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政治学校一直办了三年，完成了国家制订的三年普法及历史教育使命。政校工作结束后，我回到了宣传科负责一些大面上的宣传工作，比如两周出一份简报，半个月准备好近十篇厂宣传黑板报栏的文章，每天中午两个小时的食堂宣传广播等。实话说，我感到这些宣传与工人的关系不大，工人们基本上都不感兴趣，我只是为工作而工作，感觉不到工作带来的激情，甚至还不如借伞室的工作。在政治学校，也是直接面对工人，我的讲课工人很爱听，都可以有互动。可是这宣传科的工作，感觉工人对此就没一点关注度，甚至连同样是科室部门的行政科室也轻视政工部门。因此，开始到宣传科工作那段日子，我总是难以对这一新工作产生激情，很难将自己投入其中。
一次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我改变了对宣传科的看法，也改变了这种脱离现实，为宣传而宣传的工作模式。
那年的3月11日，火柴厂发生了一场灾难。
那天下午，办公大楼里少有的安静。
原来当天下午，全局系统召开企业领导干部大会，所有厂级领导悉数去了。大领导一走，一些科室的小领导也趁机说有这个事、那个事，都出去了，办公大楼里显得人少了许多。
两点左右，突然厂区方向传来救火车拉起的警报声。由于这类警报声在厂内会隔三差五地响起，不管哪个车间只要一起火就会拉响。火柴的药头是最容易起火的，在生产过程中火柴头和机器的偶然碰撞、摩擦都会引发火警，老工人们都反应很灵敏，一见起火，首先是逃离，随后是报警，火一熄警报声也就停了。因此，在火柴厂待久了，你听到这种警报声音是不会大惊小怪的。但这一次不同，警报响了许久还是不停。过了一阵，听见办公楼里有人急急在呼叫：“装盒车间火灾！装盒车间火灾！”听到呼喊，大家都纷纷冲出大楼向厂区方向跑去。
我也不自觉地离开办公室向生产区方向跑去。还没到生产车间区，远远地就看见整个装盒车间四周的窗户都在向外冒着烟。车间大门口围满了人，除了厂里的消防车外，另外附近也有好几辆消防车已经赶来增援了。我一愣，这架势自进厂以来还真没见过。我的心猛地紧张了一下，还没到车间边，就见消防人员从冒着呛人的浓烟的车间往外面接连抬了好几个人。我脑袋轰地一下，猛地想到了是周玉清，她就在这个车间啊。我快速地往前走，见一个熟人就问一个熟人：“看没看见周玉清？看没看见周玉清？”一连问了七八个人，都说没看见。却有人反而说刚才已用救护车拉走两批人了。这一来，我更加着急，我继续见人就问，见到装盒车间里的人我会问得更仔细。终于有个周玉清同车间的人告诉我说，周玉清当时没在车间，起火时她刚巧上厕所，她看见了周玉清。我这才缓了一口气，忽然想起了什么，赶紧又回到办公室，给局里打电话，查询领导们在哪里开会。局里留守人告诉我会场在瑞金大剧场。我又赶紧查询114瑞金大剧场的电话号码，打到瑞金大剧场，让剧场人员迅速传达到会议主席台，并通知火柴厂的书记、厂长即刻回厂，厂里出事了。不一会儿，李书记回电问怎么回事，我简单地把看到的情况汇报了一下。紧接着，局长办公室来电话询问，我又把刚才说的话重述了一遍。
伤员一个一个地被抬出来，又立即被送去医院，而且不止一家医院。到底有多少人受伤谁也不知道，现场乱哄哄的根本没法统计，车间里的烟还在往外冒，不时还有人在问：车间里还有没有人？谁也不敢肯定没有人。消防队员戴着面罩进去搜了几遍也不敢肯定地说没有人了，因为里面一片漆黑，手电的能见度只有很短的距离。
各种有关死伤人数的传言在厂里飞快地流传，整个厂区沉浸在一片恐慌和悲伤之中。
李书记和厂长回到厂里没进办公室，而是即刻赶往医院。直到傍晚时分，李书记从医院回来，才了解到一些准确的数字：重伤四人，其中一人还处于危险中，受伤近二十人，有些轻微伤的人经处理后自己就出院回家了，只有十二人依然住在医院治疗观察。
除了厂医务处和工会的一些干部留在医院负责联络外，厂领导们都先后回来了。时间早已经是过了平时的下班点，但此刻，所有在厂的科室干部没有一人回家，都静静地沉默着等待着书记、厂长的命令。
“开会！”
