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奶奶”后，父母就会每个月准时把她的工资和我们的生活费寄过来。随后是每个月给我们写一封信，关照和叮嘱我们要听“奶奶”的话，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时，父亲还会在方格练习本上工工整整地写好字样，要我们练字。父亲是机械制图师，他有一手漂亮的仿宋字。正是在他的要求下，我和弟弟早早地开始了练字，因而都写得一手漂亮的字。
父母难得来上海看望我们，出差机会也极少，每过几年才来一次，而且是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见到一次父亲或母亲，就得过五六年，他们每次来也仅仅是住上十天半月的。看到其他孩子都有爸爸妈妈陪着玩，我心中总会有一种羡慕，而自己的爸爸妈妈总像月亮里的那个老公公，永远只能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
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父母还带有思念和企盼。有一次，弟弟在吃了“奶奶”的毛栗子后，私下和我商量要写信告诉父亲，但我想了想劝弟弟不要写，那样父母会为我们担心的，还会影响他们抓革命、促生产。又过了几年，那时候好像我们什么活都会干了。恰好听说父亲要来上海，我和弟弟就私下策划着谋反，想好要告诉父亲我们不要“奶奶”照看，我们自己照顾自己生活。为了让父亲相信，我们还策划好，等父亲来后如何积极干所有的活，让他亲眼看看我们其实什么都能做了。
我和弟弟怎么也没有料到，父亲要到上海的前一天，“奶奶”就接管了一向要我们干的活，并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从明天起，你们什么活都不要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果然，她第二天就早早起来干活了，等我们起来的时候，连饭都给我们盛好了。我和弟弟经过严密策划的方案就这样轻易地被“奶奶”破坏了。不过，我们还是找了个机会，向父亲提出了我们的想法，但显然，父亲没有同意。他还是像往常写信时关照我们的一样，让我们听“奶奶”的话，好好学习。
回头想想，那时候我和弟弟还都在上小学，父母怎么可能会同意我们自己独立生活呢。自从这次父亲回去以后，我们希望通过父母来摆脱“奶奶”的企盼算是彻底破灭了。
当时，父亲的姐姐家也就是姑妈家和我们共用一个大客堂间，两家吃饭都在一个客堂里。姑妈家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北京读大学，大女儿读高中，小女儿萍萍也比我大好几岁。萍萍姐姐身材很好，高挑的个子配有一张瓜子脸，很是俊俏。可惜的是脸上总油油的，还长满了痘痘。她脾气有点倔，总喜欢和父母嚷嚷，特别会和母亲顶嘴。虽然我们两家共用一间客堂，但似乎来往不多。只有我和萍萍姐姐还有些交流，有时候我们还会在一起玩玩24点，打打40分（扑克的两种玩法）。
那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特别佩服萍萍姐姐。
某个星期天的上午，“奶奶”又出去和人玩大怪路子（扑克的一种玩法）了。当天，她买了肉，让我做红烧肉。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做了，没什么难处。可那天我恰好在读一本萍萍姐姐借给我的小说《牛氓》，看着看着，把炉子上的红烧肉给忘记了。结果等闻到了浓浓的焦味我才想起锅里的红烧肉，我赶紧起身去揭锅盖。我一看完了，这肉根本没法吃。我知道这次闯大祸了，要知道，那个时候买肉都要凭票供应的，每人每个月只有半斤肉的定量配给。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肉，倒了吧，怕挨骂，不倒吧，实在也没法吃。犹豫了半天，我最终还是决定把肉铲出来倒到外面的泔脚桶里（一种专门用于收集残菜剩汤供养猪人作饲料用的桶）。不久，“奶奶”回来吃饭了，她找不到红烧肉，就大声训问我。我胆胆怯怯地把原因告诉了她，她即刻大发雷霆，一步就冲到我的面前，用劲一推，我就被重重地推倒在了地上。我疼得在地上哭起来，可她还是没完，她抓起我看的那本《牛虻》就要撕。我急得要去抢，可没抢到。千钧一发之际，萍萍姐姐冲了过来，她从“奶奶”手中一把夺过那本书，说：“这是我的书。”《牛虻》没有被撕毁，但姐姐和“奶奶”着实地吵了一架。我发现，吵架时“奶奶”并不敢像对待我们那样对待姐姐，起码她就没敢给姐姐毛栗子吃。
