，83页）他在自己的衙署里写过一副对联：“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同上书，82页）可以想见，冠盖迎送，酒醴笙簧，成了官员们“最忙”的头等“要政”，他们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办正经的公务？
这种官僚之间的送往迎来，究竟要耗费多少物资和精力，我们可以看看张集馨在他的自叙年谱中所作的一段具体的描写：
孔道，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等在官厅迎接，俟各官回署后，差人遍问称呼，由道中幕友写好送到各署，看明不错，然后差人送至官客公馆，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谓道中悭吝。戏筵散后，无论冬夏，总在子末丑初。
次日，过客起身，又往城西公送，并馈送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程仪在外。
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
清代官德丛谈清代官场迎送何以成灾春秋年节，又须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县之进省者，皆是戏筵；满城协领、绿营参游，亦于春秋延请一次。如十天半月，幸无过客滋扰，道中又约两司、盐道在署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道咸宦海见闻录》，79～80页）不但对于现任官员，必须迎送如仪，戏筵招待，盘缠相赠，就是已被革职的高官过境，也得小心伺候，不能有半点疏忽。因为这些人大多有靠山，说不定什么时候，在关系网的帮助下官复原职，所以不能不先留一条后路。张集馨就讲过在任福建汀漳龙道时接待在鸦片战争中被革职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的情形。这位已革总督在返乡途中“道经漳城”时，竟然带了“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每天供应这些人“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这位下台总督一住就住了半个月，在这期间，从二月初一到初十，天天都有“杠夫”抬着行李、辎重通过，“每日总在六七百名”。张集馨觉得有点奇怪，细一打听，据知情者透露，这些东西，有不少是这位已革总督的仆从和营弁，“包揽客商银标及各样货物，得资运送，皆借驿站夫马，既无运费，亦无盗劫，商贾何乐不为，不过驿站受累耳！”（《道咸宦海见闻录》，65～67页）这种官场迎送之弊，决不是张集馨一个人的特有经历，也不是仅仅风行于道光、咸丰年间，而是清代封建政治的一种痼疾顽症。事实上，早在顺治年间，它就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顺治十四年九月（1657年10月），南赣巡抚佟国器上疏，报告保昌县知县白可久“因冲邑艰烦，屡受使差凌辱；又为派征西船只粮料等项，支吾无术，忧激自刎”。奏疏中还痛切地强调：面对无穷无尽的支应差使，“有司疲于奔命，勒索过当，除自尽之外，几无长策”。可见白可久的自刎，并不只是孤立的个案。对于这件事情，顺治皇帝下了这样一道谕旨：“向因各省驿递，有差使勒索等弊，已屡旨禁饬。近见州县官有自尽者，动称为此苦累。或实缘钱粮不足，供应不能及额；或委系使差额外勒索，肆行陵逼。如此情由，皆当详察真实，作何协济清厘，以绝弊窦；作何严行禁治，以垂永久，尔部即会同各该衙门详确议奏。”（《清世祖实录》，卷111）官员之间送往迎来所反映的种种恶风陋习，严重地败坏着社会风气，极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也明显地消减着封建政权的统治效能。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不得不对这种现象进行禁止和整顿。翻开《清实录》，严厉指斥和禁阻官员之间“迎往送来，交际馈遗”、“馈送燕会”、“聚饮成风”的上谕几乎史不绝书。有的说：“抚按旧习，迎送往来，交际馈遗，实为可恨。”有的说：“各衙门官员，拜往宴会，旷职营私，明季弊习，深可痛恨。著都察院严行禁饬，有故违者，该城御史呈报纠参，隐徇者并治。”有的说：“抚按旧习，交际馈遗，实长贪渎，以后除文移会稿外，不许交相馈送。其各院承差人役，止许用二十名，以备奏。除紧要重大文移外，不得擅差扰累驿递，违者重处。”还有的说：“馈送燕会，已经屡旨严禁。如有不遵，著科道官指名参奏，从重究处。倘别经发觉，科道官亦著一并处治。”有的上谕甚至规定，御史出巡，必须“减驺从以恤驿困，禁铺设以纾民力，拒参谒以杜逢迎”，“如不恪遵力行，一经发觉，必行重处”。真可以说是三令五申、警钟长鸣了。这些谕旨，态度不可谓不坚决，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非但禁而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一位敢说真话的官员、顺治朝后期任职刑科给事中的任克溥道出了答案。他在一份奏折中说：
有司十分精神，三分办政事，七分奉上官。迎送细节也，有因失而受辱者矣。参谒屡禁也，有渐远而获谴者矣。馈送严饬也，有以奔竞之疏密定官评之优劣者矣。有司精神有限，竭尽心思，弥缝上官之不暇，而何暇于政务乎！（《清世祖实录》，卷118）这大概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官员们只是一门心思地巴结逢迎上司，以谋取个人仕途升迁为最高目标；如果上司使迎送有失及疏于参谒的人“受辱”、“获谴”，又一味根据“奔竞之疏密”来定“官评之优劣”，那么，禁止“迎送往来，交际馈遗”的谕旨发得再多，话说得再严厉，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事实是人们判断一切的最重要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