一个声音迅速传到了各个办公室，大家自觉地聚集到了厂长办公室周围，而没有像往常那样去会议室。厂长室外面的走道两边全是各科室的人，科长们站在最靠近里面的地方。
此刻，奇怪的是那个老资历的“三八式”正厂长没了攻占孟良崮的勇猛，他坐在椅子上支支吾吾了几次也没支吾出个名堂来。这时，只见刚作为第三梯队培养对象、不久前才被提为副厂长的原团委书记彭亮站起来说话了。他说：“现在要立即组成几个小组：第一，事故善后小组；第二，家属接待小组；第三，厂区安全保卫小组；第四，恢复生产小组……”他思路明晰、条理清楚地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方案，并进行了分工安排，同时强调，各部门各科室都要抽调人员，服从统一安排。彭亮的话一讲完，老“三八式”厂长才连连点头称是，并强调就按彭副厂长的安排执行。
当天晚上八点多，区长、局长就亲临厂内检查。所幸的是在彭亮的安排下，厂里各个小组都在有序地进行着工作，整个办公大楼内灯火通明。领导听了汇报，对灾后厂里及时有力的工作安排给予了肯定。
这天晚上，厂办公大楼每个窗口的灯都通宵亮着，这是我在火柴厂多年来唯一看到的一次。
这天晚上，我也几乎没睡，我在收听着各方面的信息，思考着宣传工作应该怎样发挥作用。
第二天一早，厂内生产没有正常恢复，厂区内到处是三五成群的人。他们讲述着自己昨天在火灾中如何如何勇敢，传说着谁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消息。很快确切的消息来了，一名重伤病危工人经抢救无效在凌晨去世，但传言说又死了好几个人。
我突然想到应该把真相快速地告诉大家，这样谣言才会不攻自破。我立即去找了宣传科的白科长。他已经被抽去事故处理小组了，这是个难啃的工作，尤其是有人死了以后的处理。我向白科长谈了自己的想法：“宣传科要出一份快报，每天及时准确地传达真实的消息，以堵住谣言，安定工人们的心。”白科长听了大声说好，快速商量后决定：把两块活动的黑板临时放在厂门口，每天及时更换内容，甚至还可以每半天就更新一下内容。总之，就是工人们在议论什么、关心什么，我们就回答什么、报道什么。
至于报头，我就冠以“每日新闻”。
白科长立即让人替我找来了两块黑板抬到厂大门进口处，找了个恰当的位置安放好，刚够我站着和坐着写字。他说：“江自立，这件事就交给你，我顾不上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拟完了草稿，绘制了板报题头，第一时间发布了当天凌晨一位病危伤员工人去世的消息。接着我还公布了其他一些受伤人员的名单、伤势情况等。一时间“每日新闻”前挤满了人，一批又一批。
从这天起，我每天都公布来自医院的消息，报道伤员康复情况，还亲自去医院采访伤员。一篇又一篇真实、生动、及时的消息吸引了全厂工人和干部。
那时，我最喜欢看到的景观就是“每日新闻”前围起的人墙。
也就是从那天起，所有的小道消息都不再有了。
“3？11”火灾促使了“每日新闻”的诞生，“每日新闻”让我对企业宣传工作产生了激情。我将自己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宣传工作中，使原先高高在上的企业宣传工作有了生命力，因为它开始关注工人、关注工人们所关心的事情。我经常会带着工人们关心的问题采访厂长，追寻热点。我俨然成了厂里的记者，每天拄着拐杖在各车间、部门寻找新闻。
之后，“每日新闻”成了厂宣传科一个拳头产品，我一直坚持写了好几年，直到离开厂之前。而且公司宣传处还曾经专门组织过系统内的各企业宣传干部前来学习取经，从而使它成为企业宣传工作改革的一项试验，并在全系统各企业推广。
这个冬天的寒潮来得特别早，还没有入九，就开始结冰了。
春节前的一天，周玉清来告诉我，她正月初二要和罗云结婚，请我去吃酒。她说派车来接我，我找了个理由谢绝了。
我没有去参加周玉清和罗云的婚礼，不是我不愿意祝贺他们，实在是因为知道在那个场合自己的笑只会比哭好一点，而他们看见我，也或许会有不自在。与其那样，还不如不去。