事后，我觉得特别地解气，只是我担心姐姐以后会不再借书给我看。如我所料，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姐姐才又重新借我书看。
我不知道姐姐从哪儿借来这么多好看的书：《苦菜花》《迎春花》《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青年近卫军》《在人间》等。还有好多书名，我都记不起来了。每次她看什么书，我都会向她借来看。我最不满意的是，她每次借书给我看的时间都很短，通常一本砖头般厚的书，只允许借我两三天甚至更短。这使我不得不抓紧时间拼着命地读，晚上钻进被窝里还得读。即使是这样，有的书还是来不及读完就给她要回去了。
这些书的纸张都发黄了，许多都是没有封面的，姐姐告诉我，这些都是黄色书，不能带到学校去看的。我当时并不理解什么是黄色书，想来是因为这些书的纸张都是发黄的原因吧，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书的纸发黄了就不让人读呢。
自从萍萍姐姐和“奶奶”吵架以后，我也开始经常跟“奶奶”顶嘴，结果是吃到了更多更狠的毛栗子。弟弟也开始和“奶奶”顶嘴了。有一次，弟弟放学后因为学校出黑板报天黑后才回家，“奶奶”硬说他是在外面贪玩，弟弟回嘴争辩，结果被狠狠地敲了几个毛栗子。弟弟不服，拉着“奶奶”要去居委会干部家评理。当时我们家的前面一排房子里恰好住着一位姓陆的居委会干部，我们都叫她陆阿姨。弟弟拉不动“奶奶”，他就自己去找了陆阿姨，陆阿姨来后，批评了“奶奶”的打人行为。此后，“奶奶”的打人行为似乎有些收敛，但派给我们的家务活和骂声丝毫没有减少，甚至连她自己的衣服也常常要我们替她洗。
一天，家家户户接到居委会通知，晚上八点钟收听最高指示。
晚上八点，学生回到学校，工人回到工厂，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坐在教室里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最高指示。当晚的最高指示我还记得就这么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学校立即把最高指示抄写在大红纸上。当晚，学校组织学生、工厂组织工人敲锣打鼓上街报喜，好不热闹。
那时萍萍姐姐正在读初三，还没有初中毕业。他们全班同学就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上山下乡。他们全班都将奔赴黑龙江黑河农村插队落户，那地方是和“苏修”（苏联）接壤的边疆。后来姐姐来信说，她们插队的地方有一条河，隔岸就是“修正主义”国家了。其实萍萍姐姐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她姐姐前一年刚去了江西农村插队，哥哥在北京读大学。但她没有理由留在上海，因为她那届毕业生是“一片红”，即没有一个人可以留在城市，无论是工人家庭的孩子，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女。所以，他们那一代人被称作“老三届一片红”。
连着好多个晚上，萍萍姐姐和她班里的干部还有一些家长们，来到我家宽宽的客堂间，坐了满满一屋子。他们开会，研究成立什么战斗队，商讨如何去领冬军装（她们去的地方是个边境，所有男女生都配发冬军装，而且萍萍姐姐他们一到那里，男生们还都配了枪，成为武装基干民兵。后来听说，对面的“修正主义分子”一夜之间突然看到我们这里增加了那么多部队，吓得不敢出来），女生的家长不停地叮嘱着男生要照顾女生。总之，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没有眼泪只有兴奋。临行那天，萍萍姐姐和她的同学们都穿着崭新的军装，披着军大衣，被卡车载着。街上到处是敲锣打鼓欢送的人群，而他们则举着鲜红的旗帜，激情高昂地奔赴广阔的天地。
不久之后就收到了萍萍姐姐的来信，她父母不识字，每次读信和回信都由我代替。信中她说了那里的艰苦，有的女同学已经受不了了。她们经常有同学回上海，走的时候总要求给带点东西过去，什么都要，以吃的为主。我记得那时带得最多的是鱼松，这东西市场上不知道有没有卖的，反正我是没见有卖的，它或许是当时知青家长的一项发明。鱼松的味道确实不错，且价廉物美，营养丰富，携带方便。
