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鹤顶回来，我一路都在抚弄那只伤了翅膀的鸟。杜老枪摇橹，吱吱呀呀地响，把水翻到船后去。他边摇边唱，调门扬起来，天就黄昏了。那鸟不怕船声和水响，怕杜老枪怪异的歌声，在我手掌心里乱跳，要不是我在它腿上系了一根线，翅膀坏了它也会飞走的。
我跟杜老枪说：“别唱了，鸟要吓死了。”
“哪有摇船不唱歌的。吓死了明天再给你打一只。”
声音更大了。今天他高兴，打了四只野鸡、三只野鸭，还有这只伤了翅膀的鸟。我说叫翠鸟，图画书上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叫柴咶咶。柴咶咶，多难听的名字，比麻雀还难听，我不信。有过路的船和我们打招呼，扯着嗓门喊老枪，老枪也伸长脖子跟人家对喊。有的船上已经亮起了灯，摇摇晃晃的光亮把水面照黑了。到了，杜老枪说，收起了两只橹。我听到石码头上夜晚嘈杂起来的说话声。
母亲站在石码头的第一个台阶上，背后是我们家饭店敞开的大门，灯光雪白，很多人在灯光里走动。
“怎么现在才回来？”母亲说，“要把人急死了。”
“木鱼要柴咶咶，打了半天才打到，”杜老枪说，把装着猎物的口袋扔到石码头的台阶上。“今天运气不错，一堆，够那帮狗日的吃几顿的。”
我捧着小鸟上岸时，被母亲骂了一句：“多大了，还玩这个。”
杜老枪拎着口袋进了我们家，他要把猎物卖给我父母。几年了，他一直给我们家饭店提供这样的野味。有几个船老大对野鸡野鸭什么的特别有兴趣，每次经过石码头都要吃上两只。杜老枪说的那帮狗日的就是这些船老大。这帮狗日的整天在运河上跑来跑去，兜里有的是钱。他们常常三五个聚在一起，在我们家饭店里划拳喝酒，一身的江湖气，什么好吃吃什么。酒足饭饱之后，就拍拍肚皮去了花街，一个个歪歪扭扭地去找老相好的小灯笼。花街的很多门楼底下，夜晚会挂起小红灯笼，挂灯笼的那些女人躲在房间里，正用一个好身子等待那些来摘灯笼的男人。有外地的，也有本地的。无所谓，钱只认人。
父亲把猎物称了称，按老价钱算了帐，九十六块钱。父亲对母亲说：“给老枪一百。”
杜老枪说：“不能老这样，给九十。我就要九十。”
父亲看见了我手上的小鸟，说：“那不行，还有这只柴咶咶，一百还不够哪。再加十块。”
“不行不行，那就一百好了，”杜老枪用空袋子把枪裹起来。“柴咶咶是给木鱼玩的，他跟了我一天。”
“是翠鸟！”我说。
“好，翠鸟。就翠鸟。”
杜老枪呵呵地笑，收下钱要回家。父亲说，别回了，让木鱼去跟袖袖说一声，今晚在这喝酒，咱哥俩好些日子没正儿八经喝两盅了。杜老枪谦让了半天，最后打算留下来。他说是啊，有两个月了，好，喝。他把长枪放下，洗了手要坐下，袖袖就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了。
袖袖是杜老枪的女儿，都说是我们花街的人尖子，长得好。那些过往的船老大们，见过袖袖的都说，这丫头，像根葱似的，只有咱们运河水里才能泡出来的葱。他们说起袖袖时，嘴角像吃了红烧肉一样，亮亮的一片口水。
“爸，”袖袖说，紧张得胸脯鼓鼓的。“有三个公安局的来咱家了，让你快回去。”
“找我？”杜老枪觉得莫名其妙，抓了半天的脑袋，才说，“可能是为这杆枪来的。”他对我父亲说，“这枪先放你们家，我去看看。”他和袖袖刚出门，又转回头。“不行，我还是扛走，万一连累了你们就不好办了。你把酒留着，我回家看看，一准回来再喝。”
他把枪扛走了。我和父亲把他送出门，发现杜老枪和袖袖没有直接回花街，而是拐向石码头西边的灌木里。那里长了一丛丛深稠的紫穗槐。
“他是去藏枪，”父亲说。