正月初二那天，吃完早饭，我就一个人离家，独自去了长风公园。长风公园就坐落在火柴厂的后面，是我们以往经常会去游玩的地方。公园里有一个大大的湖，据说早些时候，人们为了建这个公园，硬是用锄头一点一点地挖出了这个湖，所以这个湖被称为“银锄湖”。挖出的土全部堆在边上，垒成了一座小山，谓之“铁臂山”。我在铁臂山和银锄湖之间的近湖边挑了一张背山观湖的绿色长椅，在上面坐了一天，连午餐也没有去吃。
过节的时候公园里游人很多，我一个人坐着，看着湖面上热闹的游船，突然想起了和周玉清曾经的一幕又一幕，禁不住潸然泪下。
这一天我还想了许多许多：我想了周玉清和罗云结婚的场面；我想了电影《生死恋》，我想那导演实在不应该让夏子死去；我还想自己今后还会遇到个什么样的女孩，什么时候也可以结婚。
但我没想过要走下湖去。
我坐到下午五点多，一直到公园关门广播声音响起才离开。
走出公园，偶见路边有一朵不怎么鲜艳的小黄花，还有一只蝴蝶在小黄花上不停地飞飞停停。我看着看着，脑中突然飞出一首小诗：
蝴蝶，
并非全在，
公园的花坛。
郊外的路边，
也有一只，
在亲吻小草。
《文汇报》副刊推出了“我与生活”征文。我把以前那篇名为《是火柴，就要燃烧》的演讲稿修改后寄了出去。
那时候上海有影响力的大报也就是《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两家，报纸都是对开四个版面，一二版的新闻基本都大同小异，报纸只能以副刊的特色来吸引读者。为了引起读者的关注，各副刊都会经常举办读者征文活动，好的征文不仅可以见报，获取同等的稿酬，而且还有机会在活动结束时获奖，因而征文活动总能收到数量众多的读者投稿参与。我那些年也有这样的爱好。因为如果不是参加征文活动，给报纸投稿被采用的概率很小，而参加征文活动我的投稿总会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纸上，我已经屡次尝到了甜头，甚至在国家级大报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也有斩获。
一个月后的某天上午，和往常一样我去车间为“每日新闻”采稿。路过厂报栏区时，一位正在看报的工人突然叫我：“小江，你的文章又见报啦！”我赶紧回头走到阅报栏处，一眼就看到了那篇征文大大的标题。好家伙，文章占了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二还多，编辑还根据内容配了一幅我拄拐杖的图，我一激动，腿一颤竟然摔了一跤。
这篇文章的效果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从第三天起，我就开始收到读者来信，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一百多封。这些信有来自上海的，也有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其中有些信是谈感想的，还有三十多封信是向我表达爱慕之情的，甚至有些信件中还夹着写信人的照片。丘比特之箭一支一支地向我射来，让我在那一刻无法招架。
那段日子里，我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就是看这些信。对期待我解答问题的一般来信就先给予回复，最让我纠结的是那些表示爱慕的信。它们既让我兴奋和激动，又让我陷入不知如何选择的境地。
一个月后，我又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的信，拆开看，里面一张大大的信纸上就写了这几个字：
你好！
读了你那篇文章，我觉得你就是我一直在寻寻觅觅的人：最美的爱情总是和最美的心灵相伴。我想，沙漠不需要鲜花，而是乌云。
××中学英语老师
冰清
连寄信日期都没有。
有味道。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封信，还有那个清新脱俗的名字。