我帮着姑妈替姐姐做过好几次鱼松。每次，姑妈先从菜场买回十几斤或更多小的不新鲜但价格便宜的带鱼。我将它们洗净清蒸，然后去骨去刺，留下的鱼肉放入铁锅用小火不停地翻炒，再放点醋和盐，炒至油出，没了水分，最后装入空的麦乳精铁皮罐。这样，鱼松就做成啦。
萍萍姐姐在我结婚前才被准许顶替退休的父亲重新回到上海，她回来时还带回了一个高大的东北老公。
后来我读中学了。
我在小学共读了七年，有两年算是初中预科，中学读四年，就算是高中毕业。
去中学比去小学的路程要远一倍，更不方便的是中间要横穿一条车流很多的中山西路。好在我那时拄拐杖走路更熟练了，摔跤自然也减少了许多。
但在开学那天，还是让我感到了意外。
刚吃过早饭，忽然来了两个陌生的男同学，一位个子高，一位个子矮些。个子高的叫刘为华，个子矮的叫程兵，他们说是班主任叶老师派来接我去上学的。我既高兴又惊奇，我并不认识叶老师，连面都没见过，更没有向她提出过任何要求。那一刻，我又想起了早些时候的翁老师。
中学四年叶老师一直是我的班主任，在这四年里刘为华和程兵也一直不间断地来陪伴我上下学。毕业后好长时间，我和这两位同学一直保持着朋友之情，和叶老师的联系也一直保持到我离开上海。
自萍萍姐姐离开上海后，就再也没有人借书给我看了。到了中学里，虽然课没有怎么好好上，每个人却还是拿到了一张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这着实让我开心。等到开放的那天，我迫不及待地就去了图书馆，可奇怪的是，借书的人并不多。图书馆的书似乎不少，但确实没有姐姐曾经借给我读过的那些书。不管是什么书，我还是一本接一本地借着读。留在我记忆中的书有《金光大道》《艳阳天》《征途》《连心锁》《烈火金钢》《西沙儿女》《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红岩》《万山红遍》《小砍刀的故事》，等等，还有很多我都记不清了。
这些小说的一个共同点是，书中的主人公无论男女，都不谈情说爱。书中绝对没有那些男欢女爱的描写，以至于我都没有从书中接受过任何关于男女交往、处理男女关系、情感体验的养料。这导致我到了二十几岁还是个恋爱的“白痴”。曾经一个对我有心的女孩在自己的掌心里写出“吻”字问我怎么读时，我竟然还不好意思说出来，更不用说去吻她了，结果就是白白错失了一个可以享受初吻的绝佳机会。
我真正读到黄色小说已是23岁了。当时厂里一个工友借给我一本手抄的《少女之心》，我一口气读完，读了一个通宵，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我气喘吁吁、冲动不已。
也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情绪或者是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下，我竟然在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主标题是——要复课闹革命，副标题是——给校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用毛笔抄了两张大白纸，我让刘为华和程兵把大字报贴在学校教学楼的入口处，公开信呼吁校革命委员会要抓紧恢复正常的上课秩序，提出了要复课闹革命的要求。
大字报一贴出，便围满了观看的人。
次日上午，全校每个教室都打开了广播喇叭，我被请到了校广播室，向全校师生宣读了我的这封公开信。校领导对这封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一下子在全校出了名。
后来我觉得，这种出名对我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还是没有一个女生会来和我说话。我们班里有二十多个女生，在一起读了四年的书，只有我后桌的那位和我悄悄地讲过几次话，而讲话内容还是问我作文怎么写之类的。但这已经足以让我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我总是偷偷地借故回头去看她几眼，她个子不高，最可爱的是那只小鼻子，玲珑精致，微微上翘。她也不太和其他男生说话，而且是班上唯一和我同时被批准加入共青团的人。
毕业前，她被分配去了农场，我买了一个日记本想送给她留个纪念，还特意为她写了一首诗在扉页上，但最终却没有勇气送出去。这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过面，前些年曾经有同学组织过几次聚会，但没能找到她，听说她后来去日本留学了。
初三开始，每学期都会有一次学工、学农或学军的机会，每次都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同学们大都被组织去了工厂或农村，我则留在了学校的校办工厂。校办工厂内有一个机械描图室，我在里面开始学习以后的谋生技术，父亲听了自然很高兴。
描图室里有一个指导老师，他竟然也是双腿残疾，而且看起来比我还重，因为他连拄拐杖走路都不行，身不离那辆三轮车，上下车还都是让身体好的同学架上架下的。但他描出的图确实漂亮，再难再大的图完成后也看不出一丝连接的痕迹。他写出的仿宋字更是没得说，简直和书上的一模一样。我非常虚心刻苦地向他学习技术，终于在一个月以后，我顺利过关，开始上岗描正式图纸了。描图室的这些图纸都是从其他大企业接来的活，所以都有收入，从我正式上岗描图起，就开始有报酬了，每天三角钱。一个月后，我竟然收获了八元多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收入。我想象着自己以后的生活有了出路，高兴得在回家路上买了两包牡丹烟，回到家里把它给了“地主婆奶奶”。对自己这一莫名其妙的行为，直到今天，我都还没弄明白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这以后，除了学工学农学军的时间，寒暑假我都到校办工厂的绘图室去上班。我已经能够描出很复杂的零号装配图了，那是难度最大的图纸。同时，我的仿宋字也越写越好。有时候描图室任务紧，放学后和星期天还会叫我去加班。
同学们学农回来，总有一大堆说不完的趣事，其中说得最多的是有关程兵的趣事。据说有一天晚上，大家发现他不见了，就报告给了叶老师，叶老师打着手电带着同学到处去找，结果在一处草垛那儿找到了他和一个女生在一起。其实平时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发现许多女生都爱和程兵说笑，从此以后，程兵有了一个绰号：兰花。这是普通话的读音，如果用上海话念，它就是“乱花”或“来花”。 其实，这三个名称所代表的意思都不一样，可能谁也没弄明白或谁都又全明白他究竟是属于哪个花，反正每次大家叫这个绰号的时候都会大笑。然而叫的时间久了就没人再笑了，甚至结婚后，他的妻子也叫他“来花”。
程兵是我们这个班级里最早结婚的人。毕业后他被分配去了农场，不久就听说他结婚了。我28岁结婚那年，他带着女儿来喝喜酒，女儿长得已经和我差不多高了。
比起程兵来，刘为华的女人运就差远了。初三那年，刘为华忽然看上了校女子篮球队的一个学生，她比我们小一届。几番打听后发现，那位女篮球队员竟然是我弟弟同学的姐姐，这下刘为华可来劲了许多。我们好多次在一起讨论，想了许多办法让刘为华去接近这个女生。最后，刘为华说要约她看电影。他立刻去买了两张电影票，把其中一张放入信封，让我弟弟通过同学转给她。信送出去的那几天，刘为华明显地焦虑，有激动有兴奋有不安有担忧。到了那天，他早早地就去了电影院，可边上位置到影片放映结束还是空的，这让他沮丧了好一段日子。
后来，刘为华35岁才结婚，比我还晚。
1976年9月的一天，我已经放学回家，忽然一声闷雷震撼大地：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那一刻，所有人的心似乎都停止了跳动，无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自觉地向各自所在的单位或学校汇去，我也赶紧放下手中正在做的晚饭，回学校去。哀乐一遍又一遍地在整个中华大地奏响。当晚，所有班级的班干部都在各自的教室里布置了灵堂。
我们用白纸做成白花，做成花圈，做到半夜，没有一个人说笑。第二天，每个班级都有了灵堂，全校举行悼念会，全体师生在操场上列队致哀。追悼会上，我被选出代表班级所有同学向毛主席表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中学的日子过得很快，四年的光阴转眼即逝。1976年中学毕业的时候，由于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大家都关心分配的方案。这之前，所有毕业生的工作都是由学校负责分配安排的。对每届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方案，上海都会有一些极细的规定，规定把各种情况归类分档，所以，每个人都会关心自己属于哪一档。比如，去外地的有插队档、农场档，留上海的有读技校档、集体企业档、全民企业档等，被应征入伍的例外。如何分档就看家中的具体情况了，比如家有三兄妹，如果老大插队，老二就可以留在上海分配在全民企业，老三则可读技校。我是老大，但当时由于父母在边疆，我属于很硬的全民档。程兵也是老大，为了确保小他两岁的妹妹两年后能留在上海，他选择了去农村。刘为华有个姐姐已经在农场了，他应该可以留在上海读技校，可他不喜欢读书，去集体企业又不理想，何况他也有个妹妹。他父母希望作为儿子的他留在上海，但那样的话，妹妹去向难料。正犹豫之际，他被批准入伍参了军。