两个月后，我们往来了几个回合的信。冰清来信说，要来上海见面，而且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是×月×日×××班次的。知道冰清即将来上海，我又喜又忧，喜的是马上就要看到冰清了，忧的是不知冰清是否能够接受见面后的我。
那天晚上，我去了火车站接冰清。
此前我从来没有去火车站接过人，到了火车站，我才发现这人不好接。虽然她给我寄来了一张照片，但每趟列车都会下来那么多的人，我根本没法把照片上的人找出来，即使对上了号，我也挤不进那人流中去叫住她。看见有些人接车是举着一张写有人名的纸，而且要高高举起，可我那时上哪儿去找纸和笔啊。忽然我想到，冰清应该能认出我，我的特征明显，我已经在之后的回信中详细地说明了我的残疾情况和我的身体现状，让她再三考虑清楚。于是，我就不停地在火车站出站口处走来走去，我希望冰清会看见我，来叫我。
眼看冰清所坐的那班火车的人走完了，但始终没有人来叫我。我大概又继续等了一个多小时，依然没有人来叫我。时间已经快半夜了，再不走公交末班车要没有了，我只能回去。
这一晚上我没睡好，我不知道冰清到底来了没有，我实在非常期待着她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门卫师傅给宣传科办公室打来电话，称有个人在门口找我。我立即出去，走到门卫室，只见厂门口站着一个年轻高个女孩。她一头乌黑发亮的短发，戴一副眼镜，穿一件米黄色风衣，着黑色裤子，穿黑色皮鞋，背一只白色包，显得无比的清纯、靓丽。
我走过去问：“你是冰清？”她点头称是。
我心中一阵惊喜，马上在门房给办公室白科长叫了个内线电话，我请假了。
我引着冰清先去了宿舍，给她倒了杯水喝，再去食堂打了两份饭。吃完后，我就带着她一起回家了。
冰清，23岁，小我四岁，一只可爱的小兔子。生肖书上说，属兔的和属猪的是绝配。
这年，我父母已经退休回到了上海。家里原先不算客堂还有两间房，父亲回上海后，又在院子里盖了间简易的房。平时父母住一间，我有一间，新盖的那间弟弟住。我把冰清带到家后，把我的房间安排给她住，我则和弟弟挤在一起。
父母突然见我带一个如此漂亮的女孩回家当然乐不可支。更有意思的是萍萍姐姐，那时她刚刚顶替她父亲退休回上海没多久。那天下午，天气很好，太阳暖融融的，我陪着冰清在院子里洗头，她脱下了外面的风衣，用一只脸盆盛满水，弯着身子，萍萍姐姐则赶紧拿出了自己用的女性洗头膏给冰清用，还一直在打量着冰清，为我开心。她站在冰清的身子后面，不停地向我眨着眼，竖着拇指，点着头。一会儿，她又瞪大眼，噘噘嘴，做着手势，我似懂非懂地笑着和她点着头，和她打着暗语。
冰清洗完头，站起身，用毛巾擦着头发。她穿着紧身的毛衣，在阳光下充分展示着她的丰满。
冰清告诉我，她是家里的长女，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弟已经参军，二弟在读技校，妹妹尚未工作。她父亲是农艺师，常年忙于研培水稻小麦育种，得到过许多荣誉，母亲在家照看孩子。
父亲的实验田离家很远，所以不能每天回家，通常都十天半月回来一次，但父亲很爱他们几个孩子。每次回家，父亲总会带好吃的东西给孩子们吃，还给他们讲《西游记》里面的故事，冰清总是听了还要听。有一年，父亲因培育出适合当地的高产优质水稻获得了省科技奖，奖得了一只半导体收音机。冰清很喜欢听收音机里的节目，也经常听广播剧，有一次听完《伤痕》哭得稀里哗啦，让一旁的弟弟感到莫名其妙。她父亲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冰清总是经常有很多感想，也经常把想法说给父亲听，父亲总是鼓励肯定她的想法。那年高考，冰清自作主张地要考英语专业。英语专业当时还很冷僻，少有人问津，别人都不解地问怎么让孩子学这个专业，父亲只是以笑作答。结果全乡镇就她一个人考入了师范院校的英文专业。当她和我结婚后，也恰巧是她所学的专业为她调进上海工作奠定了基础，因为那时的上海英语人才较缺，尤其是学校的英语老师。