我毕业后的第二年，全国才恢复了高考。当时我们这个班级里只有一个叫庄正平的同学，在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考进了大学，后来他又去了美国留学，再后来就留在了美国。
随着中学毕业和分配工作的临近，我脱离“奶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之后随着高考的恢复，弟弟的生活也出现了新的目标。那时他已经在初中了，他的目标是考寄宿制的复旦大学附属高中。经过初中最后一年的拼搏，他如愿以偿，以全区第三名的成绩进入了复旦大学附中。随着弟弟的行李搬进了复旦附中宿舍，“奶奶”的使命也就自然结束了。
校园生活对我的人生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确切地说，家庭格局和生活环境只是影响人心灵成长的一个方面，而校园生活可以改变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好的校园生活可以抹去在其他生活圈子由于遭受不幸而留下的心理阴影，不好的校园生活可能会使那些心灵的创伤再次被扩大。
由于和常人不一样，身有残疾的人总免不了会有自卑的心理阴影。我有自卑心理，而且是非常不小的自卑。
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与众不同的眼光，并不是我拄了一根拐杖，而是初中时有一次去公共澡堂洗澡。那是一个春节前的某一天，寒冷的家里当时无法洗澡，我在一个同学的陪同下去了一处乱哄哄的、比较拥挤的公共澡堂。没料到的是，脱光衣服后，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像看西洋镜般地看着我。这令我很尴尬，我都没顾上好好洗，胡乱冲了冲就迅速地穿上了衣服。
第二天，趁着家中没人，冒着寒冷，我脱光了衣服站到大衣柜中间那面大镜子前，真正地看了看自己的形象，感觉确实与众不同：两条腿细细的像两根竹子，支撑着左右前后都不对称的上半身躯体。那一刻，我愣了，我看着自己的躯体，默默地穿上了衣服。那一刻，我并没有讨厌自己的身体，而是决定以后宁可在家擦身也决不去公共澡堂洗澡，我把这看成是对自己身体的尊重。
那时，我最渴盼的是冬天的家中能有个可以洗澡的浴室。这个愿望一直到我租了天山新村的房子后，才得以如愿。
自从这次审视了镜子中的自己以后，我总是有意避免引起大家的注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在群体的边缘。我不会主动和人说话，和陌生人或在人多的场合下说话我也开始变得紧张甚至结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自卑情结在作怪。
自卑仿佛是我身上一块无法消去的伤疤，是我心中永远的痛。这使得我常常会有意无意地来呵护这块最容易受伤的地方。一方面，我宁可不被人关注；另一方面，我又期望所有的人都尊重我、喜欢我。这几乎是我最大的愿望，甚至成了我自己的生活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必须在某些地方做得出色。这种感知在我上小学时就已经体会到了。那时，我最喜欢上的就是语文课，我对课文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分析以及所写的作文，常常会受到老师的表扬，并在班级里成为示范。当时，班上语文不怎么样的同学常常会来请教我，或抄我的作业。我觉得自己有种被需要的感觉，有一种满足感。正是这种满足感的不断积累，又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幸福。
幸亏我遇到了翁老师、叶老师，由于她们的引导，同学们对我十分关心和友爱。尽管我有残疾，但却没有受到同龄人的歧视和欺负，这让我心生感激。而“奶奶”近乎没有人性的管教方式也让我变得坚强和自立，如今，我早已对“奶奶”释然并抱有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