冰清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姥爷的父亲是举人，姥爷是北大毕业。当年的姥爷可是河北某县数得上号的大富，据说县城整个一条街的商铺都是他家的，是当地最大的地主，而且还有自己的家丁武装。但姥爷的三个孩子都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去了，小说《平原枪声》的作者之一韩安庆就是冰清的舅舅。这部小说是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小说中那个跟着解放军排长的女孩原形竟然就是冰清的阿姨，阿姨跟着部队走过全国除台湾外的所有地方，现在已经离世。
冰清母亲原来也在部队上的文工团工作，年轻时的母亲很漂亮。不幸的是，有一年去探望姐姐的路上，她随身带的小包给偷了，小偷拿了钱后，把包内的户口簿等材料寄到了单位上。结果，部队发现了她原来是个出身不好的地主小姐，于是她被文工团开除。在回家的路上，母亲在火车上认识了冰清的父亲，后来俩人结了婚。
我听着冰清叙述她们家的一切，感觉就像在听故事一样。尤其是她写作《平原枪声》的舅舅更让我崇拜。原来看小说的时候，就感觉那是个神奇的故事，可突然一下子，这故事怎么好像就发生在了自己的身边，是这么的近。但让我深为惋惜的是，冰清说舅舅三十多岁就因病去世了。听完这句话，我感到非常难过。
有一年，《平原枪声》被拍成电视剧，我每天都看。每当看到原小说作者韩安庆的名字已经打上了黑框，我都有点提不起精神。之后，小说又再版，我特意去书店买了一本又读了一遍。
冰清教课的学校里没有集中的办公室，每个老师都有一间房，既是宿舍又是办公室。她很喜欢读小说，说起读过的小说，我们几乎都一样。我看过的那些书她都看过，她最爱看的是书中那些朦朦胧胧的爱情情节，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和卢嘉川，《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和小白鸽，还有保尔和冬妮娅等。她说她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西沙儿女》。读完之后她对西沙非常向往，很想到那里去。后来，社会上流行琼瑶的爱情小说，她说很喜欢，但只读过少量的几本。
她从小有在爸爸的镇政府办公室阅读各种报纸的习惯。那天她读到了《文汇报》上我的文章，觉得我像书上的人，她一直都在寻找书上的人，所以一直对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很反感，当时她也没寄多大的希望，觉得写信的人肯定不少，但她又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觉得试一下也无妨，就给我写了信。
冰清曾经有过几次恋爱，但都觉得他们与书上的人相差太大。
冰清说，看了我的文章，就觉得我像书上的人。我有个特点是不爱多说话，她说她喜欢不爱讲话的高仓健式的人，深沉、内敛。在当时那个年代，高仓健确实是许多女孩的偶像，可没想到我也会成为她心中的高仓健。
我问冰清这次向学校请了多少天假，她说一个星期。于是，我也调休了一个星期，还和她讨论这一个星期的安排。有一次，我担心地问冰清：“如果你们家里人知道了我的情况，不同意你的选择怎么办？”她笑答：“我的爸爸妈妈都很民主，我的事情我可以做主。”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临走前，萍萍姐姐、白科长还有我的其他的朋友、同学都担心地问我：“这一走，她还会回来吗？”“怎么不把证给办了？”我说：“顺其自然，该是我的就是我的，有些东西没法强求。”
我和冰清约定，她放假时再过来。
她没有爽约。
冰清曾说她不会做饭，我说我从小就学会了做饭，我给她做一辈子饭。
我也没有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